一个人不是今天拉住这个耳语一番,就是明天扯住那个密谋半天,时间一久,不管他悄悄跟人说了些什么内容,都会给人留下一个阴险的印象,没有人再相信他。人们会躲得远远地防备他,免得成为他泄密的对象,恐怕就连他所效忠的上司,如果所听到的总是一些没有价值的秘密,也不会重视他。
反过来讲,一个人不轻易与人私语,显得坦荡无欺,人们对他自然便没有戒心。但如果这样的人偶然说一次悄悄话,那一定十分重要,听的人也不能不信。
丁谓是历史上有名的奸相。他诱使宋真宗大搞迷信活动,什么天降神书,什么泰山封禅,弄得乌烟瘴气,劳民伤财。他是寇准一手提拔的,可是他一旦得势,就设计陷害寇准,想置他于死地。他勾结真宗的刘皇后,兴风作浪,破坏真宗和太子之间的父子关系,几乎把太子废掉。太子继承帝位,是为仁宗。丁谓又把朝政大权揽在自己手中,上欺仁宗,下压群僚,一手遮天,威势赫赫,谁也不敢惹他。
丁谓有两大绝招正合了“瞎子告黑状”的精髓。一个绝招是把仁宗孤立起来,不让他和其他的臣僚接近,文武百官只能在正式朝会时见到仁宗。朝会一散,各自回家,谁也不准留下,单独和皇上交谈。第二个绝招是排除异己。凡是有头脑,不附和丁谓的执政大臣,丁谓一律给他扣上一个罪名,所以朝廷中对一切军国大事总是以丁谓的意志为转移。舆论一色,政见一致,似乎安定团结得很。丁谓则高踞于权势的顶峰,自以为稳如泰山,可以高枕无忧。
就这样一个巨奸最终还是遭到了另一个道行更深的人的暗算。
执政大臣王曾虽身居副宰相之位,却整天装作迷迷糊糊的憨厚样子。在宰相丁谓面前总是唯唯诺诺,从不发表与丁谓不同的意见,朝会散后,他也从不打算撇开丁谓去单独谒见皇上。日子久了,丁谓对他越来越放心,以至毫无戒备。
一天,王曾哭哭啼啼地向丁谓说:“我有一件家事不好办,很伤心。”丁谓关心地问他何事为难。他撒谎说:“我从小失去父母,全靠姐姐抚养,得以长大成人,恩情有如父母。老姐姐年已八十,只有一个独生子,在部队里当兵。身体弱,受不了当兵的苦,被军校打过好几次屁股。姐姐多次向我哭泣,求我设法免除外甥的兵役……”丁谓说:“这事很容易办吧!你朝会后单独向皇上奏明,只要皇上一点头,不就成了?”王曾说:“我身居执政大臣之位,怎敢为私事去麻烦皇上呢?”丁谓笑着说:“你别书生气了,这有什么不可以的!”王曾装作犹豫不决的样子走了。过了几天,丁谓见到王曾,问他为什么不向皇上求情。王曾嗫嗫地说:“我不便为个外甥的小事而擅自留身……”丁谓爽快地回答他:“没关系,你可以留身。”王曾听了,非常感激,而且还滴了几点眼泪。可是几次朝会散后,仍不曾看到王曾留身求情。丁谓又问王曾:
“你外甥的问题解决了吗?”王曾摇摇头,装作很难过的样子:“姐姐总向我唠叨个没完没了。我也不好受。”说着说着,又要哭了。丁谓这时不知是真起了同情心,还是想借此施恩,表示对王曾的关心,竞一再动员王曾明天朝会后独自留身,向皇上奏明外甥的困难,请求皇上格外施恩,免除外甥的兵役。
他还埋怨王曾太迂气,太不关心年老的姐姐。王曾迟疑了一阵,总算打起精神,答应明天面圣。
第二天大清早,文武百官朝见仁宗和刘太后以后,各自打马回家,只有副宰相王曾请求留身,单独向皇上奏事。宰相丁谓当即批准他的请求,把他带到太后和仁宗面前,自己退了下去。但是他还是不太放心,便守在阁门外不走,想打听王曾究竟向皇上讲了一些什么话。
王曾一见太后和仁宗,便充分揭发丁谓的种种罪恶,力言丁谓为人“阴谋诡诈,多智数,变乱在顷刻。太后、陛下若不亟行,不唯臣身粉,恐社稷危矣”。一边说,二边从衣袖里拿出一大叠书面材料,都是丁谓的罪证,王曾早就准备好了的,今天一件件当面呈给刘太后和宋仁宗。太后和仁宗听了王曾的揭发,大吃一惊。刘太后心想:“我对丁谓这么好,丁谓反要算计我,忘恩负义的贼子,太可恨了!”她气得三焦冒火,五内生烟,下决心要除掉丁谓。至于仁宗呢?他早就记恨丁谓专权跋扈。只是丁谓深得太后的宠信,使他投鼠忌器,不敢出手。而且自己被丁谓隔绝,没法了解朝中的情况,不摸王曾等人的底,感到孤立无援。今天和王曾沟通了思想,又得到太后的支持,自然更不会手软。
王曾在太后和仁宗面前谈了一个上午,直谈到吃午饭的时候还没完。丁谓等在阁门外,见王曾很久不出来,揣知王曾绝不是谈什么外甥服兵役的问题,一定是谈军国大政。他做贼心虚,急得顿脚揪耳朵,一个劲地自怨自艾:
“上当了!”“来不及了!”当王曾来到阁门外遇见丁谓时,丁谓恶狠狠地瞪了王曾一眼,王曾向他拱手致意,他不睬不理,怒气冲冲地走了。
其实,王曾的做法是权术固无不可,如果说是说悄悄话的艺术高超,恐怕也没人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