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92年4月的一天，我和我的妻子到格莱斯顿家做客，他给我的《美国的四驾马车在大不列颠》一书以较高的评价。他建议我找一天上午，和他一起参观他的新图书馆，我们两人可以聊聊天，而他也可以整理一下他的书（他从来不允许别人碰他的书）。我在书架之间徜徉，发现了一本很独特的书，于是我向在我远处站在梯子上整理书卷的朋友喊道：
“格莱斯顿先生，我发现这里有一本《丹佛姆林的名人》，是我父亲的朋友写的。我小时候还认识其中的一些名人呢。”
“是啊。”他说，“再往左三或四本书那儿你会找到另外一本丹佛姆林的人写的书。”
我按他说的做了，看见了那本书——《美国的四驾马车在大不列颠》。在我找到本书之前，就听到了来自梯子上方传来的热情洋溢的声音：
“麦加对伊斯兰教徒有意义，贝拿勒斯对印度教徒有意义，耶路撒冷对基督教徒有意义，所有这些就是丹佛姆林对我的意义。”
听到那些声音的片刻，我意识到这些是我当年在南边从远处第一眼瞧见丹佛姆林时所产生的感觉。
“你到底怎么弄到这本书的？”我问。“我写完这本书时还没有认识你的荣幸呢，也就更不可能给你寄过这本书了。”
“对啊！”他回答。“那时我们还没有相识，但是有人，好像是罗斯伯里，和我提过这本书，我就派人去取来这本书，而且读得非常高兴。那里边对丹佛姆林的赞美深深打动了我，以至于我一直对它念念不忘，至今都记忆犹新。”
这件事发生在我写完这本书的八年之后，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格莱斯顿先生美妙的回忆。作为一名虚荣的作者，也许我应该请求得到宽恕，我必须承认我非常感激他对我这本书给出的极高评价。
那些星期天以“圣经的朗读者”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政治家们，很容易让人对其动机产生怀疑。我承认在我和格莱斯顿先生很熟之前，我偶尔也会产生这个想法。这个机警的老绅士至少应该能想到这样的露面会对他拉选票没有什么益处。但是当我了解了他的真正的性格之后，所有这些想法都消失了。他是如此的虔敬和忠诚，甚至在他的日记中也体现了这一点。当他在下议院中用了几个小时对预算问题所作的陈述获得了大家的接受时，他“明白以上都是神的力量在支持他”（参考莫利的《格莱斯顿的一生》）。就像能够拒绝其他众多信念的人那样，努力只坚信一种未知力量来支持信仰，这个信仰必定是对他真正地产生了持续的影响，虽然这可能会震惊其他人的想法——难道我们人都能够大胆地设想造物主会考虑到格莱斯顿预算案，这顶多只算是地球上的斑点那么大的事。这样想好像会遭天谴，然而我们知道对于格莱斯顿先生来说他的想法刚好相反——宗教信仰是不存在神的直接代言人来替神完成他的工作的。
1887年6月，大赦年的那天晚上，布莱恩先生和我约好去在皮卡迪里的沃尔顿与格莱斯顿和他的妻子那里一起共进晚餐，这是布莱恩第一次见格莱斯顿。我们坐上了马车迅速地从酒店出发，但是人群太拥挤了，以至于我们只能在圣·詹姆士街上下车。我们走到人行道上，布莱恩先生在后面跟着，我找到一名警察告诉他布莱恩的身份和我们要去的地方，并问他是否能够带我们到那儿。他做到了，一路上帮我们在拥挤的人群中开路，我们就跟在他后边。但我们赶到沃尔顿时已经快9点了。我们11点之后就分开了。
格莱斯顿先生解释说他和他的妻子本来是能够从海德公园到这来的，但他们希望我们回到他们住的地方在卡尔顿特瑞斯，同样的路线。布莱恩和我就在想我们应该享受在回酒店的路上挤过人群的机会。我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当我们缓慢地经过改革俱乐部时我听到了一些人说话的声音从右边的大楼传来。我对布莱恩说：
“这是格莱斯顿先生的声音。”
他说：“这不可能。他刚刚和我们分开回他住的地方。”
“这不重要，我只知道我认人的声音比人的长相更准，我确信这肯定是格莱斯顿的声音。”
最后我们往回走了几步，在那栋房子的附近我们发现了格莱斯顿先生和他的同伴。我们一起逗留了几分钟，他小心翼翼地不让他的头和脸从斗篷露出来。那时已经大半夜，而且他已经80岁了，还像孩子一样。在他知道他的妻子已经安全到家之后，他决定和我们一起共进晚餐。
格莱斯顿和布莱恩在晚餐中的谈话主要围绕英国和美国之间议会进程的不同而展开。整个晚上，格莱斯顿都在反复地询问布莱恩先生作为演说者的期间众议院的程序模式。我注意到了“先决问题”——不受限制的讨论。这个给格莱斯顿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期间，我们还不时地拓宽谈话的范围。
格莱斯顿先生的兴趣也许比英国其他人的兴趣都要广泛。我在苏格兰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阿米斯蒂的家中。他的头脑还是那么清晰，精力还是那么旺盛，他对事情的兴趣依然是那么浓厚。那时他最感兴趣的话题是美国高大的钢铁结构的建筑物。就此，他问了我很多问题，其中最令他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第五、六层经常先于第三、四层之前完工。他很满意我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他真的是一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
莫利先生（虽然是个勋爵，但仍然保持着平民作家的作风）很早就成为我们的英国朋友，当时他是《双周评论》的主编，我第一次给英国期刊投稿就是在这本杂志上发表的。到了晚年，我们之间的友谊更加深厚了，彼此承认对方是自己亲密无间的朋友。我们经常星期天下午互相通短信（有时是长信），因为这种精神感动着我们。我们不是同一类人，甚至还相差很大，我们能走在一起正是因为这些反差让彼此取长补短。我比较乐观，认为所有的丑小鸭都能变成天鹅。而他比较悲观，在真正危险面前显得非常冷静谨慎，甚至有时候有些杞人忧天。在我看来，世界是光明的，地球是一个真正的天堂——我是如此的快乐，我对命运充满感激。莫利很少对任何事表现出狂热，他总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作出判断，他的眼睛总能看到台上的斑点。
我给他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悲观主义者，从来没有什么能让他高兴的事；还有一个乐观主义者，从来没有遇到让他不高兴的事，在他们获得进入天堂的机会时，天使给予他们祝贺。悲观主义者回应道：
“是的，天堂是个好地方，但是不知怎的我觉得这个光环和我的头不是很相配。”
乐观主义者用一个故事来反驳他，有一个人被拖下地狱，魔鬼把他放在河边，他想喝一口——水很烫。一个老朋友向他搭话：
“啊，吉姆，这是怎么了？没救了，你真是无可救药了。”
吉姆答道：“安静点，可能还有更糟糕的呢。”
“还能怎样啊，你都被拉到无底深渊了！”
“嘘，安静”——他指指他的魔鬼殿下——“他可能会想起让我背他的。”
莫利和我一样，都很喜欢音乐，都着迷于斯基伯的早晨，因为那能听到管风琴的演奏。他和巴尔弗·亚瑟都喜欢宗教剧。我记得他们曾经一起去克里斯多宫殿看宗教剧。他们都很明智，富有哲学头脑，按我的理解，他们和哲学家也差不多了，但巴尔弗最近的作品有点投机——这是莫利永远不会尝试的领域，他还是脚踏实地向前走，并且只走在干净的道路上。在森林里迷路对他来说没什么危险，因为他肯定会找到出来的路。
莫利最近最惊人的言论是他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编辑大会上的演讲。他说在对形成和维持现在已经改良了的政治和社会状况上，伯恩斯的几行诗句比所写的几百万篇社论更管用。这引起了一些评论，不时地出现在他们自己的一些文章和言论中，他们做了他们应该做的。汤姆·佩尔在《人的权利》中有提到这些。
在这次演讲后他来到斯基伯，我们曾经讨论过此问题。我提到他对伯恩斯的赞美和他所引的伯恩斯的六句诗。他说他没必要告诉我几句诗是什么。
“用不着，”我说，“我已经把它们背下来了。”
在紧接着的一次演讲中，当时是给蒙特罗斯公园的伯恩斯雕像举行揭幕仪式，我给他背诵了我认为他所提到的六行诗。莫利证实了我说的是正确的。说来奇怪，我和他几年前都曾获得蒙特罗斯市的荣誉市民称号。
我邀请莫利到美国来拜访我们，在1904年，他终于来了，这次他游遍了大半个美国。我们尽可能让他认识一些像他自己一样杰出的人士。有一天，伊利弗·鲁特议员应邀到我家做客，莫利和他谈了很长时间。议员离开后，莫利和我说他非常喜欢这个同伴，是目前他所遇见的最合他意的美国政治家。的确如此，伊利弗·鲁特对公共事务拥有准确的判断力和广泛的知识面，却一点都不高傲。
莫利离开我们去白宫拜访罗斯福总统，与那个非凡的人度过了富有收获的几天。后来，莫利评论说：
“我在美国见到了两大奇迹，罗斯福和尼亚加拉瀑布。”
这是聪明和真实的生活——伟大的一对奇迹，他们不知疲倦地去完成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莫利是拥有阿克顿图书馆的最好人选，我给他这份礼物的原因是：当时格莱斯顿先生告诉我阿克顿勋爵的情况时，在他的建议下，我同意买下阿克顿图书馆，并且允许在他的有生之年仍然归他使用。不幸的是，仅仅一年之后，他就去世了，而图书馆就归我所有了。我坚信莫利能够最好地发挥这个图书馆的作用，并且最终会把它留给合适的机构。我刚开始和他说我拥有一个图书馆，他打断了我，说：
“好了，我必须告诉你在你买下它的那天我就知道这件事了。格莱斯顿先生告诉我的，我对它能够安稳地陪着阿克顿勋爵度过一生感到非常高兴。”
这就是我和他的亲密关系，根本用不着和对方说明情况，但我惊奇的是莫利居然不感到惊讶。这个事件证明了格莱斯顿和莫利的亲密无间——唯一一个他无法控制地要与之共享世俗快乐之事的人。然而在神学的问题上，他们两个人的观点差别很大，阿克顿和格莱斯顿是类似的。
当我在苏格兰大学建立基金之后的那一年，莫利作为大臣要随同国王陛下出访巴莫拉尔。他给我发电报说在启程之前一定要到美国来看我。我们见面时他告诉我，他的国王对我给予大学的捐赠和我对家乡所作的其他贡献非常赞赏，并想知道什么是我想要而他又能赐予的。
我问：“那你怎么说的？”
莫利回答说：“我认为没有什么东西。”
我说：“你说得很对。除非是国王写封信对我说他很欣赏我所做的一切，就像他给你写的。我将会珍藏这封信并且把它当成传家宝留给我的子孙们。”
我的想法得到了实现。这个国王亲笔写了封短信给我。我已经在上文给读者展示了。
对于莫利来说，斯基伯是最好的休养胜地之一，因为他的妻子每个夏天都要陪着他来我们这里好几次，都快成为我们家庭的一员了。他像我一样很喜欢驾游艇，这对我们俩来说，是最好的良药。莫利是，也必定永远都是“诚实的约翰”。他不搪塞别人，不说废话，在所有问题上和所有的紧急事件中都坚定地像块岩石。然而他善于到处观察——纵向的和横向的，带着宽阔的胸怀从不同角度观察。他不经常显出和蔼亲切，偶尔在适当场合中展示他的在场和权威。在那之后，就保持沉默了。
张伯伦和莫利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都是先进的激进派人士。我在英国时经常与他们见面和商讨问题。当地方自治问题被提起时，引起了英国广泛的兴趣，风头盖过美国的联邦制。我被邀请在几个城市中作公共演讲，解释和支持美国的联邦制——最自由的地方管理产生最强而有力的国家管理。我还给张伯伦先生寄了安娜·戴维斯写的《国家的管理》一书。在他的要求下，他和莫利、格莱斯顿还有其他人都交谈过此问题。
我不得不写信给莫利，告诉他由于我所提及的理由，我不赞成《地方自治第一法案》。当我见到格莱斯顿先生时，他在这件事上向我表示了他的遗憾，然后我们进行了充分的交谈。我反对将爱尔兰成员从国会中排除，作为一个独立体存在。我说我们不会允许南方的各个州停止向华盛顿选派代表的。
“如果他们拒绝你要怎么做？”他问。
“动用所有文明的资源——首先，停止通信。”我说。
他停顿了一会，然后重复：
“停止通信。”他感觉到这个很棘手，然后就沉默了，接着我们就转换了话题。
在回答有关我应该怎么做这个问题上，我总是指出美国有很多立法机构，但是只有一个国会。在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英国应该向美国学习——一个议会和地方性的立法机构（不是很多个议会）。他们应让地方政府像纽约和弗吉尼亚州一样。但是英国不像美国有最高法院，来决定法律的通过。法律不仅仅是被地方性立法机构来决定，还要被国会所决定，司法机构应该代表最高权威而不是政治机构。英国应该拥有国会来代表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威，而不是爱尔兰的规章制度。所以，爱尔兰地方性立法机构的法案应该经过国会下议院三个月连续的圆桌会议的讨论，并考虑到议会中反对方的意见，因为这会使得法案更具操作性（除非它不被通过）。议案将会是一封死板的信件，除非有不一致立法意见的加入，但如果有了不一致的立法意见的加入，那么对这个议案是有益的。我说这个条款还必须要确保羞怯的人们没有脱离。
后来我力劝莫利接受这个观点，他告诉我帕内尔曾经提过这个观点，但最后没被通过。然后，格莱斯顿有可能会说：“非常好，这个议案不仅仅是被我自己以及其他和我想到一起的人所支持，它也使得我们必须能够说服布莱恩站在我们这边。我现在已经不能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了。这是你们的责任了。”
一天早上，格莱斯顿的妻子在哈瓦顿说：
“威廉告诉我他和你有非常特别的交谈。”
无疑是有的。他不经常听说，如果曾经有轻松愉快地就真正的共和制问题进行交谈，他也不理解我不能想象出不同的世袭阶级。对于我而言，这看起来很陌生，人们应该故意地丢弃他们父母给他们所起的名字，而那个名字是他们父母的名字。特别有趣的是有新头衔的人。老的世袭贵族们很难不笑着向那些新成为贵族的人致意，那些人可能用了一万英镑去买这个头衔，或多或少的，用作党派基金。
有一次，我告诉格莱斯顿先生，布莱恩先生曾向我提过他的惊愕和怜悯。在一次游园会上，布莱恩看到年迈的格莱斯顿冒着严寒，手拿着帽子，向那些虚有头衔的碌碌之辈致敬。由此，我们谈到了政教合一的问题，我预测未来我们的团圆应归功于不列颠群岛没有能力再扩张。我还是坚持认为英国消除政教分离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没有其他任何种族还坚持这个了。在其他讲英语的国家中，宗教是被鼓励发展的，但不是让他们享受特别优待。格莱斯顿问：
“你说我们的体制能存在多长时间？”
我的回答是这没有一个固定的日期，在政教分离的问题上，他应该比我更有经验。他微笑着点了点头。
我进一步提到，相比于其他有着辽阔领土的国家来说，英国的人口肯定会相对减少。他问：
“你能预测一下英国的未来么？”
我提到了希腊在古代国家中的地位，并说也许乔叟、莎士比亚、斯宾塞、弥尔顿、伯恩斯、斯科特、斯蒂文森、培根、克伦威尔、华莱士、休姆、达尔文和其他的名人出现在英国也并非偶然。天才从来都不靠物质资源决定。许多年以后，英国可能不再是一个工业国家，并不是她衰落了，而是通过在其他领域的发展，我认为，她会变成为一个现代的希腊，在其他国家中扮演“精神领袖”的角色。
他揣摩着我的话，反复地念叨着：
“精神领袖，精神领袖，我喜欢，我喜欢。”
我以前从来没有感觉到那么喜欢和一个人聊天。我在哈瓦顿时又去拜访了格莱斯顿先生。我最后一次见他是1897年的冬天在戛纳兰德尔的家中，当时他已经病得很重。但是他依然那么有魅力，对我的弟妹露西尤为殷勤。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他给露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们离开时，露西感叹道：“一只病弱的鹰！一只病弱的鹰！”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那天我所见到的既苍白又脆弱的格莱斯顿。他是一个伟大而真诚的好人，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他确实配得上“世界第一公民”的称号。
我第三本文学作品《民主的胜利》的写作源于意识到见多识广的外国人极少了解美国，甚至英国人也是这样，而即使是了解到的那一部分也是受到歪曲的。那么优秀杰出的英国人居然没听说过美国的共和制，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我永远不会忘记1882年与格莱斯顿先生的第一次谈话。我说到现在大部分讲英语的国家都已经是共和制主义者了，君主制主义者只是少部分，明显地处于劣势。他说：
“为什么，怎么可能？”
“好了，格莱斯顿先生，”我说，“在美国，讲英语的人们比大不列颠和她所有的殖民的人口都多，甚至她的讲英语的殖民地再多一倍也没用。”
“啊！是吗？你们的人口总数是多少？”
“6600万。而你们的还不到一半。”
“哦！是的，真让人吃惊。”
关于国家的财力问题，同样让他感到非常震惊，根据1880年的人口普查证实了这个有百年历史的共和国可以买下大英帝国和爱尔兰及所有他们所拥有的资产和投资项目，并且还清英国的债务之后还绰绰有余。但这其中最令他吃惊的还是，我提出的关于自由贸易的问题。我指出美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家（后来的某天，我记得霍尔丹大法官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把英国称为世界第一的工业国家，他感谢我给他纠正了错误），我引用了一组数据：1880年，英国工业的产值是8.16亿英镑，美国的工业产值是11.26亿英镑。他只说了一个词：
“难以置信！”
接着，我还说了其他一些令他惊异的事实，他问到：
“为什么那些写作相关主题的作者没有把这些事实用简单明了的形式告诉世界？”
事实上，那时我正在忙于给《民主的胜利》搜集材料，我告诉他，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起到他所希望的作用。
《环游世界》和《美国的四驾马车在大不列颠》没让我费多少力气，但是《民主的胜利》这本书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本书的准备工作开始于1882年，它需要扎实而艰苦的工作，因为要检验和整理数据。但是当我慢慢深入这个研究中后，我发现它越来越有意思。好几个月，我头脑里装满了各种数据。时间在不知不觉中逝去，都已经黄昏了，我还觉得是中午。但过度的劳累引发了我一生中的第二次重病，因为当时我还兼顾着料理生意。经过再三考虑后，我才确信自己能够重新开始这项令人着迷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