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那时罗斯伯里勋爵是格莱斯顿内阁成员之一，还是一名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承蒙他的厚爱，我被邀请与他共进晚餐，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格莱斯顿先生。我非常感谢他让我见到了这位世界第一的公民。大概是在1885年，为了我的1886年《民主的胜利》，记得那时我按照事先准备好的令人吃惊的形象出现，给格莱斯顿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格莱斯顿先生第一次正式地邀请我与他共进晚餐时，我在处理社会事务中没能更努力地去争取我真正想要的。当时我已经和别人有约在先了，我强烈地希望这个来自大不列颠的真正统治者不是在邀请我，而是在给我下达一道命令。但是，我还是遵守了原先的约会，而错过了我与最想见的人见面的机会。幸好，不久之后，我在海沃顿时能去拜访他。
罗斯伯里勋爵为我捐赠的第一座图书馆揭幕，即丹佛姆林的图书馆。最近（1905年）他又为我最新捐赠的一座图书馆揭幕。当他到纽约访问的时候，我驾车带他在河边闲游，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那么地吸引人。他有杰出的一面，但也优柔寡断。他出生于劳动人民之家，在青年时代就进入了下议院，他并不是没有经过任何努力就进入了上议院。他本来应该在艰难困苦的生活当中练就顽强的，但他非常细心敏感，又没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韧，而这是政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演说者——温文尔雅又极有风度的演说家。（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可能已经成为首屈一指的演说家。在此对他表示崇高的敬意！）
一天早上，我应约去拜访他。在一段寒暄之后，他拿起我进来时就已经放在他桌上的信封递给我，说：
“我希望你能解雇你的秘书。”
“您的要求太高了，阁下。他是我的得力助手，还是个苏格兰人，”我回答，“他怎么了？”
“这不是你的笔迹，这是他的。你是如何看待一个在拼写罗斯伯里时写了两个的人？”
我说如果我连这类事情都在意的话，那生活对我来说简直无法忍受。“我家里每天收到很多信件，其中肯定有20%～30%的信是把我的名字拼错的——从卡纳杰到加纳格。”
但他是严谨的，就只是这么小的一些事也都能给他带来那么大的烦扰。干大事的人应该学会从这些小事情中发现乐趣，或者将其付之一笑，否则就连他们自己也可能变“小”了。此外，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应该将羞涩、敏感、任性和保守统统抛开，也许在下议院待的那几年改变了他的性格。
当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在上议院制造了一些轰动时，我曾经尝试着向他灌输一点我自己的民主思想。
“勇敢地支持国会，扔掉你世袭的头衔，声明你蔑视特权，因为它不是每个公民都享有的权利。这样才能使你自己成为人们真正的领袖，而作为贵族阶层，这永远是不可能的。你年轻、聪明、有魅力，又是演讲天才。你如果投身于这个事业，你肯定能当上首相。”
令我吃惊的是，虽然看起来他对我的话很感兴趣，他却非常平静地说：
“但下议院的人不可能承认我和他们是一块的。”
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如果我是你，即使落选了，我将继续参加下一任的竞选，迫使下议院表态。我坚信如果一个能与他世袭的特权断绝关系的人是一个高尚的公民，完全有资格去参加任何一个职位的竞选，并且肯定能取得胜利。克伦威尔就是这样成功的。民主会青睐那些打破先例或者制造先例的人。
我们结束了这个话题。后来莫利向我提起这事，我永远忘不了他的评论：
“我的朋友，克伦威尔并不住在伯克利广场38号。”他缓慢地、严肃地但是非常确定地跟我说。
罗斯伯里是个杰出的家伙，他天生是贵族，虽然一场火灾使他的身体有点缺陷。相反，莫利从最底层开始往上努力。在他外科医生爸爸的催促和监督下，他考上了大学。但他一直是“诚实的约翰”，他靠着自己的实力，没有任何做作而被提升为所谓的贵族阶层，并被评上“光荣之兵”的称号，这些都是只有优秀的人才能获得的荣誉。“鲍勃”里德也是这样，由一个下院议员变成了罗利本伯爵和上议院的大法官。霍尔丹伯爵的成功也像那位法官一样，还有阿斯奎部长、劳埃德·乔治和其他人等。并不是因为今天共和国统治更加民主，也不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的背景。
当世界第一公民去世之后，摆在面前的问题是，谁来接替格莱斯顿？又有谁能接替格莱斯顿？内阁中的年轻成员们一致同意让莫利做出决断。哈考特或者坎贝尔·巴内曼？对于哈考特来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气。这个问题曾经警醒过他，他暴躁的脾气的确不合适于领导阶层，而沉着、冷静和明智的判断是作为一个领导人必不可少的素质。
我很喜欢哈考特，他一直非常向往共和制，他还是马特利的女婿。他对我们的人口普查活动及其报告都非常感兴趣。当然，坎贝尔·巴内曼作为我们家乡的代表，我也为他的高升感到由衷的高兴。他不管在住宅区还是在集会人群中作答谢致词时，都会说：
“我的当选要归功于我的主席，贝利·莫里森。”
我的舅舅贝利是丹佛姆林激进派的领军人物。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的家族都是激进派人士，卡内基家族和莫里森家族都是伟大共和制的积极拥护者，就像那个赞美华盛顿和他的同伴们的声明一样——“敢于向王权挑战的人们”。使用英语的民族在有秩序、有法律保障的发展中肯定能够通过改良很快建立起一套有利于人民的黄金规则。
这个感觉当时已经普遍地流行于英国所有的殖民地。这个亲爱的老祖国就像母鸡在岸边向令它非常操心的像鸭子一般在游泳的孩子们尖声警告着，但她不久以后也会学会游泳的。
1905年的秋天，我和妻子出席了授予约翰·罗斯博士丹佛姆林荣誉市民称号的仪式。罗斯博士是丹佛姆林信托基金会的主席，是热情的公益活动家。麦克白市长在他的讲话中说，这个荣誉是非常难得的，目前在世的只有三个人获得这个称号，一个是国会的成员、时任英国首相的坎贝尔·巴内曼，另外一个是前印度总理、时任殖民部部长的丹佛姆林的埃尔金伯爵；还有就是我，能名列其中是我极大的荣幸，因为我没有担任任何的官职。
埃尔金伯爵是布鲁斯家族的后裔。他们家族的祖坟就在丹佛姆林的教堂中，他的祖先就躺在教堂的大钟下面。关于斯坦顿部长是如何挑选出格兰特将军一事已经是众所皆知，而他本人根本不可能成为司令官。埃尔金伯爵也是一个容易让人犯类似错误的人。当时苏格兰大学处于准备改革的时期，埃尔金伯爵是改革委员会的二号人物。当国会保守派成立布尔战争委员会时，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埃尔金被任命为委员会的主席。当上议院的决定引起了苏格兰联合自由教会极度混乱时，埃尔金伯爵被指定为委员会的主席去解决这场混乱。国会把他的报告当作法案来提出，他又再次成为应用法案的带头人。当苏格兰大学基金会挑选托管人时，我向巴尔弗首相建议埃尔金伯爵是接管此基金会的合适人选。他也对此表示同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后来有一天，约翰·莫利（当时他还没有成为丹佛姆林信托基金会的成员）和我说他对埃尔金伯爵的感觉：
“我以前觉得埃尔金是个高高在上、制造麻烦的公众人物，但我现在知道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能脚踏实地地工作，而不是夸夸其谈。”
这就是布鲁斯国王的后裔，既头脑聪明，又待人谦逊。
一旦成为了某地的荣誉公民，类似的荣誉就会接踵而至。1906年，我在伦敦连续六天收到六个地方的荣誉称号，并且接下来的另一星期又收到了两个。我不得不每天赶早班车去参加授予仪式，到晚上才回来。也许有人认为这些仪式肯定会单调无味，其实不然，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情况。我见到了很多很出色的人，他们当中有市长、市政要员和军队长官。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问题，有成功之处，也有失败不足。很多地方都渴望通过不断的改进自身的不足来吸引人们更多的支持。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小小的世界。市议会就是内阁的一个缩影，而市长就是首相。人们关心地方内的政治事务，对地方外关系的态度显得很冷淡。城市之间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如何处理与邻近地区的关系，水资源、天然气或者电力的输入，关于支持或反对联盟还是分离的协商会的举行问题等。
地方政府是最能够体现新旧世界之间的差异的。以前，每个家庭都会为自己家族已经居住了好几代的家乡和其建设作出很多贡献。一个父亲如果当上了市长，那么会激励他的儿子以他作为效仿的榜样。城市的骄傲是他们创造的，是无价之宝。他们对家乡有深深的眷恋之情。他们把竞选议员看成是为家乡谋福利。事实上，很少人能够明白，国会的成员都是为那些有钱人预备的，因为他们住在伦敦却没有任何补偿。然而，现在这种情况很快会改变，英国将会按照普遍的做法，为为立法者服务的人们以相应的报酬。
从此以后，英国很有可能就像其他国家一样，安排国会在白天开会，好让议员们能精神抖擞地投入到一天的工作中，议员们不用再像以前吃完晚饭后，还要用已经忙了一整天本职工作而疲惫不堪的大脑来处理管理国家的工作。有人问惠斯特桥牌的权威人士——卡文迪什，一个人有没有可能在第二圈出第三张牌时会出“J”，他答道：“有的，他可能刚吃完晚饭。”
最优秀的人聚集在英国的市镇议会中，他们为官清廉，富有爱国心，为自己的家乡感到骄傲并全心全意地为家乡做贡献。美国在发展进程中，也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是我们目前还远远落后于英国。然而，人们趋向于在这些地方定居下来，因为这个国家充满着浓厚的移民气息。我们应该努力培养那些离开自己的出生地来到这里发展的人们的爱国心。只是一代人的时间，苏格兰市镇的军队长官们就成为当地的大地主和上流阶级。“大不列颠人深深地爱着地主”仍然是真理，但他们的爱很快就会消失了。
在伊斯特本、索尔兹伯里和其他一些古老的城镇中，我发现市长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且普遍用自己的双手劳作。市议会的大多数成员也是这样的。他们的服务都是不计报酬的。我非常荣幸能在苏格兰和英格兰认识那么多市镇的军官和政要，也不会忘记爱尔兰，在那里我曾经获得许多地方的荣誉称号。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我在科克、沃特福德和利默里克所受到的接待，我惊喜地看见迎宾彩旗上写着无数个欢迎您的到来。
这次接受荣誉市民的过程仪式让我深入了解了英国各地的公众生活和爱国精神，这样才使得我的行程不至于变得枯燥。欢迎的彩旗和拥挤的人群围在我们所经过的道路两旁，我觉得我与当地的长官相处得非常悠然自得，甚至主要官员们的演讲时常为我在那里的生活增添新气象。
我的结论是，对地方领导人实行普选制和自治制更有利于整个英国的管理和统治，远远高于那些其他国家所能做到的，他们都是政府重要分支的核心。国会就可以从市镇议会成员中选派代表来组成，并且不会降低他们的工作效率。或许当这些成员能够得到充分报酬时，他们都会聚集到威斯敏特地区了。这样做是有利于国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