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胆琴心，谭嗣同为变法而流血牺牲，在他不长的生命历程中，活得明白，死得其所！
【原文】
4．36马子莘问：“‘修道之教’。旧说谓圣人品节吾性之固有。以为法于天下。若礼、乐、刑、政之属，此意如何？”
先生曰：“道即性即命。本是完完全全、增减不得、不假修饰的。何须要圣人品节？却是不完全的物件。礼、乐、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谓之教。但不是子思本旨。若如先儒之说。下面由教入道的。缘何舍了圣人礼、乐、刑、政之教。别说出一段戒慎恐惧工夫？却是圣人之教为虚设矣。”
【译文】
马子莘问：“朱熹先生认为，‘修道之教’是指圣人品节吾性中固有的道，是天下人效法的标准，比如礼、乐、刑、政之类，这种认识正确吗？”
先生说：“道，就是性就是命。道，本是完完全全的、不可增减、不用修饰，何需圣人去品节？如此不就成了不完美的东西了吗？礼、乐、刑、政是治理天下的办法，当然可称为教，但并不是子思（孔子之孙）的原意。若依先儒的解释，中下资质的人通过教育可通达大道，为何要弃圣贤礼乐和刑政的教化，而另说出一种戒慎恐惧的功夫呢？圣人之教难道仅为一种虚设吗？”
【原文】
4．37子莘请问。
先生曰：“子思性、道、教皆从本原上说。天命于人，则命便谓之性：率性而行，则性便谓之道：修道而学。则道便谓之教。率性是‘诚者’事。所谓‘自诚明。谓之性’也。修道是‘诚之者’事。所谓‘自明诚’谓之教’也。圣人率性而行即是道。圣人以下未能率性。于道未免有过不及。故须修道。修道则贤知者不得而过。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着这个道。则道便是个教。此‘教’字与‘天道至教’、‘风雨霜露。无非教也‘之‘教’同。‘修道’字与‘修道以仁’同。人能修道。然后能不违于道。以复其性之本体。则亦是圣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慎恐惧’便是修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复其性之本体。如《易》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中和’、‘位育’，便是尽性至命。”
【译文】
马子莘就有关问题请教于先生。
先生说：“子思的性、道、教都是从根本上说的。天命在人，那么命即为性；率性而行，那么性即为道；修道而学，那么道即为教。率性是‘诚者’之事，正是《中庸》中讲的‘自诚明。谓之性。’修道是‘诚之者’之事，正是《中庸》中讲的‘自明诚，谓之教’。圣人率性而行就是道。圣贤之下的人不能率性，他们的行为难免过分或欠缺，因此必须修道。修道后，贤明智者不会过分，愚昧不肖者不会不及。依循这个道。道就成了教。这个‘教’与‘天道至教、风雨霜露，无非教也’的‘教’相同。‘修道’与《中庸》上的‘修道以仁’相同。人能够修道，然后才能不违背道，从而恢复性的本体，这也就是圣人率性的道了。《中庸》后面讲的‘戒慎恐惧’就是修道的功夫。‘中和’就是恢复性的本体。如《易经》上所说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能够达到‘中和’、‘位育’，就是尽性而至命。”
【原文】
4．38黄诚甫问！“先儒以孔子告颜渊为邦之问。是立万世常行之道。如何？”
先生曰：“颜子具体圣人。其于为邦的大本大原都已完备。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文为上说。此等处亦不可忽略，须要是如此方尽善。又不可因自己本领是当了。便于防范上疏阔，须是要‘放郑声。远佞人’。盖颜子是个克己向里德上用心的人。孔子恐其外面末节或有疏略。故就他不足处帮补说。若在他人。须告以‘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达道’、‘九经’及‘诚身’许多工夫。方始做得。这个方是万世常行之道。不然只去行了夏时。乘了殷辂。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便治得？后人但见颜子是孔门第一人。又问个为邦。便把做天大事看了。”
【译文】
黄诚甫问：“《论语》中，孔子回答颜回关于治国的问题，先儒认为它确立了万世常行之道。这种认识对吗？”
先生说：“颜回具有圣人的全体素质，对于治国的根本问题，他已彻底掌握了。孔子平时对他十分了解，在这里孔子没必要再多说，只是就典章制度上讲的，这些也不能忽视，只有如孔子所说的那样才是完善。也不能因自己具备这些本领而疏于防范，还应该‘放郑声，远佞人’。因为颜回是一个性格内向、注重道行修养的人，孔子忧虑他忽视了外在的细节，因此就他的不足加以提示。如果是别人，孔子也许会告诉他，比如：‘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达道’、‘九经’及‘诚身’等诸多功夫，如此才能去治国，这方是万世常行之道。不然，只去用夏代历法、乘商代车舆、穿周代礼服、享舜的韶乐，天下岂能大治？后世人只明白颜回是孔门第一高徒，而他又问了一个怎样治国的问题，就把孔子的回答看做天大的事情。”
【原文】
4．39蔡希渊问：“文公《大学》新本。先格致而后诚意工夫。似与首章次第相合。若如先生从旧本之说。即诚意反在格致之前。于此尚未释然。”
先生曰：“《大学》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诚意’为主。去用‘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穷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荡荡。都无着落处。须用添个‘敬’字。方才牵扯得向身心上来。然终是没根源。若须用添个‘敬’字。缘何孔门倒将一个最要紧的字落了。直等千余年后要人来补出。正谓以‘诚意‘为主。即不须添‘敬’字。所以提出个‘诚意’来说。正是学问的大头脑处。于此不察。真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诚身’，‘诚身’之极。便是。至诚’。《大学》工夫只是‘诚意’。‘诚意’之极。便是‘至善’。工夫总是一般。今说这里补个‘敬’字。那里补个‘诚’字。未免画蛇添足。”
【译文】
蔡希渊问：“朱熹先生在《大学章句》中，把格物致知放在诚意功夫之前，似乎与第一章的次序相同。如果按照先生的主张，仍依据旧本的话，那么，诚意就在格物致知的前面，二者似有矛盾。所以，我还有不明白的地方。”
先生说：“《大学》的功夫就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功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诚意’为主要，用‘格物’‘致知’的功夫，功夫才有着落。亦即为善去恶都是‘诚意’的事。如果像新本所说，先去穷究事物之理，就会茫然而没有着落处。必须增添一个‘敬’字，才能找回自己的身心上来，但毕竟没有根源。如果须添个‘敬’字，为什么孔子及其弟子把如此关键而重要的字给遗漏了，一直等到千余年后的今天才被人补上呢？只要说以‘诚意’为主要，就不用添‘敬’。因此，特提一个‘诚意’，此正为学问的主宰处。对这个不明白，真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一般说来，《中庸》的功夫只是‘诚身’，‘诚身’的极限便是‘至诚’，《大学》的功夫只‘诚意’，‘诚意’的极限便是‘至善’，功夫永远相同。现在在这里添一个‘敬’字，在那里要补一个‘诚’字，未免画蛇添足、多此一举了。”
【故事】从真诚开始的宋濂
“至诚”之道时刻体现在人们的日常活动中，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体验着这种天生的、自发的“诚意”，至诚之道的运用在于个人的不断修为，真正做到了至诚，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有了诚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意志，就可以达到成己、成物的境界。
宋濂是明朝开国文臣中知识最渊博的一个。他并非出生于书香门第，却能博览群书，得到名师的指点，这全得益于他诚实守信和坚忍不拔的品格。
宋濂小时候喜欢读书，但是家里很穷，也没钱买书，只好向人家借。每次借书，他都讲好期限，按时归还，从不违约，人们都乐意把书借给他。
一次，他借到一本书，越读越爱不释手，便决定把它抄下来，可是还书的期限快到了。他只好连夜抄书，时值隆冬腊月，滴水成冰。他母亲说：“孩子，都半夜了，那么寒冷，天亮了再抄吧，人家又不是等着看这本书。”宋濂说：“不管人家等不等这本书看，到期限就要还，这是个诚信问题。如果说话做事不讲信用，失信于人，怎么可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还有一次，宋濂要去远方向一位著名学者请教，并约好见面日期，谁知出发那天下起鹅毛大雪。当时宋濂挑起行李准备上路时，母亲惊讶地说：“这样的天气怎能出远门呢？再说，老师那里早已经大雪封山了。你这一件旧棉袄，也抵不住深山的严寒啊！”宋濂说：“娘，今日不出发就会误了拜师的日子，是对老师不尊重啊。风雪再大，我都得上路。”
当宋濂赶到老师家里时，老师感动地称赞他说：“年轻人，守信好学，将来必有大出息！”
从宋濂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正是他的诚信，促使了他以后的成功。宋濂的诚信故事，都是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但这正是我们诚信文化发展的基础。
也许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看法：我只要在大事上做到诚实守信，对于一些微小的事情，常常因为不重要而忽略掉。诚然，在大事情上，我们一定要时时刻刻谨慎，时时刻刻保持自己的信用。但是古语曾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正是有做小事情的点点滴滴，我们才会在大事情上临危不乱。滴水能汇成大海，而千里之堤也可能溃于蚁穴。当我们的民族在继承与发扬古老文化时，当我们的国家在探寻富国强民的道路时，如果每一个公民都能够把诚信作为自己的标牌，把点滴小事也当成是验证自己诚信的标准，那么，我们的世界将永远地充满着真、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