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理战胜”的牌坊，立在法国巴黎的公园里不知怎样，立在中国北京的中央公园里可实在有些希奇， —
—
但这是现在的话。当时，市民和学生也曾游行欢呼过。
我们那时的所以人战胜之林者，因为曾经送去过很多的工人；大家也常常自夸工人在欧战的劳绩。现在不大有人提起了，战胜也忘却了，而且实际上是战败了。
现在的强弱之分固然在有无枪炮，但尤其是在拿枪炮的人。假使这国民是卑怯的，即纵有枪炮，也只能杀戮无枪炮者，倘敌手也有，胜败便在不可知之数了。这时候才见真强弱。
我们弓箭是能自己制造的，然而败于金，败于元，败于清。记得宋人的一部杂记里记有市井间之谐谑，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来比较。譬如问金人有箭，宋有什么？则答道， “有锁子甲。”又问金有四太子，宋有何人？则答道， “有岳少保。”临末问，金人有狼牙棒（打人脑袋的武器），宋有什么？却答道， “有天灵盖！”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现在又发现了一种“民气”，更加玄虚飘渺了。
但不以产力为根本的民气，结果也只能以固有而不假外求的天灵盖自豪，也就是以自暴自弃当作得胜。我近来也颇觉“心上有杞天之虑”，怕中国更要复古了。
瓜皮帽，长衫，双梁鞋，打拱作揖，大红名片，水烟筒，或者都要成为爱国的标征，因为这些都可以不费力气而拿出来，和天灵盖不相上下的。（但大红名片也许不用，以避“赤化”之嫌。）然而我并不说中国人顽固，因为我相信，鸦片和扑克是不会在排斥之列的。况且爱国之上不是已经说过，麻将牌已在西洋盛行，给我们复了旧么？
爱国之士又说，中国人是爱和平的。但我殊不解既爱和平，何以国内连年打仗？或者这话应该修正：中国人对外国人是爱和平的。
我们仔细查察自己，不再说诳语的时候应该到来了，一到不再自欺欺人的时候，也就是到了看见希望的萌芽的时候。
我不以为自承无力，是比自夸爱和平更其耻辱。
二
先前以“士人”， “上等人”自居的，现在大可以改称“平民”了罢；在实际上，也确有许多人已经如此。彼一时，此一时，清朝该去考秀才，捐监生，现在就只得进学校。 “平民”这一个徽号现已日见其时式，地位也高起来了，以此自居，大概总可以从别人得到和先前对于“上等人”一样的尊敬，时势虽然变迁，老地位是不会失掉的。倘遇见这样的平民，必须恭维他，至少也得点头拱手陪笑唯诺，像先前下等人的对于贵人一般。
否则，你就会得到罪名，曰： “骄傲”，或“贵族的”。因为他已经是平民了。见平民而不格外趋奉，非骄傲而何？
清的末年，社会上大抵恶革命党如蛇蝎，南京政府一成立，漂亮的士绅和商人看见似乎革命党的人，便亲密地说道： “我们本来都是‘草字头’，一路的呵。”
徐锡麟刺杀恩铭之后，大捕党人，陶成章君是其中之一，罪状曰： “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何以学催眠术就有罪，殊觉费解。）于是连他在家的父亲也大受痛苦；待到革命兴旺，这才被尊称为 “老太爷”；有人给“孙少爷”去说媒。可惜陶君不久就遭人暗杀了，神主人祠的时候，捧香恭送的士绅和商人尚有五六百。直到袁世凯打倒二次革命之后，这才冷落起来。
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乎自己而已。
佛教初来时便大被排斥，一到理学先生谈禅，和尚做诗的时候，“三教同源”的机运就成熟了。听说现在悟善社里的神主已经有了五块：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耶稣基督、谟哈默德。
中国老例，凡要排斥异己的时候，常给对手起一个诨名， —或谓之 “绰号”。这也是明、清以来诉讼的老手段；假如要控告张三、李四，倘只说姓名，本很平常，现在却道“六臂太岁张三”， “白额虎李四”，则先不问事迹，县官只见绰号，就觉得他们是恶棍了。
月球只一面对着太阳，那一面我们永不得见。歌颂中国文明的也惟以光明的示人，隐匿了黑的一面。譬如说到家族亲旧，书上就有许多好看的形容词：慈呀，爱呀，悌呀，……又有许多好看的古典：五世同堂呀，礼门呀，义宗呀， ……至于诨名，却藏在活人的心中，隐僻的书上，最简单的打官司教科书《萧曹遗笔》里就有着不少惯用的恶谥，现在钞一点在这里，省得自己做文章——
亲戚类
孽亲 枭亲 兽亲 鳄亲 虎亲 歪亲
尊长类
鳄伯 虎伯 （虎同） 孽兄 毒兄 虎兄
卑幼类
悖男 恶侄 孽侄 悖孙 虎孙 枭甥
孽甥 悖妾 泼媳 枭弟 思婿 凶奴
其中没有父母，那是例不能控告的，因为历朝大抵“以孝治天下”。
这一种手段也不独讼师有。民国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发议沦，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了，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样办呢？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
往日看《鬼谷子》，觉得其中的谋略也没有什么出奇，独有《飞箝》中的可“箝而从，可箝而横，……可引而反，可引而覆。虽覆能复，不失其度”这一段里的一句“虽覆能复”很有些可怕。但这一种手段，我们在社会上是时常遇见的。
今天是中等学校教员暑期讲习班开始的一天，暑假讲习班照例每年举行一次，本届已经是第三次了，所以关于暑期补习班的意义，不必再加说明了。照预定的程序里面，我有两小时的讲话，实在说，我没有什么东西可讲，虽然我从民初以来都是作教员生活，可是讲演非我所长，不过既然规定了我这种讲话，所以我就把平常所想到的极平常的几句话提出来同大家谈谈。至于许多新的问题，说的人很多，我就不必说了。我所说的，是极平常的，就是中国固有的国民思想究竟是什么？它的优点与劣点在哪里？
这个问题与我们很有关系。我认为这个问题好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身体一样的重要，可是平常不注意它，等到身体有病的时候，才想起来，我的身体怎样，要请医生检查检查，究竟哪一部分不好，应当赶紧医治；也有许多人讳疾忌医，有了病不肯请医生看，惟恐经过医生检查之后，会发现某部分发生毛病，心理反而更不安适，所以不如不去检查；但这是没有用的，毛病在那里，不去医治随他去，结果自然越来越厉害。一个对于自己的身体是如此，国民对于国民的思想也是如此。中国的国民思想，现在已经到了病得很重的时期了，非请医生检查不可，必须明了哪部分健全，哪部分不健全有毛病，这是很重要的。不过看法各人不一样，我所说的是我个人的看法，虽然是很平凡很旧的，不过我相信没有假话，应该怎样说就怎样说，绝没有怎样说得好就怎样说的地方，完全根据我一二十年来所想过的几点意见同大家谈谈。
中国国民的思想，说来说去，无论人喜欢不喜欢，根本思想还是儒家的思想。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孔孟的思想。为什么呢？这道理很简单，因为孔子是中国人，他的学问特别高，思想特别好，可以做我们的代表，无论什么人，有学问的，没有学问的，他的根本思想完全根据于孔子的思想，即是所谓儒家的思想。这是二千年以来，由种种方面可以看出来的。
儒家的思想哪一点最重要呢？简单地说，就是利人——这是我假定的名称—
，对于他人，对于民众，要给他幸福，为民众求福利，这是古今的中国国民思想，也就是儒家的思想。我从小念过《四书》，记得《孟子》里有一段，讲禹稷。禹是治水的， “三过其门而不入”。治水是禹的责任，天下只要有一个人被水淹死，就是禹自己的不好，如同禹淹死这个人一样。稷是种田的，天下只要有一个挨饿就是稷自己的不好，如同稷叫这个人挨饿一样。所以禹稷都有圣人的心理。再如孟子与梁惠王讲仁政———所谓王道—
，孟子说得很简单，只要人民不饥不寒，年老的人有绸衣可穿，有肉可吃，等到人民的生活安定了，然后办学校，申之以孝悌之义，这就是王道。简单地说，我以为中国思想的优点，完全在为人谋福利，并不是为自己。我是圣人圣王，责任就很重大，所有的人民，有一个没饭吃，没有衣穿，都是我的责任，绝没有“我是皇帝，我应该享福”的思想。这种享福的思想，是后来才有的，孔孟的利人思想，拿这两个例子就可以代表了。
还有一位清朝的学者焦理堂先生，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他的父亲告诉他： “天下的事情很简单，第一就是自己要生存，第二就是子孙要不断的绵延下去。自己生存，子孙绵延，天下事就完了。不过，自己生存，同时也要使他人生存；自己的子孙绵延下去，同时也要使他人的子孙绵延下去。”焦理堂听了他父亲的话，研究多少年，也没有明白，后来研究《周易》，才知道他父亲所说的，都是经验之谈。简言之，就是很平常的人生观。人是要生存的，不但要自己能生存，而且要他人也能生存，这样才能大家平平安安的生存下去。讲得玄妙一点，我们不大懂，平常说，就是所谓仁。孔子无论怎样玄妙，讲到底就是个仁字。曾子说过：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恕就是推己及人，我能生存，他人也能生存。不过，恕是主观的，我喜欢吃甜的，他人也有不喜欢吃甜的，他人有不喜欢吃甜的，我要了解他喜欢吃什么东西，与我有什么不同，这就是忠。所以孔子之道，一以贯之，就是仁，分说就是忠恕。
关于这一点，我以为从孔孟起，到老百姓为止，没有什么不懂的，这是最简单的人生观。自己要生存，他人也要生存；自己的子孙要绵延下去，他人的子孙也要绵延下去。凡事都不要损人利己。这个观念不见得只有中国人有，是人人都有的，不过中国人对于这点特别明了而已。这是从书籍上看来，就可以完全知道的，有了这点理论，第二点实际，也就是由这一点研究出来的。
第二点是讲实际，不是理论，完全是就事论事。由讲实际看来，孔子的学说不是宗教。因为宗教有很大的理论，譬如佛教，他认为这世界的种种人生都是无聊的，所以要与这个世界断绝，求自己的解脱。基督教也是如此，认为人生在这污浊的恶世里非常痛苦，必须在这时候祷告上帝，领入天堂，才可以有永生。而孔子就没有这种思想。他认为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世界，至于死后如何，就不去考虑了。孔子曾说过： “未知生，焉知死？”对于死后问题毫无研究兴趣，而对于现在则非常重视，只要现在的几十年之中好好的过，对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好好的处，一生的目的就完了。照佛教说起来，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种种关系，使人不得自由，于是要出家，去求个人的解脱。儒家却是相反，这是孔子学说与宗教不同之点。至于中国人的崇信宗教，也是完全为帮助现在的生活，并不是为死后的永生。试看到妙峰山拜菩萨的人很多，可是他们朝山拜佛，大多数是求现在的幸福的。再举一个显明的例子，财神庙是很有名的，到了财神菩萨生日的那一天。大家去求发财，可是到了第二天，大家就把财神菩萨忘记了，其实并不是永久忘记，其所以崇拜财神菩萨的原因，无非只是祈求现在发财而已，不像基督教徒一样每饭不忘。吃饭也祈祷，睡觉也祈祷，同时他们的祈祷只是求神的保佑，没有其他的目的，由这点看来，孔子学说与宗教就完全不同了。孔子只要现在的问题解决。目的就达到了，并不是死后能否免去轮回，引入天国。所以把孔子作为宗教家，根本是不通的。可是孔子虽然只求现实，但也不是功利主义者。因为实际主义往往容易变成功利主义，而孔子则不然。《论语》里面说， “知其不可而为之”，明知道做不成功，他还是要做，做并不是有利的才去做，无利的就不去做，可能的就做，不可能的就不作，与功利主义完全不同。
第三点，中国国民的思想是讲中庸的，不偏于任何一方面。固然中庸的弊病可以变成骑墙，不过中国国民的思想并不是骑墙，大体上看来，还是比较偏重于儒家，他还是有他的宗旨。中国的思想，除了儒家之外，还有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韩非、商鞅，不过这两派不大发达。法家偏于积极，太拘泥法理，一切照预定方针做下去，一点没有变通，虽然在西洋法家比较成功，而在中国的历史上看来，秦、王莽以及王安石等想求法治，却都没有成功，可知法家在中国社会是不容易成功的。至于道家则偏于消极，知其不可为而不为，虽然他也不是宗教，不求解脱，但是一切只求敷衍。儒家在法家道家之间，你说他消极，他不消极，你说他积极，他也不积极，只是适乎其中。西洋的哲学家也有人说“人生没有极端”，也就是中庸的意思。譬如走路，不动当然不能走，两腿一齐动，也不能跳得很长久，只有两腿一前一后地向前走，才可以达到目的地的。又有一位英国人说， “一个人吃东西可以有两个极端办法，一个是纵欲，一个是禁欲。”所谓纵欲，是今天有好吃的，就尽量的吃，原来吃三碗饭，因为是好吃的就吃五碗饭；所谓禁欲，就是根本不吃。这两极端都是不行的。多吃了胃中容纳不下，会发生胃病；不吃不能生活。为图生活快活；有好吃的也要少吃一点，今天吃一部分，明天再吃一部分，使我们的口腹之欲天天能满足，少吃虽然也是禁欲，但不是单纯的绝对的禁欲，是纵欲与禁欲两者之间的。这话本来是很简单很平常的。除了少吃之外，两极端是没有人能做得通的。所以人生就是中庸。吃饭，走路，睡觉，都要合乎中庸，才能生活。中国人从孔子起，到一般老百姓止，都有中庸的思想。希望中国人做大事业，是做不出来的，可是叫他维持长久，他的力量却很大。试看中国过去的历史，倒霉的历史也很多，这就是中国思想的弱点，由于没有宗教家的热诚，希望信仰的缘故；但是因为思想中庸，却能够保持长久，所以在历史上虽有时期长短不一的患难，而中国的思想仍然保存，仍然可以复活过来。
我以为中国国民的思想的特色，就是以上的三点，这三点也就是根据于儒家的思想。上自孔圣，下至不识字的老百姓，他们的人生观都是如此，这是我个人的观察。
人本来是生物之一，生物当然要生存，这是最简单的欲望。有一位外国人问我：“中国的国民性怎样？ ”我说：“中国人是人，是生物，他要生存，这是中国人的国民性，此外并无什么古怪异常的地方。”因为中国人是人，是生物，要生存。所以你不让他生存他是要反抗的。有许多宗教，不希望现社会的生存，而希望永久的生存，因此性格转变了。中国就没有这种转变，所以中国思想是很平常很健全的。不过后来出一种毛病，因此有人责备儒家，其实这是出于别一来源的，这就是考试制度。从唐朝起，一直到清朝末叶，都靠诗文取士，最近五百年则文章又限于八股，无论什么人，只要考中了，就可以做官。这种制度，把中国好好的国民性都弄坏了。考试本来是很好的制度，据外国人看起来，是很有道理的。可是这仅是就好的理论方面来讲，而没有看见考试的流弊。考试制度最大的流弊有两点：第一，因为作文章不肯说真话，完全是说谎。我们平常作文学的文章，自己照自己的思想去作，今天心里高兴，写出来的文章就是高兴的，今天有悲伤的事情，写出来的文章就是悲痛的。但是考试的文章却不能如此，虽然我有很悲痛的事情，在考场上出了庆贺皇太后八十万寿的题目，就非得作颂扬的文章不可。因此千余年来，中国人作文章的本领很好，一般外国人，特别是友邦人，说中国人的宣传本领很好，这是由于千年来学成的遵命文学的缘故。人家说杯子是圆的，我就作一篇杯子是圆的文章；人家说杯子是方的，我就作一篇杯子是方的文章；就是有人说这不是杯子，我也照样可以作一篇文章，于是文章完全依据题目去作了。我们从前学作论文，先生就是这样教，若不这样作，文章就作不好。但这种文章，决不是自己的文章，完全是替题目说话，弊病很大。第二，是胡说八道。从前在书房里作什么“汉高祖论”， “管仲论”，谈论一二千年以前的事情，汉高祖怎样与匈奴作战，我们完全不知道，怎样作论文呢？结果只好乱说了。如果向来大家都说汉高祖如何的好，你能翻案，说他如何不好，这便是好的文章了。有了这样的好文章，一旦考中，点了翰林，做了御史，就更可胡说八道了。从前汉高祖打匈奴都可批评，都可以骂，何况是现代的人？因为有考试，所以要作文章；因为作文章，所以不说真话，胡说八道。这种习气养成之后，于是把中国的国民性弄坏了。中国儒家的思想，原来并不是如此。孔子对子路说：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这才是真实的知道。可是因为考试制度，把这点精神完全丧失了，就成了说谎同胡说八道，因此只在文章上讲空论，真实的学问一起都不发达了，科学也因此不能发达了。
以上所说，是中国因为考试制度把中国国民思想弄坏了，只知说谎，胡说，把真实的学问都阻塞了，因此中国的科学也不能发达了。譬如拿医学来说，从前有人说，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医生同宰相一样，都可以救人的。可是我们中国人，对于医学向来就不注重，为什么呢？因为一般医生都不拿医作为专门职业，虽然医生所负的责任非常重大，病人的生命完全交付在医生的身上，而做医生的都是不第的童生，以及失业的塾师，一方面行医，一方面还准备应考；一旦考中，就可飞黄腾达，即使自己考不取，再教他儿子念书，儿子考中了，就可以做老太爷，就可以不再行医了，因此对于医学不去深究，医学就永远不进步，不发达。
我们再拿日本的医学来比较一下：日本很受中国思想的影响，对于孔孟程朱的思想，尽量地吸收，可是他们对于科学的态度，就与中国完全不一样了。其所以不同的原因，第一，因为他们没有考试的制度，仍然保持孔孟的思想，一切讲实际，不讲空论，不说谎；第二，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都是封建制度，做医生的人永远做医生，并且他的子孙也大抵是永远做医生，做工的人本人以及他的子孙永远做工人，做工人的人要想做官，是绝对不行的。不像中国无论什么人，只要考中之后，就可做官。并且他们学什么作什么，不像中国学非所用。甚至像前清候补道一样，什么事都办。在日本决没有这种现象，学医的永远做医生，以医生为职业。因为永远做医生，诊治得多，经验也多，并且一代传一代，经验越积越多。以往日本都是汉医，因为他们以医生为职业，所以设法研究，使医学进步，于是又探求西洋人如何医治，最初自己研究荷兰文，看荷兰的医书，逐渐完全转变为西洋医学了。几百年前由中国传过去的中药秘方，有如行军散避瘟丹之流，经过他们几代的研究，也完全改变了。譬如宝丹，是二三百年前的秘方，可是这二三百年之内，经过他们的研究改良，才成为今日的宝丹。我有一位朋友，是学中医的，他说： “宝丹的好处，在于冰片多。可是冰片的价值很昂贵，照宝丹里的冰片分量，成本很可观。但宝丹的售价，只二角钱，不知他们用什么方法代替冰片，而效用完全与冰片一样。”日本能用中国的旧方，求新的方法来改良，所以他的医药能够进步发达。他们何以能如此呢？就是由于两国的国民性不同，虽然同一儒教的根源，但是他们没有阻碍知识发达的考试制度。中国现在虽然已取消了考试制度，可是这种弊病还遗留在那里，依然没有去掉。
现在我们已经把中国的身体检查过了，好的部分也看出来了，坏的部分也看出来了，我们要使中国的身体健全起来，当然要发展好的部分，去掉坏的部分，否则是没有方法可救的。中国国民固有的思想是好的，应该加上什么东西，就可以救中国呢？据我想，还是科学教育。我这样说，好像也是看题目做文章，因为各位都是理科教员，所以说科学教育来救中国，其实不然，这是我向来的主张。我觉得中国根本思想是好的，不过是后来变坏了，只要再加上科学文明，就可以把固有的国民性恢复过来。
科学文明现在已不是时髦话了，现在最时髦的是精神文明。可是我说科学文明可以恢复固有的国民性，是有道理的。物质文明的流弊不能说没有，中国因为科学不发达，所以没有感受痛苦，西洋各国因为科学发达，受到很大的痛苦。前几天，有一位日本朋友来看我，他说： “中国现在一切事情，关于教育与文化，应该拿日本作为前车之鉴。日本因为偏重科学的物质文明，对于自己的文明不注重，所以发生了流弊，中国不要再蹈覆辙才好。好在中国的科学没有发达，还来得及预防。怎样预防呢？那就是一面输入西洋的物质文明，同时还要注意本国原来的文明。”我觉得他这话很可作我们的参考。中国的确还没有充分的物质文明，必须输入西洋的物质文明。可是别国现成的药方不能吃，我们生什么病，开什么方子。吃什么药。西洋的物质文明虽然我们很需要。可是我们只拿西洋文明的一段输进来，其余的一段不过问，势必发生流弊。我们输入十九世纪后叶至二十世纪的西洋文明，同时也要注意到十九世纪以前的文明；否则只看见飞机大炮以及各种机器，以及西洋的文明全都在这里了，这是完全不对的。飞机的用途，现在说起来好像只是专门轰炸的利器，但当初发明制造飞机的并不是这种用意。所以我们一方面输入科学文明，一方面还要明白科学文明的历史。
西洋的科学文明发源于希腊罗马，要输入西洋的科学文明，就要了解中古时代希腊罗马的人文科学。从希腊的文明看来，我们觉得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没有什么区别。他人文明义同中国很有相像的地方。希腊的宗教，文明，历史，与基督教的国家相比，差得很远，可是与中国相比，却很相近。希腊的宗教，崇拜天地日月，与中国差不多。他的哲学，以苏格拉底（Socrates）为代表，与中国的孔孟相似。孔孟讲到最后是小庸，他们的哲学虽然另有名称。而意思也是讲中庸。希望的道德观以春夏秋冬气候变化的情形为基础，譬如夏天很热，但是不能永远再热下去，热至极点，到了大暑，就逐渐凉爽。成为秋天，再逐渐冷下去，就到了冬天，可是冷到极点，也不会再冷，于是又逐渐热起来，成为春天。无论什么事都是如此，不能人过，所以希腊人的道德最重适中，最忌过中，而其根据则以自然律为本，这种观念，完全与中国一样。这样看来，科学源流的希腊文明，在我们中国人觉得是很容易了解了。
希望的文化既然与中国相近，何以科学发源于希腊，而中国的科学如此不发达呢？要知道希腊之科学文明，也不是自己创造的，是接受巴比伦埃及的文明，而发扬光大则完全由于苏格拉底，其弟子柏拉图（Plato）及再传弟子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当时他们的地位与时代，正同中国的孔孟一样，曾子是孔孟的弟子。孟子也可说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可是苏格拉底的再传弟子亚里士多德。除了伦理学、政治学、哲学以外。对于各种科学都有很多的著作；而孟子只著了论道的七篇书。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之中，有四部讲动物学的，后世的达尔文看见他的著作，说他能够在若干年之前研究出后世学者所未发现的学理，非常的佩服他。希望接受巴比伦埃及的文明，发挥希腊的文明，可以作我们很好的教训。
我们再看，日本近代科学非常发达，也是我们很好的教训。
希腊的精神文明同中国不相上下，何以亚里士多德变成世界自然科学的祖师，而我们的科学落伍呢？日本的文明是根据由中国传去的孔孟程朱陆生的学问，而接受了西洋文明，于是科学发达，但我们何以不能接受西洋文明呢？在这里，我们应该深深的反省。古代因为贤哲只讲哲学，不讲科学。所以科学落后；近代因为我们受了科学制度的流弊，所以就不能接受西洋文明了。过去的已经过去，没有办法了，只有第二步求补救的方法，就是以中国固有的国民思想为基础，再大量地吸收西洋自然科学以及物质文明，现在努力去做，还来得及。
关于以中国固有的国民思想为基础一点，有人说要保存国粹，提倡中国的思想，这种办法与我的意思有点不同。因为中国固有的国民思想—就是儒教的思想—
本来是健全的，只要中国不消灭，这种思想不会消灭的，没有保存提倡的必要。为什么呢？我可以拿一个比喻来说：假定中国人是松树，那么孔子也是松树，不过孔子的那棵松树特别高大茂盛，作为松树的代表。但是无论如何，同是一个根，同是—个种，把所有的松树种子松树根都使他长得同孔子的那棵松树一样高大茂盛，那是不可能的，但能好好的培养灌溉，长出来的反正都是同样的松树，也能茂盛起来，不会死的。所以不必怕儒教思想消灭，不必多事地说保存提倡，如果不想法培养灌溉，却上拨弄撮拔他，那是不会茂盛反而要坏的，怎样培养灌溉呢？就是孟子所说的不饥不寒，再进—步，使他们受教育，一方面把考试制度的流弊去掉，把物质文明的肥料加上去，自然就会茂盛起来了。
考试制度的流弊怎样去掉呢？我认为一方面把物质文明建设起来，一方面从教育方面着手。把自然科学普遍起来，养成科学的思想方法。只有这种药，才可以医治考试制度的病。英国有一位学者说： “学校里理科的课目并不是给学生预备将来研究专门学问的，而是普通的知识，养成科学的头脑，任何方面都可以应用。”譬如数学是整理思想的方法。平常对于题目怎样解决，训练好之后，就可以应用到政治，经济，外交上去，同样的将问题整理之后，就可以把要点抓住。文法也是如此。文法熟悉之后，不但说话都依照文法，将来对于办理事件也就可以用文法即论理的头脑，把要点抓住了。中国向来没有文法，不但八股文章没有文法，就是说话也没有文法。自从施行新教育之后，一般学校都添了英文，可是英文有一缺点，就是文法不密，这样讲也可以，那样讲也似乎可以，所以要学外国语或第二外国语，最好学老的拉丁文或新的德文，古典文一个动词有一百零八个变化。德文文法也很严密，先多费点心去学了，后来很有用处。学习文法不仅是为学外国语，是为养成科学的头脑，以便将来应用到任何事件去。所以这种科学训练，可以改变以往不讲实际的弊端。
中国还没有物质文明的流弊，这是因为中国还没有充分建设起物质文明的原故。可是不能因为物质文明有流弊我们就不要物质文明，这是不对的。物质文明比如是鱼肉，别人因为吃鱼肉而生病，我们根本吃不起鱼肉，也说我不吃鱼肉，这未免笑话。没有吃过鱼肉，怎会生病呢？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别人吃鱼肉生了病，我们就用别的方法与他配合起来吃。这是我的主张。
总结以上所说的话，中国的思想本来是好的，可以乐观的，第一是利人。讲仁，讲忠恕，要使大家安居乐业；第二是讲实际，不讲玄虚，死后如何，永生如何，天堂如何，一概不问。只知道现在生活的几十年中好好的过活：第三是讲中庸。中国的思想就是很平凡，可是经过考试制度之后，中国的思想变坏了，我们要补救他，就要吸收世界的科学知识。不偏于物质。问时还要注意科学的根源。一方面发展有用的机械文明，普遍自然科学的知识，一方面顾到固有的文化，如此则中国的缺点可以补足，原有的优点也可以发扬了。这种办法与从前所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同，因为他们把中学与西学分为两截，中学是人的身体，西学是人的衣服，我的意见不是如此。西学是我们没有的东西，可是由外国拿过来之后，就不是西学了，譬如拿医学说，中医与西药当然不同，可是仔细一看，只有时代的不同，中医是十七八世纪的医学，西医是现代的医学，我们把西医拿进来之后，就是我们的医学，也无所谓西医了。我们利用西洋的文明来补救中国的弊症，并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保存国粹，还在其次，必须首先将固有的精神思想健全起来，然后再用科学方法选择西洋文明的优点输入进来，这才是最好的办法。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社会如此不安定，无从下手，唯一的方法只有由教育机关设法了。今天在座的诸位。都是教理科的。虽然文科方面的教师责任也重大，可是诸位对于中国的责任更重大。除了使学生得到理科的学问之外，还要使学生养成科学的头脑，这是救中国最重要的一点。
我对于科学完全是门外汉，今天借这个机会，把我从前所想到放在心里的几句话和大家谈谈，所说的话平常得很，没有新意见，不过完全是真实不假的意见，应该怎样就怎样说，这一点是可以贡献给诸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