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原本封韩成为韩王，但因恼恨韩司徒张良随汉，未遣韩成归国，将其带至彭城，不久贬其为侯，旋又杀掉。听说韩王信来攻韩，就让自己的故旧好友郑昌为韩王，坚守韩地。韩王信率军与郑昌交战取胜，迫使郑昌投降。遂被刘邦立为韩王，他仍随刘邦作战。
前204年，刘邦在重围中设计逃离荣阳，让韩王信、周苛等人坚守该城。楚军破城后，韩王信降楚，不久又逃脱，重新归汉，刘邦再立他为韩王，他跟随刘邦，直到灭楚。
韩王信领有颍川郡，在今河南省许昌、禹县一带，治所为阳翟（今河南禹县），刘邦认为其辖地为用兵之处，次年迁调他领太原以北，让他防备和抵御胡人，建都晋阳。韩王信报告说：“辖地领有边界，匈奴经常侵入，晋阳离边塞较远，请求以马邑作国都。”征得刘邦许可，韩王信遂迁都到马邑（今山西省朔县）。
韩王信自随刘邦以来，献言反楚、战胜郑昌、被俘逃归、迁都马邑，均显示了他一定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克敌制胜的作战才能和对汉室的高度忠诚。他被刘邦认为有雄才武略，因而是汉室所封的第一个异姓王。他的诸多行为促进了反楚战争的进展，对汉朝立国时的北境稳定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九、卢绾：生而附骥，受宠为王与帝共荣
汉军中最受刘邦宠爱的将军当是卢绾。
卢绾是丰邑人，与刘邦同里。他们的父亲很要好，两人又同一天出生，一块儿玩耍长大，也非常友好。里中的乡亲们曾抬着羊、酒祝贺两家同日生男，后来又再次用羊和酒祝贺两个儿子相亲爱。刘邦为平民时，避官外出躲藏，卢绾也跟随他东奔西走。
刘邦在沛县起兵，卢绾以幕僚的身份相随。到了汉中，被任将军，经常在内廷陪伴刘邦。东击楚军时，卢绾以太尉身份随从，出入刘邦的卧室，吃穿用等各类赏赐，群臣没有谁能赶得上，即使萧何、曹参等人也只是因事召见，至于亲近宠爱，则赶不上卢绾。卢绾曾被封为长安侯，长安即是秦时咸阳。
前202年灭楚之后，卢绾受命带领一支军队与刘邦的堂兄刘贾一起，讨伐临江王共尉，他是项羽当年所封的临江王共敖的儿子，父死子继而为王。卢绾率汉军击破了共尉，数月后又随刘邦北击燕军，俘虏了燕王臧荼。
刘邦早就想封卢绾为王，只是怕群臣不满而埋怨。臧荼被俘后，他下诏给将相列侯们，让选择群臣中有功的人做燕王。大家知道刘邦想封卢绾，就说：“太尉长安侯卢绾经常跟随平定天下，功最多，可为燕王”刘邦遂下诏，封卢绾为燕王。
卢绾的军功不是很多，但他生而附骥，最受宠爱，在汉初诸侯王中无人可及。卢绾受封为王，与他个人命运的偶然性相关，同时也反映了灭楚后弥漫汉室的一种裙带风气。
十、娄敬：深谋远虑，刘汉王朝的社稷之臣
齐人娄敬在汉军灭楚后以戍边之卒的身份求见刘邦，他屡次建言，虑远谋深，对汉室战后的政局稳定和帝业兴盛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娄敬第一次见到刘邦，向他提出了建都关中的建议。娄敬认为，汉有天下和周室不同。周是自后稷开始世代积德，八方仰慕而有天下，汉室则是靠武力征营，因而不能效东周以洛阳为都。关中倚山临河，四塞为固，且天府之地，兵源充足，对天下具有“扼其喉而拊其背的战略优势，因而汉室只宜在关中建都”
刘邦及其群臣都是关外之人，不想远去关中。他们都说东周在洛阳数百年，秦在关中两代而亡，认为洛阳胜于关中，不如建都洛阳。刘邦犹豫不定，后来张良明确支持娄敬的意见，刘邦当日驾车西去关中建都。建都关中，汉室由此占据了天下最为优越和富庶的战略之地，立足牢靠，根本稳固，为后来击破诸侯王反叛、平定七国之乱和保持天下政局稳定创造了重要条件，其对汉朝促进发展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刘邦接受了娄敬的建议后说道：“本来提议建都关中的是娄敬，‘娄’就是‘刘’。”他借两字的近音作发挥，赐娄敬皇室之姓，以示恩宠。自此娄敬被称为刘敬。刘邦还拜他为郎中，号为奉春君，表示为汉朝送来兴盛之春。
刘敬的第二次建议是前200年刘邦北征匈奴时，大军到了晋阳，刘敬侦察判断敌情，劝阻汉军不要出击。当时刘邦派出十多批使臣了解敌情，回来都说匈奴兵弱马瘦，可以进攻。刘敬回来报告说：“两国相攻，本应炫耀示长，但我却只看到羸马老兵，这是故意显示虚弱，必然埋伏奇兵以待我军，我认为不能出击。”当时汉军已越过勾注山（今山西省代县西北），二十多万军队已经出动，刘邦听了刘敬之言，发怒大骂，让人囚禁他押送广武（今山西代县西南），刘邦进军到了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被匈奴出奇兵围困于白登山上，几不能脱。用了陈平的奇计，七天后才侥幸逃出。事后刘邦深感刘敬的先见之明，给他增邑两千户，封为关内侯，号为建信侯。
刘敬在这里并未见到匈奴的伏兵，但匈奴向来兵强马壮，使者却只见到羸弱疲惫的兵马，这种有意示弱的现象必然隐藏着极大的险机。他是从周密的判断中得出了不能出击的结论。事实也说明了刘敬这次理性判断的正确性。
匈奴数度犯境，汉朝君臣深为忧虑，刘邦向刘敬讨问主意，刘敬于是提出了又一条重大的“和亲”之策。刘敬认为，匈奴兵强，不可以武服；但其教化不深，也不可用仁义感服，要想办法让其子子孙孙做汉朝的臣子，就应把汉天子的嫡长公主送给冒顿单于为妻，赠给厚礼。冒顿慕其厚礼重币，必立公主为阏氏，生子为太子，将来就是汉帝外孙为单于，外孙是没法和外祖父平起平坐的。这样，不用作战就能使匈奴臣服。刘敬又强调说：“陛下如果不能送去嫡长公主，而让宗室之女或后宫诈称公主，对方会知道，不肯尊重和亲近，是没有益处的。”刘邦同意刘敬的建议，准备派鲁元公主去，但吕雉日夜哭泣，并不情愿，刘邦只好选了一个皇族之女冒称嫡长公主，嫁给冒顿单于，派刘敬去缔结和亲盟约。
这次和亲正如刘敬所料，因为送去的是冒称的嫡长公主，并未达到极好的效果。但刘敬在对“蛮夷”传统的武征和德服两种方式之外，别出心裁地找到了另外一种独特的臣服之方，以期达到不战而屈人的长远效果。用放弃公主个人在婚姻上的自我选择为代价，换取两国的亲善和好与对方的弃扰臣服，在两国文化差异较大，不能实现深度沟通，而又想自我保持上国尊严的时代和国度，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好的思路。后来汉唐的君主多次嫁女和蕃，就是受刘敬和亲之策的启发。此策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条重要的交邻策略，其意义和影响都非常之大。
刘敬自匈奴和亲归来，说他发现匈奴的有些部落离长安仅有七百里地，轻骑一日一夜即可到达秦地，于是向刘邦提出了第四条重要建议：让把关外六国的大族强宗迁至关中，充实关中人口。平时可以防备匈奴；关外有变，可以率领东征。他认为这是“强本弱末之术”。刘邦深表同意，派他把关外十多万人迁到了关中。刘敬的这一移民建议得到实施，对加强中央政权，削弱地方势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刘敬是一位眼光远大，思想深邃，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所提出的建都、和亲与移民三策都作用重大，影响深远。阻止出击匈奴之议被刘邦当时弃置，即有平城之困。他的所有建议都包含着出色的智慧，体现着当时人们对相关事情认识的最高水平。
刘敬也是一位朴实无华、忠诚直率的人。他于前202年自齐地去陇西（今甘肃省东部）戍守，经过洛阳时听说刘邦正在城中，就放下车辂，穿着羊皮袄，见到同乡人虞将军，让他引见刘邦，说有事情相谈。虞将军要给他换身新衣，他拒绝说：“我穿的是锦衣，就以锦衣去见；穿的是粗布衣，就以粗布衣去见，不愿意更换衣裳。”终于穿羊皮袄去见刘邦。在他看来，面对君主应该拿出自己的本来面目，任何华美的扮装都有虚诈之嫌。正是怀着这样的心理，他才在关键的事情上敢拂众人之意，独献兴邦之策，甚至不惜逆鳞犯威。他心有所想，口必有达，胸无所藏，表里如一。在刘邦称帝后，朝中逢迎之风上升的时候，这种独立思考、坦诚直率的人格尤其可贵。
刘邦：江海善下，故能为百谷王
受陈胜大泽乡起义的鼓舞和推动，秦沛县泗水亭长刘邦于前209年秋在沛县起兵反秦。这支队伍不久投奔项梁，后来受楚怀王熊心的派遣向秦都关中进军。当项羽率义军与秦军主力决战巨鹿时，刘邦在西进途中迫降宛城，攻占武关，于前206年十月入关灭秦。项羽入关后分封诸侯，刘邦被封为汉王，领巴蜀及汉中之地。刘邦不甘屈居蜀汉之地，数月后再夺关中，率兵东进，进行了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最终以劣势之军反败为胜，灭楚称帝，建都长安，建立了西汉王朝。
刘邦是沛县（今江苏省沛县）丰邑中阳里人，其出生时间史籍未能记载，学界推断倾向于为前256年。他最初没有名字，做了皇帝后取名为“邦”。早年按兄弟排行伯、仲、叔、季的顺序，因为他排行最末位，故称刘季。前209年起兵后被称沛公，前206年后被称汉王，前202年后为帝。
刘邦军队是楚汉战争的胜利者，也是反秦斗争最大的赢家。他们在逐鹿中原的较量中能够得手，不仅昭示了汉军英雄们对敌拼争的神勇智略，同时也表明了刘邦统领群雄的成功。
一、善于将将，驾驭群才
刘邦本人并没有过人的文韬武略，他的成功主要在于能发挥和利用众人的才能，将其统一于自己所倡导的事业上。反楚斗争刚一结束，他在洛阳南宫置酒相庆，席间君臣们谈起汉军能够战胜楚军的原因，刘邦不认可臣属对他个人的其他赞誉，他自己总结成功的原因说：“夫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服国家，安抚百姓，供给粮饷，不绝于道，我不如萧何；统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位是人中之杰，都能为我所用，这就是我能取得天下的原因。”刘邦后来与韩信谈及各人的统兵之才，韩信也对他说：“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即认为刘邦善于统驭将领。两人的说法都涉及到了事情的关键之处。
在秦末乱世，群雄蜂起的时代，许多有降龙伏虎之才的英雄们都愿意在历史的舞台上一显身手，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刘邦所领导的反秦灭楚，平定宇内的事业，为众多英雄们提供了发挥作用的场所。正因为刘邦本人没有什么过人之才，也没有过分的自负，因而在整个团队中对投身事业的群贤们充分信任，言听计从，使他们在这里找到了个人事业的真正落脚点。尤其是在楚汉相争，楚霸王项羽刚愎自用，轻薄和疑忌人才的情况下，刘邦亲信贤能的方法一时造成了众鸟投林，百溪归江之势。随从刘邦沛县起义的人物并不很多，韩信、陈平、张良、英布、叔孙通、周殷等，几乎都是由强大的楚军一方投奔而来。张耳、彭越、韩王信、郦食其、王陵、陈？等，都是经过比较而选择投身于弱小的汉军。他们不倾慕楚军的势力，而是向往汉军中才智得以施展的环境。张良本是为韩报仇，被通缉捉拿的秦罪犯，陈平原是有志天下，生活受困的贫家子弟，韩信曾是自负极高、衣食无着的流浪人，刘邦给了他们个人生存的尊严和价值实现的满足，他们自然为汉军的事业竭忠尽智，因为这同时也是他们个人的事业。
刘邦能给汉军将领们以个人欲望上的满足，这是他团结和掌握下属的又一重要方式。韩信在家乡淮阴受尽困辱，在楚军中不曾得志，萧何建议拜其为大将，且要筑坛设场，举行隆重的仪式，刘邦即予实施，后又拨给数万军队，让其开辟北方战场，这种隆尊厚信的态度使韩信身为齐王后仍有发自肺腑的感激。陈平只身投汉后，在新封的护军职位上收受贿赂，且有其他不合传统观念的行为，刘邦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后非但不予追究，反而更加信任，正是这种超常的对待和挽留打动了陈平，使他把超常的才智贡献给了汉军，避免了汉军的数次厄运。张良曾客事刘邦，后终依附，始终受到刘邦最高的尊崇，他后来自己承认：“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这也正是他半生为刘邦出谋划策，奉献忠诚的直接动因。
九江王英布弃楚投汉，适逢他受汉使随何的策反举兵叛楚，兵败逃亡而来。刘邦坐在床上洗脚时召见他，这位曾居王位的尊者见状大怒，深悔投汉，准备自杀。但回到住所，其装饰设置、饮食从官跟汉王刘邦的规格完全一样，他又大喜过望，深为感激。不仅派心腹之臣去九江郡收取故旧散兵归汉，而且还凭旧交策反了楚军大司马周殷，在垓下之战中成为围歼项羽的一个重要方面军。刘邦对英布先屈后尊，欲扬故抑，形成一种反差，使他真正感觉到，在废置由人的处境下，刘邦给了他最高的尊宠，他在汉军中仍然享有君王的待遇，因而死心塌地地为刘邦所驱驰。刘邦本人按说并无这样欲擒故纵的心机，如果不是他的无心而为，就是身边谋士的划策，但对这位骊山刑徒出身的九江王以厚结之，满足其高度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却符合刘邦的处人之道。
刘邦身边有一大批具备文韬武略，能征惯战的人才。他自己没有筹策谋划，许多问题的解决方案已被提出来了，而且非常出色，如汉中拜将，暗度陈仓，攻取北土，离间楚臣，荣阳逃生，垓下决战，定都关中，平城突围，和亲匈奴，移民关中等等；刘邦自己也不用率领三军，冲锋陷阵，许多城邑和土地已被攻取了，强敌最终被消灭了，他成了群雄逐鹿的最大赢家，这就是发挥众人之才的必然效果。
刘邦身边曾有一位叫纪信的将军，在刘邦荣阳被困的危急时刻，他自愿假扮刘邦，出城诳楚。当刘邦自西门逃脱时，纪信在东门外被项羽擒获，不屈而被烧杀。他甘愿粉身碎骨，换得刘邦的性命。御史大夫周苛曾经坚守荣阳，城破被俘，他拒绝接受项羽的任用，痛骂楚军，甘受烹杀。汉军中如此忠诚的将士还不少，这当是刘邦成功待人，能够掌握人心的一种反映。
与强大的敌人持久对抗，作为最高统帅要解决战略决策、军事部署和后勤供应三个要害问题。刘邦所重用的张良、韩信、萧何这“三杰”已分别为汉军出色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即使刘邦本人在具体的事情上作为极小，但只要掌握和驾驭了这些人才，他就不失为合格的统帅。
除张良、陈平等人在刘邦身边出谋划策外，韩信率军北攻，独当一面，萧何坐镇关中，留守后方，两人远离刘邦，都难免存在失控、反叛的可能。刘邦派自己的故旧部属曹参、灌婴等人在韩信手下为将，关键时候对他们直接下令，如垓下之战时灌婴就“受诏”追项羽至东城，接受刘邦直接指挥。刘邦兵败成皋后，曾和夏侯婴逃出北门，远驰修武，闯入韩信军营，在其卧室抢到兵符，调用了韩信的军队。垓下之战刚一结束，他在定陶驰入重兵在握的齐王韩信军营，又夺其兵符，接管了他的部队。就地称帝后十多天，他以“义帝（熊心）无后”和韩信熟悉楚地风俗为借口，将其改封为楚王，调离齐地。对于萧何，刘邦在荣阳战事最紧张的时刻数次派使者赴关中慰劳，意在观察后方动静，以至于萧何身边的鲍生都看出了刘邦的疑忌之心，建议萧何派本家子弟赴前线任职。刘邦对韩信和萧何的防范是领军人物对重权部属应有的提防，反映了他统驭人才的另一侧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