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萍
红四方面军是红军三大主力之一，在敌人的多次围剿下，先是撤离了鄂豫皖根据地，创建了川陕根据地，后来又于1935年3月从川陕根据地出发，渡过嘉陵江、涪江后，踏上了漫漫征途。在一年多的长征中，红四方面军两过雪山，三过草地，谱写了一曲悲壮的凯歌。特别是红四方面军第二次北上的胜利，是广大红军指战员以顽强的革命毅力和斗志，在不断战胜外部围剿和内部思想斗争而取得的。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对我们了解研究红四方面军史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红四方面军二次北上的形成
1935年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6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就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做出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红军有一个广大、巩固、安定的根据地，并集中兵力打击胡宗南部。张国焘对中央决定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战略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川陕甘计划”没有可靠的后路，北进会受到胡宗南的阻击，且陕甘地广人稀粮食困难，很难站稳脚，所以主张以西康为后方，南下成都，在川康立足，实行退却保守战略。会议经过激烈讨论，绝大多数人都同意北上方针，张国焘在孤立的情况下被迫同意北上。会后，中央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确定一、四方面军兵分三路，攻占松潘，北出甘南。张国焘表面同意北上，服从组织，实际借自己人多势众，以不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相威胁向党中央要权，提出要解决组织问题。为此，中央于7月18日在黑水县芦花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徐向前、陈昌浩为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和政委。张国焘在到达毛儿盖后，再次以解决组织问题为由，拒绝进一步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结果贻误战机，招致胡宗南在松潘集中兵力，使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中央不得不取消松潘战役计划，改道经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草地北上。8月3日拟定了《夏洮战役计划》。8月间，中央召开了毛儿盖会议，张国焘以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为由，主张分左、右两路军行动，右路军以原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军组成，由前敌总指挥部陈昌浩、徐向前率领，随党中央行动；左路军以原一方面军的第五、九军和原四方面军的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组成，由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北进夏洮地区，争取在洮河流域消灭敌主力，创造甘南根据地。为了再次明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使红军凝成一个整体，不被敌人各个击破，在8月2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依据形势，提出了夏洮战役计划的补充意见，得到与会同志的赞同。陈昌浩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的战略方向是北上抗日。所以，红军北上甘南后，应坚决沿洮河右岸，东向突破岷山王均部的防线，并且继续向东发展。为了全力以赴，以求必成，就必须以右路军为主攻力量，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夏洮战役方针的改动，是执行夏洮战役的具体步骤，是必不可少的。”会议次日，右路军立即向若尔盖大草原的边缘地带进发，陈昌浩和徐向前联名向已随左路军行进的朱德、张国焘就新的军事战略计划发了电报，向他说明北上、东进的合理性及西进、南下的危险性。然而，张国焘却不同意中央新的作战方针，拒绝与中央红军一同由川西北北上，并来电指示：“先头部队在20日已经占领了阿坝，主力部队也必将进驻阿坝。”并说阿坝地区物产丰富，是解决财源和给养的好地方。为了敦促张国焘北上，从8月24日-9月9日，中央6次来电，催促左路军迅速北上，并说明北上的重大意义和作用，但张国焘公开拒绝与中央红军一同执行北上方针，进而强迫左路军部队及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向西康方面行进，并密电陈昌浩：经过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周、张放弃毛儿盖方案，周右铭军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在此危急情形之下，党中央率领右路军中的原一方面军迅速脱离了险境，单独北上。9月底，陈昌浩、徐向前率领右路军中的第四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与张国焘、朱德率领的左路军会合于大金川北端的党坝。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打出了另立中央的分裂主义旗帜。党中央在北上后又多次来电催其改变路线，向北行进，但张国焘不顾红军的利益，独断专行，率红四方面军南下。
在南下的日子里，红四方面军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险阻，前有敌兵堵，后有敌兵追，天上飞机轰，地上回、番、土司扰，翻越人迹罕至的漫漫雪山，走过了茫茫无际的沼泽草地，许多红军战士不是牺牲在前沿阵地上，而是倒在了无情的雪山和草地之中。在敌众我寡、粮食弹药缺乏，没有任何援助的情况下，红军每打一仗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935年11月的百丈之战，标志着南下红军由战略进攻转入了战略防御。红军主力最后主动撤出天全、芦山，向川康边境进发。就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进退难决之际，陕北传来了红军胜利的消息，给红四方面军带来了曙光。1936年2月14日，党中央及从共产国际回国的张浩对四方面军战略方针等致朱德、张国焘电：“育英动身时曾得到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并对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方向提出了具体步骤，指出北上陕甘为上策。四方面军过岷江，红二、六军团过长江，然后共同北上，为在北方建立根据地，同苏联红军联合抗日创造条件。
张浩的电报，肯定了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士气。特别在这漫长而艰难的南下征途中，他们深深感到失去中央、失去友军的孤立无助，许多指挥员如朱德、徐向前、刘伯承、陈昌浩对张国焘的退却路线进行了抵制。他们原本就坚持北上方针，只是张国焘的一意孤行，为顾全大局，才被迫南下，而今有了共产国际的明确指示，思想上更加统一了。面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红四方面军的艰难处境，张国焘只好取消他的“第二党中央”，组成西南局，策应红二、六军团北上陕甘。1936年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结束南下，兵分三路，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向道孚、炉霍、甘孜进军，踏上了艰辛的第二次北上征途。
二、红四方面军二次北上的胜利
1936年7月2日，经过南下，损失过半，只剩4万多人的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的14000多人在甘孜胜利会师。5日，党中央命令将红二、六军团组成二方面军（将三十二军编入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红四方面军辖四、五、九、三十、三十一军共五军，由徐向前、陈昌浩指挥。1936年7月27日，两军会合后，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两支队伍北上，宣告了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彻底破产，也预示着红四方面军二次北上的胜利。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和两个方面军原已商定的计划，两个方面军继续北上，红军总司令部做出了进军陕甘的部署：先以左、中、右三路纵队穿过草地，到松潘、包座一线集结，而后向甘南的岷州、洮州、西固（今舟曲）地区进攻，打开与一方面军会师的渠道。7月末8月初，由朱德、徐向前、董振堂分别率领的左、中、右路纵队经过1500里的艰难跋涉，终于走出草地，先后到达包座。红军到达包座后，在河西畔的救济寺召开西北局会议，就北进计划进行讨论。这时，张国焘对原拟的北进岷、洮、西计划并不作任何部署，却提出要部队从齐哈玛过黄河，由西北出青海到新疆。原因是蒋介石已派朱绍良由川、康抽兵分头追击，并凭借天然险要和原有碉堡线攻势防御，企图封锁二、四方面军于川、康、青、甘边区内，对我部实行分途追击，多线堵截，阻碍我三大主力会合。张国焘在大兵压境之时丧失对革命前途的信心，又一次举起了退却的双手。他的这个西进计划一提出，立刻遭到了多数同志的强烈反对。任弼时在会上说明了不能西去的理由，一是两广事件的发生，说明国民党内部矛盾尖锐了，对蒋的现行政策是个动摇；二是三大主力会合，将奠定陕甘宁三省成为抗日革命根据地，结束红军的漂泊不定；三是在黄河以东红军主力可以肩负起抗日的先锋，若到偏僻的黄河以西就不能了。与此同时，党中央也多次来电催促北进，并指示：“四方面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已通知全苏区红军，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在中央明确指令和红四方面军党内多数同志的敦促和劝说下，张国焘只好放弃了从齐哈玛过黄河的企图。在这次会议上，西北局通过了立即进行岷、洮西战役计划。
8月9日，前锋部队夺下天险腊子口，直逼岷州城下，西北局随红军总司令部离开救济寺向南界前进。6万之众的主力红军，以锐不可当之势挺进甘南大地。当时，在甘南的驻防敌军只有王均、毛炳文、鲁大昌等部分别在岷州、洮州、西固驻守，构成西固至洮州、天水至兰州两道封锁线，企图阻止我军北上。陈昌浩率先提出了北出通渭、静宁、会宁，与红一方面军南北夹击胡宗南西进部队的方案。经过十多天的激烈战斗，除岷州外，甘南大部分地区已被红军攻克占领。8月26日，两大主力红军驻守哈达铺（这是岷州西南的重镇），并举行联欢大会。与此同时，在彭德怀率领下，一方面军出动接应二、四方面军，于8月底从豫旺出发，向同心、海源以西、固原以南逼进。就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在望之时，张国焘又提出了他的西进计划，并拿出两个行动方案报告党中央。一是往西去，到新疆接通苏联，获得物质装备再回来；二是出东南，向川陕豫鄂发展。9月8日，党中央电复：往西行动须求苏联协助，要等国际回答，已派邓发去国际申请并报告情况。对于出东南，中央指出是向南京进攻的姿态，只能在与南京谈判决裂后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这样，张国焘才不得不同意按党中央8月30日电令执行：“发展甘南作为战略根据地之一……使之成为另一战略根据地，与陕北、甘北相呼应。”瓦窑堡会议后，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党中央多次与张学良、杨虎城等秘密往来，就部分停战达成协议，同时，中央与南京方面也有文书、人员往来。因此，中央再次重申“逼蒋抗日”方针，即从宣传口径上一改打倒国民党军队的口号为联合抗日，对张学良不采取真正的进攻态势。现在，蒋解决了两广事件后，调胡宗南由河南开回兰州，以此分化东北军，撤换张学良。根据敌情变化，中央9月13日来电，明确指出：“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宗南）敌占领该线，此是最重要一着。”电报中还说，已令一方面军的第一师南下静宁接应。很明显，中央的意图是先于胡宗南占领该区，保证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如果一、二、四方面军不抢在胡宗南占领兰西公路之前会师，就有被分割的危险，三个方面军都会陷入不利境地，也会动摇张学良跟我们联合抗日的决心。
西北局根据新情况，在三十里铺召开了为期三天的会议。会上，大部分同志关于部队的战略方针同意中央9月13日来电的部署，决定发动静、会战役，一同北上和一方面军会合，但张国焘再一次提出反对北进、要西进的计划和反对静、会战役计划。为了掩盖其退却主义路线，张国焘辩解西进的有利之处和北进的弊端，他说：“四方面军到静、会地区后，必须将后方靠向赤区。如企图太明，敌知我以宁夏、甘北为战略退路，胡敌一部有可能集中兰州，并加强宁夏守兵，势将陷我军于狭小不利地区。……若四方面军转到甘北，胡敌必向四方面军压迫，不会转其凶锋对一方面军。……此次西渡计划决定，绝非从延误党和军事上统一集中领导观点出发，而是在一、二、四方面军整个利益上着想。先机占领中卫，既可更有利实现一、二、四方面军西渡打通远方，又能在宽广地区达到任务。”在这次会议上，关于西进还是北进，讨论得很激烈。一向是张国焘命令的忠实执行者陈昌浩第一次公开与张国焘唱了反调，主张北上。朱德也一再耐心劝导张国焘要维护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要搞独立性，再犯以前的错误。中央也来电进一步挽救张国焘。为了不误时机，完成战略部署，朱德一面领着参谋们查地图、订计划，一面组织指挥机关向北进发。9月21日总部在北进途中，收到了张国焘从漳县前敌指挥部发给部队的电报，命令进到通渭执行静、会战役任务的部队停止北上，转头西进永靖，准备渡黄河。朱德看到电文后，立即拟好三份电文，一份给漳县前敌指挥部徐向前、周纯全同志转张国焘；一份发给党中央和二方面军首长；第三份给在外地筹粮的曾日三同志，让他立即到漳县开会。
在漳县会议上，许多同志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自己执行静、会战役计划的意愿。但由于张国焘提前将西进方案对部队进行了宣传，并得到一些人的支持，且部队已经行动起来，所以，朱德的行动计划没有真正执行。9月26日，中央来电不同意四方面军西进，并致朱德、张国焘：“胡宗南部到略阳，本月底其后续将到齐。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大道，不会有严重战斗。而一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策应，二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钳制之。背后粮食不成问题。若西进到甘西只限制青海一面，尔后行动困难。”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使红军再次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要么同张国焘斗争到底，继续北上，要么听从错误的战略安排，使红军再度濒临绝境。在这紧要关头，9月27日，党中央连续发电三次，催促北上，并说明北上之利和意义。电文指出：“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的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达不到任务的危险。”“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9月18日之部署，速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仍在外翼制敌，则万无一失。”就在此时，徐向前指挥的先遣队从前边已回到洮州总部，把所勘察的情况作了汇报：黄河对岸已经进入大雪封山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难以实现西渡计划。在这内外交困之际，27日，就在党中央来电的当天，张国焘发了两个电文，一是为执行中央北上会合指示致中央：“决仍照原计划东出会宁，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先头二十六日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二是朱德、张国焘等为北上会合一方面军致王宏坤、陈再道：“（甲）西进计划因今天受到地形、时间限制，决定仍向东进执行静、会战役计划，向静宁、定西大路进与一方面军会合。（乙）如你们尚未变更原阵地时，仍固守原线；如已撤收时，宏坤部队火速星夜开回渭源，再道仍火速开回去相机复原阵地。以后待命行动。”29日，红四方面军总部下达了北进静会地区的命令，宣告了西进方案的彻底破产。10月2日，红一方面军南下接应部队攻下会宁县城。10日，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至此，红四方面军完成了第二次北上的使命。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