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虹虹
张闻天同志（1900.8.30-1976.7.1），又名洛甫，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市）人，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宣传家、教育家，是党在一个较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他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对共产主义矢志不渝的坚强信念，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统治党中央时期，张闻天曾是当时中央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犯过错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乏革命实践经验。他所以能够改正“左”的错误，并且成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终其一生，我认为张闻天有四个特点，这四个特点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值得我们很好的继承和发扬。
一、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张闻天能从错误中转变，得益于毛泽东对他的帮助教育。他之所以能够坚决和王明“左”的错误决裂，这点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没有毛泽东做中流砥柱，没有毛泽东对左倾机会主义的坚决抵制和斗争，那么，张闻天的转变会发生极大的困难。
张闻天在接触实际的过程中逐渐感到毛泽东主张的正确性。而左倾中央安排他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却促进了他与毛泽东的接近和对毛泽东的了解。在政府工作中，张闻天相当尊重毛泽东，并且主动学习毛泽东的工作方法。如他学习了毛泽东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后，也深入到一些区苏维埃作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写了区苏维埃怎样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转折。张闻天从王明左倾路线的一边毅然站到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扭转了错误的路线，走上正确的路线。他集中大家的意见，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对此，毛泽东曾经说过：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会后不久，张闻天被推选为总书记，代替博古同志负总责。当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渡过金沙江、大渡河，转入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又受到张国焘退却逃跑路线和反党分裂活动的干扰。张闻天在这期间，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他同张国焘的反党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个艰苦危难的时期，可是张闻天总是十分乐观。他说：“我们党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领导人。有了毛泽东的领导，我们就能够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他还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他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同志一起，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可贵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二、深入实践，用实践检验真理
张闻天能够彻底改正错误，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还在于他对自己从不文过饰非。他勇于在实践中改正错误，改进工作作风。在延安时期，他兼任过中央宣传部部长，经常沉痛地对自己在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期间所犯的错误，进行自觉的批评。他在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时说：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是应当不断地学习的，我们过去不是书读错了，而是读书的态度不对头，不是以唯物主义的态度去读，而是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去读。他联系实际，为大家的学习作了深刻的阐述。延安整风运动前夕，在毛泽东召集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又一次检讨了自己犯过的错误，并且请求免去他在中央的职务。在这之后，他用很大的精力进行系统的社会调查研究工作。1942年1月到1943年3月，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主动去陕北、晋西北作调查研究工作。在调查中，他亲自召集调查会，走家访户，同广大群众接触，并在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亲自写出调查报告。一年中他自己动手写的调查报告有《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碧村调查》、《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调查》、《杨家沟地主调查》等。1943年3月返回延安后，他又向中央写了题为《出发归来记》的报告。这篇文章，在实践的基础上，精辟地论述了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调查研究应当采取的基本态度，和进行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他认为这次调查最重要的收获，在于“冲破了教条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和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使他认识到“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他决心向着这个方向长期努力下去。他说：“一个真正唯物论者的起码态度，就是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必须从认识这个客观的实际出发。”他说：“这个无穷的方向，在我的长期努力所获得的有限的结果中，能够被一步一步地体现出来。”
张闻天1943年参加延安整风和关于党内历史上路线是非的讨论。通过整风，他感到自己在中央工作太久，应当到实际工作中去积累经验。抗战胜利后，他主动要求到东北做地方工作。中央批准他的要求后，他非常高兴。在中共北满分局委员、合江省省委书记、东北常委兼组织部部长、辽东省省委书记等岗位上，他都深入调查研究，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提出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例如：1945年冬他在镜泊湖边的宁安县蹲点，调查了解了东北特有的土地占有状况后，他提出“土地不应退回原主，而应重新分配给无地与少地的农民”。
1948年在东北即将全境解放的形势下，张闻天以他的政治远见，及时提出要把工作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要把经济建设的任务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9月，他起草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提出东北经济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体，普遍地发展并紧密地依靠群众的合作社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允许与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对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投机性和破坏性，禁止与打击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的经营。”
他的这份文件用电报发到党中央，立即得到高度重视。毛泽东肯定这份文件写得很好，他和刘少奇作了修改后印发征求意见，并准备转发全党，作为各解放区经济建设的方针。毛泽东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也吸取了张闻天对五种经济成分的分析和经济建设方针的意见。张闻天的创见，对新中国的经济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终身好学马列主义，不断追求革命真理
早在五四时期运动，张闻天就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参加进步青年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发表了不少文章。1922年一批学生同部分教师，因在厦门大学争取民主办学未成，后到上海共同创办大学。
1925年，五卅运动前夕，张闻天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他被党组织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中大他刻苦地学习马列主义。
延安马列学院于1938年5月成立，到1941年5月改组为延安马列研究院止，开办三年，共编6个班，学员有八九百人。张闻天任学院院长。为了办好这所学校，他倾注了心力，辛勤耕耘结出了丰硕果实，为党培养了一大批具有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的理论干部，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李先念同志曾经是马列学院第一班的学员，他在给马列学院成立50周年纪念会贺信中写道：“它是我们党创建的第一所攻读马列主义理论的比较正规的学校，对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它培养了一批具有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的干部，并帮助许多经过长征和在国民党区域长期斗争的干部总结经验、学习理论；还为中央研究院的建立提供了条件。所有经过马列学院及中央研究院学习和锻炼的干部，以后在各个时期的艰苦斗争中，在各条战线的广泛实践中，都起了应起的骨干作用。”
1998年5月5日，延安马列学院60周年纪念大会上，学员代表宋平在讲话中说：“马列主义是我们革命行动的指南。在马列学院学习，为每一个学员打下了比较系统的理论基础，提高了一个革命工作者对世界对人生正确的、科学的、理性的认识，主要是确立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这对于我们为中国革命事业而奋斗的每一个学员是受益无穷的。”这两位学员的话，代表了很多老同志对马列学院的看法。恰好说明学院贯彻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针，同延安整风统一起来历史地、全面地评价了马列学院。可以看到，马列学院实际上是我党在政治成熟之后向着解决思想路线过渡中的一个产物。如果说它的产生适应了全党普遍加强理论学习的要求，那么它的改组又是适应了全党在理论与实际结合上的深入与提高。
张闻天1939年2月兼任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部长，并编辑党内《共产党人》杂志。他是党的干部教育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早在1935年11月他率领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后，随即决定创办中共中央党校。所以他是中央党校名副其实的一位创办人和最积极的领导者。他在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重新教育干部，培养干部，使他们懂得新的政策，适合于新的要求。”进而强调：“党的教育，现在特别重要。在思想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武装全党同志，是党目前争取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最主要的任务。必须使全党同志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养成学习理论的兴趣，只有这一武器能够使我们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下，正确地解决问题，而不犯严重的错误。”除了对干部教育的全面领导以外，他还亲自编写讲授《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在党内教育中开设党史革命史课程方面，张闻天称得上是先驱者之一。他在当时延安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领导主持编译出版了大量的“马恩丛书”、《列宁选集》，以及其他科学知识方面的丛书，满足了延安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科学知识的需要。他在其主编的公开刊物《解放》和党内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了不少重要文章。他对陕公、抗大、马列学院作过许多重要讲话，其中当时延安影响最深的是1938年“论青年修养”的演讲和1939年到1940年论党的建设的重要文章。他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直到1976年离开人间的半个多世纪内，为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对马列主义理论的钻研，真正做到了终身好学，孜孜不倦。
四、逆境中继续追求，为真理奋斗献身
1959年庐山会议上，张闻天作了长篇发言，对“大跃进”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作了透彻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敢于说真话，讲出那么多有分析的精辟见解，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觉得关系国家的命运，关系党的前途，该讲的讲，该坚持的坚持，无私无畏。接着他受到了不应有的错误批判。但他以大局为重，以党的利益为重，不去计较个人的得失。他离开外交部以后，经多次请求和中央的批准，离开了领导岗位，来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致力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国内现实问题的研究，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研究。他写了不少经济论著，继续向党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他不仅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还认真研究了一些具体的经济问题。1962年，他从北方跑到南方，对好几个省、市的集市贸易的情况和变化，亲自考察，收集了系统的材料，写了关于农村集市贸易问题的专题报告，呈送中央和毛泽东。他这种忍辱负重，能上能下，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把党和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文化大革命”中，张闻天是国家机关首批被批斗的对象之一。在那失落了人性的所谓“革命大批判”的浪潮中，他的人身安全毫无保障。他受尽了种种折磨。
此后的几年里，他以衰病之躯潜心著述，写了大量的论文和笔记，反对当时的“左”的错误，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他写的好多文稿，被抄家丢失，留下的仅有10余万字的“肇庆文稿”。这个文稿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总结了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近20年曲折历史的经验教训，较为系统地批判了左倾错误；着重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党和国家的关系、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的关系、公和私的关系，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阶段、任务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庆文稿”是张闻天晚年追求真理的记录，它是用革命勇气和科学精神筑起来的一座理论丰碑。它不单是张闻天个人忠贞和才智的体现，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结晶。张闻天说：“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他的这些论著是从亿万人民的实践中得来的，其中同样掺和着鲜血和泪水。
张闻天追求真理、发现真理、服从真理、坚持真理、献身真理的可贵精神和他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理论成果，必将启迪我们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寻求真理的跋涉中不屈不挠地前进。
历史是最公正的，张闻天的英名，将永远活在全体共产党员和全体人民心中。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助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