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我做《观察》周刊研究时，留意过农学家董时进这个人。但后来因为其他研究，没有深入下去。所获资料也非常有限。后来在《独立评论》和其他一些杂志上看到他不少文章。重庆朋友何蜀知道我的兴趣后，还告诉过我一些线索，说董后来到了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还回过四川，听说已经去世了。
丁：我查了一下《民国辞典》。董时进，1900年生人。四川塾江人。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入康乃尔大学，获农学博士学位。历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主任、院长；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主任；国立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等教授；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农利股主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干事，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江西省农业院院长。1945年10月，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著有《食料与人口》、《农村合作》等书。应当说当时是个有名的农学家。
谢：为什么对他感兴趣？我在《观察》上读过他的一篇文章。1947年国民党取缔民盟后，作为民盟的一员，董时进写了一篇《我对于政府取缔民盟的感想》。董时进对国民党政府取缔民盟很有看法，他认为这是一个政府的下策，是害多于利的。他说：“因为一般人民对于政府大多恨它腐败贪污，而认为尚可取的，则是比较上还能给人民一点自由，政策不同的政治团体也还可以存在。”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文章中奉劝国民党：“政府假使是聪明的，应该使人民感觉在政府之下有充分的自由，反对党派可以存在，可以活动。世人相信美国比苏联民主，最好的证明是美国允许华莱士一类的人在国内国外大事咆哮，而苏联则无论如何拿不出这样一个证据来。这样的事实胜过一切雄辩。”这样的认识，但在上世纪40年代末知识分子中并不多，只有储安平和他看法相似。他们认为，自己腐败但还给人民一点自由的政府，比那种又腐败还不给人民自由的政府要好一些。
丁：即使有过这样的看法，董时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还是上书毛泽东，在一些问题上表达自己的意见。
谢：1950年复刊的《观察》周刊曾发表过一篇谈话纪要式的文章，名为《董时进上书反对土地改革问题》。
丁：发表了董时进上书的原文吗？
谢：没有。《观察》发表的是一个批判他的谈话摘要。前面有一个说明：“董时进君为反对土地改革，曾上毛主席一信，并又印了到处散发过。北京农业大学应廉耕、韩德章诸教授，曾在校内发动师生，举行过几次座谈会。其中一次是有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几位老会员出席的。”这个谈话摘要，没有列出发言者的名字，只用了甲乙丙丁来代替。现在虽然很难看到董时进上书的原件，但我想这个原件也许还在世间，因为给毛泽东上书，总会在他的那些来件中保留下来。将来有一天，要是能解密档案，总会有人来重新评价那段历史的。
丁：从别人的发言中，多少总能看出一些董时进的意见吧。
谢：能看出一些。有一个发言的人说：“董时进先生的文章，大家都见到了。所以现在不需要我来详细介绍。概括地说来就是反对土地改革。他的根据是：旧中国农村土地是‘自由买卖’的，租佃关系是一种‘自由契约’，所以它不是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因此就不应该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把土地分散了，经营不利”。“土地改革，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负担而国家税收将受到损失。”“董时进先生说华北有封建性剥削，而江南则没有”。“董时进先生说地主是勤劳的，而农民则是懒惰的”。参加这次座谈会的都是农业方面的专家，许多是董时进的同事。他们认为，董时进在美国学农业，受资本主义的影响很深，他对中国土地问题的看法是错误的。一个他当年的同事说，董时进在国民党时期就反对土地改革。
丁：董时进当时提出的意见，不一定正确，但具有相当的专业性，是经过认真研究和思考的。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政府应该听听不同的声音。中国土地制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40年代的中国，江南的一些农村已经有了一些工业化的苗头。华北农村的土地制度和江南农村的土地制度，确实不尽相同。
谢：董时进本人是一个留学美国的农业专家，在农业问题上，他是有发言权的。为什么不能听听他的一家之言呢？他的那些看法是有根据的，态度也是负责的。50 年代，在这些问题上，最让人感到悲哀的，是许多身为知识分子的专家，不但不为同行辩护，而是站在另一面，随声附和。50年代初，中国著名大学里很多知名的教授都参加了土地改革，回来后写了文章。别的专业的教授写文章可能有应景的成分，但像当时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全慰天、吴景超，他们都是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问题过去都有非常高明的看法。他们也写了针对董时进“江南无封建”说的文章，来证明土地改革的必要性。还有孙毓棠，他也以专家的身份写了《江南的永佃田与封建剥削》。
丁：围攻董时进不过是一个开头。以后，领袖要批谁，知识界就群起而攻之。批胡适、批胡风、批马寅初、批孙冶方，一直批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知识分子不应忘记这一段耻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