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中央电视台举行第十二届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余秋雨教授再度担任文化素质评委，在网上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人批评他太啰嗦，有人批评他卖弄知识。我觉得这倒算不上大问题。不同观众有不同的口味，有人就愿意听余教授多说几句，觉得他知识面宽，口才好，临场应变能力很强，看大赛，就喜欢这道风景。
谢：电视是大众传媒。一些教授、学者以不同方式登上荧屏，面向千家万户。对电视而言，是时代的需要；对教授、学者而言，是时代的机遇。有的学者拒绝“触电”，是个人的选择；有的教授愿意出镜，也是个人的权利。在这方面，余秋雨“触电”较多，应当说是电视时代的成功者。
丁：我不否认他的成功。在这次大赛的讲评中，他有些意见我也赞成，比如批评“真大空”，提倡选手讲出独特的生活感受，说话要避免朗诵腔。但是，我隐约感觉，背后还是有一些公众不易察觉的问题。
谢：什么问题？
丁：在评论过程中，余秋雨把个别成语的读音念错了。这本来不是了不得的事。有些多音字，在不同的词汇中有不同的读法。余秋雨即席评论，念错一两个字很难免。这种失误，可以谅解，事后也可以修正。但问题不在这里。念错了字音，愿意更正，是从善如流。不更正，也不必计较。但因此就说不需要咬文嚼字，并且批评别人咬文嚼字，就出问题了。
谢：我想起来了，前几年，有一位金文明先生，也是上海的学者，擅长咬文嚼字，写了几本书，其中有一本我看过，叫《石破天惊逗秋雨》，专门批评余秋雨的散文存在知识性的硬伤。但余秋雨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并且怀疑金文明批评他动机不纯。
丁：问题就在这里。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青年歌手大赛上担任评委，不是一般意义的出镜。如果在报纸、杂志、电台、网络上发表文章和言论，你尽可表达自己的意见；就是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或者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秋雨时分”之类的带有个人色彩的电视节目，你也可以批评别人，质疑别人，对别人的批评作出反批评。是否接受金文明或其他人的批评，是你的自由。媒体可以说，纯属作者个人见解，不代表媒体立场。但在这样的全国大赛上担任评委，你就不仅是答疑解惑的老师，同时还是一个代表公共权力的仲裁者，是一个类似于法官的角色。担任公共职务的时候，不应该把私人的争论挟带进来。在履行公共职务时引入私人事务，我认为是一种越位行为，有假公济私之嫌。
谢：我也隐约感觉到这一点。当然，余教授没有明说他的意见和以前的争论有关。我感受到的只是一种暗示。对于参加大赛的歌手而言，对于多数观众而言，他们并不知道余秋雨和金文明之间的笔墨官司。他们只是在一般意义上接受余秋雨的评点。
丁：如果只讲一次，可以说和以前的笔墨官司无关。但余秋雨在大赛上讲了不止一次，就很难说没有关系了。暗示和明说，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虽然，余教授不是公务员，但作为专家，在履行公共职务、行使公共权力的时候，社会还是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分清公事与私事的界限。
谢：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注意。今年足球世界杯期间，中央电视台评论员黄健翔，现场解说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的比赛，情不自禁地表现了个人的好恶，他在比赛结束时竟然这么评论：“点球进了，澳大利亚队可以回家了，意大利没有再输给希丁克。意大利万岁，意大利万岁！”这件事，当天就引起舆论的强烈批评。因为你不是个人的场外评论，你是代表中央电视台行使话语权。在履行这种公共职务时，明显地悖离公正、中立的立场是不可以的。事后，中央电视台由张斌出面，代表世界杯报道团鞠躬道歉，承认黄健翔说了一些不理智的话，面对全国球迷，带了太多的个人情绪，这些都是不适当的。
丁：现在社会风气不好。除了官员以权谋私，各行各业的专家，在参与各种论证、审查、评比、验收活动时，借行使公共权力的机会，谋求私利的现象很普遍。以至于，不论单位还是个人，要和这些专家打交道，首先想到是如何在私下行贿送礼。公权私用已经成为社会公害，大家都不满，就是扭转不了。我想，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首先要明辨是非。不论是官员，还是履行公共职能的专家，对他们有什么职业要求，他们需要哪些自律，接受哪些外部约束，都要在道理上说清楚，在制度上规定清楚。不能因为谁有个人魅力，就放宽尺度，公私不分。
谢：可能有很多体育爱好者喜欢黄健翔，有很多读者观众崇拜余秋雨。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有较高的人气。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不过是想以这两个例子，提醒各个领域的专家，谨慎地对待你能行使的公共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