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儿时的一场打架，头顶上迄今还留着一个不小的疤痕，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从来就没有剃过小平头，全靠着一头好头发把它掩盖得严严实实，就连太太也是在结婚多年后才偶然发现，虽然惊呼上当却也后悔莫及。
那个疤痕起源于院子里的同伴们在暑假期间的一场拔河比赛。那天本来明明是我们一方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却以0：3惨败对方，让在旁边观战的女孩子们笑得前俯后仰。我在比赛过程中注意到在我前面的战友绰号叫“屎壳郎”的男孩其实每次都没有真正出力，我们一个个汗流浃背，他的背后却连一点汗滴都看不到（那时候南京的男孩在暑假期间都打赤膊）！
比赛结束我非常气愤地向同伴们揭发了他的劣迹。他当然矢口否认，结果话不投机我们就打了起来，他的脸被我抓破，我的头上面被他用砖头砸了一下，血流如注被送到医院缝了七针。后来我们都因为这一架好几年不再讲话。很多年后回南京去看望父母，在大院里冤家路窄碰到了“屎壳郎”，大家早已忘却了儿时的恩怨，谈笑甚欢，说起当年的一场恶战，他连连点头称是：“绝对是，绝对是，我根本就没出力！我拔河从来都是这样，跟着滥竽充数而已。当时只是想怎么别人这么傻，一个个气喘吁吁地在拔根破绳子。我的注意力全用来观赏在旁边观战助阵的女孩子们。哈，哈，哈，没想到让你小子给揭穿了。”没想到这“屎壳郎”小小的年纪（也就是十多岁吧）就已经如此好色。
后来学习心理学倒是无意中为“屎壳郎”的偷懒行为找到了科学依据——林格曼效应。
法国的农业工程师迈克西米连·林格曼（1861—1931）在他著名的拔绳实验中注意到当拔绳的人数从一个人逐渐增加到一群人时，集体的力量并不等于个人力量的总和：当人数增加到三个人时，力量仅仅相当于两个半人的总和，也就是在集合的过程中损失掉了半个人的力量（1+1+1=2.5）；当人数增加到八个人时，集体的力量竟然仅仅相当于大约四个人的力量的总和（1+1+1+1+1+1+1+1=4）！林格曼的实验结果显然违背了加法的基本规律，个体的力量在集合的过程中流失，而且是人数越多流失越大！
虽然从表面上看仍然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和“人多力量大”，但实际上却存在着巨大的浪费和损失。林格曼由此得出结论：当人们参加社会集体活动时他们的个体贡献会因为人数的增加而逐渐减少，林格曼将其称之为“社会性偷懒”。从此这个实验的结果就被称为“林格曼效应”。这一实验结果后来又被不同的科学家反复验证过，屡试不爽。
其实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林格曼效应”实验应该是中国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从人民公社到工厂、机关无处不体现林格曼效应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里，经济奇迹不但没有因为人数众多而出现，反而多次出现危机，几近崩溃。可见中国人和法国人（其实全世界人都不例外）都一样，都有拔绳偷懒的行为。当然头上落个疤和一个国家多年的经济停滞不前是不可相提并论的损失和教训了。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林格曼效应和社会性偷懒现象呢？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动力和动机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责任感的问题。当一个人在拔绳时他必定是竭尽其力的（当然我们要假设这是个有益于拔绳者的行为或是他被期望完成的任务），因为此时他并无别人可以依赖，出不出力一目了然，责任明确无可推卸。当人数逐渐增加时，人的心理活动产生变化：有的人知道别人在偷懒，由此想到自己偷点懒也理所当然，无可指责，于是就松懈起来并且觉得理直气壮、心安理得；还有的人也许倒是没有想到别人也会偷懒，但是他心想这么多人在努力地去做，自己一个人稍稍惜力一点肯定不会影响大局，既然不影响大局那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开始偷懒，岂不知这林格曼效应和社会性偷懒是个相当普遍的心理活动，结果就是大局受到影响。像我这号属于另类的大概就是傻瓜了，所以一旦发现别人偷懒，怒不可遏结果落下了终生的疤痕作为教训。
林格曼效应和社会性偷懒的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像恶性肿瘤一样在组织的肌体里迅速蔓延。我出国前在南京金陵造船厂工作，在当时那是一家国内赫赫有名的企业，可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完全是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人虽然不少但企业却是非常不景气，好几次几乎都发不出工资来。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时每周工作六天只休息周日一天，可是实际上大家在星期天都为自己的私事忙得精疲力竭，所以到了星期一几乎就是不言而喻的休息日，大家懒懒散散地谈论着周日里的事情，根本就没有人干活。
写这篇文章时我在新浪网上搜索了一下，这家企业还存在，不同的是它已经不再是1/4世纪前我所记忆中的那个得了林格曼效应肿瘤的金陵船厂。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个企业和其他很多中国企业一样已经割除了林格曼效应肿瘤，旧貌换新颜：
金陵船厂是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所属修造船大型骨干企业之一，创建于1952年，坐落在南京长江大桥东南侧，厂区占地面积30多万平方米，全厂职工近2000人，其中专业工程技术人员500余人（高、中级工程师200余人）。厂区拥有外贸进出口自营权，被国家海关列为保税工厂。金陵船厂坚持适应市场，加强管理，客户至上，以周全的服务、优质的产品、可靠的信誉，赢得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内外用户青睐，目前在国内造船业位居10强之列，在国际造船业综合排名30多位，所以在国内有代表性，在国际上有知名度。出口交货值跃为全国造船企业前十位的南京金陵造船厂随着产业规模日益扩大，生产形势十分喜人。截至6月底（2007年），已完成全年订单任务过半，产值达到7.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0%以上。
读完这条报道抚卷深思感慨万千，真是25年弹指一挥间，中国的改革开放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这家自己曾经工作过的船厂是30年改革开放多么精彩的一个缩影。心中暗暗许下愿望，希望能有一天故地重游，亲眼目睹旧厂新颜。
回想一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恰恰是一步步割除林格曼效应肿瘤的过程，从农村的分田包产到户到工厂里的计件工资；从住房私有化到企业的股份制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针对人性中的这一特有的心理活动。
心理学虽然在中国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但中国关于人的心理活动的研究其实可以追溯到中国早期的哲学思想论述中去。其实我们祖先对社会性偷懒的认识比法国人来得更早，描述得更惟妙惟肖，分析得更入木三分：“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遗憾的是我们中国人一不擅长做实验搞数据，二不喜欢命名注册，所以此项发现竟然归了多少世纪后的法国人迈克西米连·林格曼。
从林格曼效应看中国儒家的代表人物荀子提出的“人性恶”（在这里是人性懒）其实是很有道理的。所以人性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恶”在哪里，不能由此制定出遏制“恶”的方法和诱导“善”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