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勇
一、引言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转型国家，因而对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格局及其变化进行研究需要从经济发展中的制度转轨角度加以理解和分析。这也就意味着，经济改革中的制度变迁对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具有重要的影响。李实等（1999）早就认为，有效解释我国城乡之间较大的收入差距，离不开现行的城乡分割行政管理制度以及政府对农副产品价格的控制、农村居民承受不合理的税费负担、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封闭以及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的歧视性制度等方面的原因，这实际上说明，我国的制度变迁滞后于收入分配实践的发展。谭仁杰（1998）也提出，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可能会从四个方面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即积累与消费比例的调整导致收入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向个人倾斜；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导致收入分配向某些人和地区倾斜；多种所有制成分和收入分配方式并存导致收入分配在不同类型经济成分之间存在差别；改革开放程度的不平衡性导致收入分配在不同区域间存在差别。这实际上说明，制度变迁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存在必要的交易成本。刘磊（2000）提出，城乡和地区的经济二元结构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形成的基本动因；计划—市场的体制二元结构通过价格双轨制和收入分配双轨制（政府计划分配和市场分配机制）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这实际上说明，渐进性的制度变迁是两极化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成因之一。尹恒等（2005）从内生的财政政策角度出发分析了当政治均衡时实际税率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呈现同方向变化，进而验证了库兹涅茨的U曲线理论假说在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这实际上在说明制度变迁与收入分配格局变化之间的长期特征和规律。还有一些学者从转型期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了造成大量非正常收入从而使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如寻租活动、非法的预算外创收、偷税漏税等。
在当代关于收入分配格局及其变化的制度角度研究文献中，最为系统的应该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该理论研究制度变迁的原因、机制和过程。从舒尔茨开始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运用供求均衡分析方法解释制度变迁是一种均衡—非均衡—均衡的过程，他具体考察了三种人的经济价值提高引起收入分配变化作为制度变迁的诱因；戴维斯（L。E。DAVIS）和诺思构建了“滞后供给”的制度创新（变迁）模型，认为制度变迁的诱因来自于外在性、规模经济、风险和交易费用所引起的收入的潜在增加不能内在化时，新制度的出现为这些收入的获取提供了制度安排；拉坦（V。W。RUTTAN）在诺思和戴维斯等人的预期潜在收益的增加诱导出对制度变迁的需求进而诱导出制度供给的理论研究结论基础之上，将技术变迁所释放出的新的收入流看做是对制度变迁需求的一个重要诱因。以上这些学者都是在寻找制度变迁的原因、机制和过程时，将收入分配的变化或者引起收入分配变化的其他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探讨。
本文试图以国内学者关于制度变迁与我国两极化收入分配格局的基本现实的因果关系分析为前提，以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为基础，将制度变迁内生化为收入分配格局的自变量进行探讨。从逻辑顺序上，本文先对改革开放以来居民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的有效性进行检验；基于此，总结出有效制度供给的特征变量；然后，构建制度变迁为内生变量的城乡收入分配格局和谐演进机理模型；最后，依据模型分析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制度变迁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破除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逐渐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城乡居民物质生活状况明显改善。我国的渐进式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标志性的会议为依据大体上可以分为六个阶段。
我们考察这种渐进式收入分配制度变迁对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可以通过构建个人收入的时间序列趋势模型加以检验。以考察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收入分配政策取向变化对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影响为例。可能的分阶段回归模型如下：
时期：1978～1987年：YT＝R0＋R1XT＋U1T（1）时期：1978～1984年：YT＝A0＋A1XT＋U2T（2）时期：1985～1987年：YT＝B0＋B1XT＋U3T（3）
（1）式代表1984年前后两个时期没有差别，估计的是整个1978～1987年时期内城镇居民收入同该时间序列的关系。而（2）式和（3）式回归分析则假定了居民收入在两个时期是具有不同的结构性变化。
利用《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得到的回归结果。
究竟1978～1984年和1985～1987年这两个时期是否存在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结构性变化？我们采用邹检验（CHOW）② 进行验证。
首先，提出假设，H0：（2.1）式和（3.1）式回归模型存在结构稳定性，即A0＝B0，A1＝B1；H1：不存在结构稳定性。
其次，H0成立的条件下，构造F统计量：
其中，K为模型中参数的个数，N1＋N2 分别为模型（2.1）和（3.1）中观察值的个数。计算结果：
当A＝0.05时，FA（K，N1＋N2－2K）＝FA（2，6）＝5.14
因为F≥FA（K，N1＋N2－2K），即模型（2.1）和（3.1）不存在结构稳定性，也就是说，二者的趋势变化模型不同，即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收入分配新政策取向确实改变了我国城镇居民的个人收入分配格局。
运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对该时期的农村居民收入分配格局是否存在结构性改变进行检验，以及对所列的各个时期的收入政策变化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进行检验。
我们这里所得到的“政策有效”指的是历次重大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对于居民个人收入分配格局具有“改变性影响”，政府的宏观收入分配政策能够得以发挥效力。而“政策无效”是指政策的出台对于政策前后时期内居民收入分配格局没有发生改变，此时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政策具有连续性所导致的；二是政策没有效力。
分析结果来看，对于城镇居民而言，1984年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工资同效益挂钩”、1992年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2002年的“按劳分配和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参与分配”的个人收入分配模式的确立的确改变了城镇居民收入的格局，而1987年和1997年的收入分配政策取向变化因为其过渡性质表现为政策的连续性，即政策没有明显的改变性影响。对于农村居民而言，除了1978年所确立的“缴够国家，留足集体，剩下都是自己的”个人收入分配模式有效地改善了农村居民收入格局以外，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农村居民收入变化一直在延续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策效力并没有明显的改变性影响；进入90年代一直到目前，则转为收入分配政策变化对于个人收入分配格局的持续性的改变性影响。对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同时具有明显改变性影响的时间拐点是1992年和2002年。而1987年则表现为对城乡均无改变性影响。
三、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制度变迁有效性的规范分析
为何同一政策在城乡具有不同的影响？为何有的政策在城乡都具有明显的改变性影响？为何有的政策在城乡都不具有改变性影响？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解释，一项有效的制度应该具有这样一些条件：第一，一般性，除了有明确的理由可以实施歧视性差别对待，否则应该具有普遍的待遇。第二，确定性，对正常的人来讲都应该能够正确理解制度的内涵。第三，开放性，允许参与者通过创新行为对新情况做出反应。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政策影响在城镇有效而在农村无效，主要原因就在于，这是一项主要针对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改革的政策，城镇的承包责任制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验在城镇的推广，因此，从有效制度的条件来讲，其在农村不具有一般性。1987年党的十三大的政策影响在城乡均无明显的改变性影响，主要原因在于，这是一项具有“不确定性”特征的收入分配改革政策，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破冰”时期，“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本身充满了模糊含义，例如，这种补充以何种形式出现？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主体与补充之间具有怎样的主辅关系？而“促进效率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更是会让人浮想联翩，由于效率和公平的矛盾性让人有不知究竟的感觉，等等。1997年党的十五大的政策影响在农村有效而在城镇无效，主要原因就在于，这是一项对党的十四大的政策在城镇部分进行延续和在农村部分进行创新的收入分配政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按生产要素分配”并没有超越党的十四大的政策效力，反而是“防止两极分化”的提出有意兼顾着城乡的公平发展，而且也就是在此后，关于“农村基本生产制度和二元化体制”问题的探讨逐渐展开，因此，党的十五大的政策方针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现实情况做出的创新性行为使得其具有“开放性”而在农村表现为政策的有效性。1992年党的十四大和2002年党的十六大的政策影响在城乡均表现为明显的有效性，主要原因在于其政策同时具有明显的“一般性”、“确定性”和“开放性”特征，1992年确立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长期并存”解决了1987年的政策不确定性问题，明确了效率和公平的主次关系，明确了其他收入分配方式同按劳分配方式之间的长期并存关系；2002年确立的“保护合法收入，实现共同富裕”、“按劳分配和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参与分配”具有明显的可操作性，政策内涵具有很强的确定性。除此之外，这两年的政策都因为是从当时的实践需求中产生的诱致性政策而表现出“开放性”特征以及因为政策的重要性和稳定性（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深化阶段的两次标志性会议）而具有明显的“一般性”。
这样，通过对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要的收入分配制度的有效性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衡量收入分配制度有效性的三个重要特征变量，即“一般性”、“确定性”和“开放性”。
四、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和谐演进的机理分析
在明确了有效的收入分配制度的主要特征变量之后，将使我们更能够准确地刻画制度的本质，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建立以制度为内生自变量考察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模型，进而来分析收入分配制度的和谐演进机理。
其中，纵轴“和”代表城乡经济发展内在的“合意”的规则，如刘易斯的落后农业国进行工业化发展的城乡收入差距格局演变的客观经济规律等；横轴“谐”代表政府促进城乡经济发展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要素投入，这里主要指无形的政策供给，即收入分配制度的供给；由原点引出的两条虚线F1、F2分别代表客观经济规律和主观政府制度供给的两个极端，即“效率”和“公平”的阀值，在两个阀值之间的区域为城乡收入差距的稳定性区间，此时的城乡收入差距既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所允许（不至于摧毁经济的发展），也为政府的耐受力所允许（不至于摧毁政府的存在），随时间推移，稳定性区间呈现递增趋势，说明经济发展逐渐扩展了政府的耐受力的同时，政府制度日臻完善也扩展了经济发展的耐受力，即公平与效率之间有着互补的功能，也就是说，效率提高了可以促进公平形式的多样化（也就是所谓的“做大了的蛋糕”更容易分配），公平的理解深化了可以促进效率的提高（也就是所谓的“机会公平”比“结果公平”更能促进效率提高），城乡收入差距和谐发展（H）随着稳定区域的递增将表现出较大幅度的波动；符合经济发展内在的“合意”的客观经济规律（G）具有向“谐”演进的内在动力，如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中提出的随着城乡劳动力价格差距的消失、工业化的逐步完成，城乡收入差距将会逐渐缩小；代表政府的要素投入的政策供给（Z）客观上也应该具有向“和”演进的内在动力，因为经济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这种内在动力随着时间形成的演化机制将促使G和Z趋于稳定进入和谐的主题H（当G和Z达成均衡时获得E点的情况），这种机制的形成可以确保“城乡和谐”有保持动态协调的原动力及活的稳定性、协调性和最佳结构，即使有暂时的不协调和偏离，这种机制也可以通过自身的稳定性进行纠偏以达到和谐状态，如政策供给（Z）向W和N点的偏离，由于此时的客观经济规律（G）在E点无法达成均衡，因此，政策供给会根据客观经济实践进行自我调整，如果不调整的话，长期下去，一旦Z脱离了稳定区间，就需要通过强制性的调整（经济危机或政治动乱）来进行纠偏；而且因为不同时代背景条件下，经济发展规律体现出不同的经济发展内容，同时政府的制度供给也因为主观认识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因此，G和Z的均衡轨迹H也表现出波浪式的变化，如在经济起飞阶段，“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规律决定了“和谐”轨迹会凸向“和”轴（更注重效率），而在后工业阶段，消费率趋于稳定和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和谐”轨迹转而凸向“谐”轴（更注重公平），这两种情况尽管轨迹变化不同，但都是在不同时代特征下的各自“和谐”状况，这种状况本质上应该是一种纳什均衡，因为在此时客观经济规律与主观制度供给相契合，城乡间的各个利益集团都没有动力改变现状，它们都能够安于既得利益。
G与Z的这种机制的原动力来源于不断丰裕的经济增长和日臻完善的有效制度。以制度为内生变量考察这种原动力时，制约制度有效演进的最基础的内在特征变量则为制度的“一般性”、“确定性”和“开放性”，这种关系可以通过（4）式进行表达：
G＝K·Z＋U0（4）U1（G）＋U2（Z）＝H（5）
其中，K代表随着时间变化，政策（Z）对于“合意”规则（G）的反映系数，K越大说明政策越符合经济实践的要求，即制度越有效，此时的K应该是关于“一般性”、“确定性”和“开放性”的函数，三个制度有效性的特征变量综合反映为系数K的变化；U0代表除了政策（Z）以外的其他变量的影响。当（5）式同时也成立时，表明城乡收入分配格局处于“和谐”状态。
（4）式的限定条件为：
G∈（F1，F2）Z∈（F1，F2）
这意味着，政策供给（Z）的变化必须维持最低的公平和不破坏最低的效率；经济发展（G）的变化必须维持最低的效率和不破坏最低的公平。否则，经济发展和政权维系都将不会延续下去，即出现经济危机或政治动乱。
总之，从以制度内生化的和谐演进机理分析中可以看出：
第一，公平与效率具有天生矛盾性的同时，还具有动态的互补性。从稳定区域在时间序列的递推中逐渐扩大的分析中可以验证这一点。
第二，“和谐”本身就是主客观的统一体，不同时代背景下有不同的标准。从G和Z的动态均衡过程分析中可以看出H具有波浪式的演进特征。
第三，内生化的制度演进（制度变迁）需要具有“一般性”、“确定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否则，这种制度变迁就有可能会发生偏离。发生偏离的政策供给需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进行纠偏，否则，长期发展下去就会偏离稳定区域而导致突发事件的出现（经济危机或者政治动乱）。
五、结论
从内生变量的角度理解制度供给对于城乡收入分配格局和谐演进的重要性，我们可以提出如下一些总括性的政策建议：
1.收入分配政策的出台需要考虑到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殊需求，在经济起飞阶段必须符合这个阶段的基本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不能因为目前强调“城乡协调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舍弃“效率”一味追求“公平”，必须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求一种纳什均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城乡收入分配格局的和谐发展。这种均衡的寻求过程中要注意保持政策的“确定性”，不要制定“模棱两可”的政策。
2.一项涉及城乡范围的收入分配政策出台要具有“一般性”，即兼顾城乡的共同利益，我们以往的政策往往是“补洞式”的，哪里发展落后就重点发展那里，结果导致政策效力受损。
3.收入分配政策应该具有“开放性”特征，即允许各地区因地制宜，不要搞“一刀切”式的政策供给，确保偏离的政策供给能够从实践的执行中得以纠偏。
4.促进城乡和谐的收入分配政策并不具有唯一性，和谐的主客观统一体特征决定了政策是否能促进城乡和谐发展不仅取决于“一般性”、“确定性”、“开放性”，还取决于政策供给对象的主观感受。所以，一项政策的出台还需要“以人为本”，即政策的“人本性”，城乡收入没有差距不能代表城乡是和谐的，和谐的本质需要客观的物质生活质量改善的同时，也需要主观的精神生活质量提升。
5.因为公平与效率具有动态互补性，所以政府在制定收入分配政策的时候，不应该仅仅考虑“该项政策可能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是缩小还是扩大”的短期效应，还应该考虑该项政策的长期效应，即“政策的出台在短期内对于城乡收入差距有何影响以及在长期中这种影响会发生怎样的改变？”。也就是说，政策的出台要具有预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