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最讨厌卡拉OK。
卡拉OK是日本人20世纪最伟大的科技发明,像味之素、方便面一样普及世界。可英国人讨厌,这是英国政府调查过的,虽然日本人向来热捧披头士。
一说日本和英国,便想到他们的共同之处——左侧行车。据说,心脏在胸腔的中央而稍稍偏左,用右手保护心脏是人的本能动作,所以右撇子武士把刀插在左腰间,靠左边走路,以免擦肩而过时刀鞘相击。习惯成法律。明治新政府富国强兵,海军仿照英国,陆军先是学法国,但眼见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大败,又改学德国。陆军按法国式右侧通行,也曾想就此普及到全国去,未果。原本法德也都是左侧通行,一说被拿破仑纠偏。麦克阿瑟占领日本,一度要改了日本法律,但公车们一律“左道旁门”,只好作罢。1950年以后日本规定车左、人右,迎面交通,唯冲绳直到1972年回归,按美国规矩走右边。
再说日本和英国,想的是武士与骑士。日本有武士道,英国有骑士道(chivalry)。大概骑马有术,渐变为在妇女面前逞能,进而形成一种尤其对妇女的礼仪。男人生来野性,女人使他们的野性变成文化,彬彬有礼。三岛由纪夫把《叶隐》一书捧为武士道教典,恣意曲解,对作者再三强调的“忍恋”视而不见。作者也喜欢活,为活而注意死。“隐忍之恋”是“恋的极致”,也就是暗恋,不可使对方背上恋情的包袱,永远单相思,一说便俗,偷着乐,这才是武士道精神所在。只是从赴死的角度来领悟武士道,以致就尊重妇女来说,日本的男人至今也没有英国的绅士风度。
三说日本和英国,想到了这两个国家都是岛国。1600年4月,一艘荷兰船漂到九州,亚当斯是幸存者之一,他就成了第一个踏上日本的英国人。德川家康在大阪城接见他,听说航海这么远,大为惊奇。半年后家康打关原战役告捷,设幕府执掌天下,亚当斯也留在江户做官。东印度公司成立,亚当斯从中斡旋,日英通商,却没有发展起来。二百年后一艘英国船非法驶入长崎,以武力迫使长崎镇巡供水供粮,日本这才知道英国已然是“世界工厂”,不可一世。福泽谕吉认识到“作为洋学者不懂英语怎么也行不通”,放弃当时独尊的兰学,转而苦学英语。1861年幕府派出有史以来第一个使节团走访欧洲六国,他随团当通译,大开眼界,后来成为启蒙思想家。
同样是岛国,而且英国比日本还要小,却称霸世界,让日本人一方面看到自己的落后,另一方面也鼓起信心,英国能做到的,日本也做得到。不过,虽然是岛国,日本却算不上海洋民族,因为岛上的人多是从大陆渡海而来,他们弃船上岸,便急急往里走,落地生根,难改农耕的积习。明治伊始,1871年日本派遣使节团考察欧美的文物制度,认为从“文明时差”来看,日本不过比英国落后四十年罢了。评论家长谷川如是闲说:“明治维新后日本人本能地选择了英国型思想,这本来是日本人或日本文明的传统特性使然,日本没落是由于明治二十年(1887)以后统治阶层采取了德国思想。”
1900年夏目漱石赴英留学,前后三年,赶上了日英缔结同盟,对于日本举国昂奋,他不以为然,说恰似穷人跟富户攀上亲,敲锣打鼓地满村张扬。他还说,日本的开化不是像花那样自然地绽开,而是受外部压力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形式,只急于吸收,无暇消化,文学、政治、商业皆然,终归是肤浅的。他终生不喜欢英国。
日本人常说日本是单一民族,而英国是多民族国家,性格、思想、文化具有复杂性。或许伦敦雾所致,雾里看花,英国人处事暧昧,这倒与四季分明的日本人殊途同归。听说英国人送礼不送肥皂之类很私人的东西,而日本人最爱送毛巾肥皂,好像比英国人讲究实用。
大韩与大和
上山下乡时代,在延边生活好多年,对朝鲜族习俗曾大感兴趣,还特意学过几句谚文,但随着“狗肉久不吃”,早已忘光了。现在知道“辣白菜”的叫法,其实是后来从日本生活里学来的;东京的菜场里常备不缺,比四川榨菜更为日本人所喜好。辣白菜的确好吃,下饭佐酒皆相宜,或许是常在日本吃韩国辣白菜的缘故,向来对韩国人与日本人的比较论很留心。
日本有个谚语:“犬猿之仲”,意思是彼此关系如水火不相容,拿来比喻日本人和韩国人的关系再恰当不过。日本人厌恶韩国人,韩国人憎恨日本人,两个民族的心底纠缠着这种感情,恐伯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确实是所谓“近而远”。韩国人之憎恨日本人,以至文化是“恨”的文化,经济是“恨”的经济,主要起因于历史上日本曾两度入侵朝鲜半岛。特别是1910年“日韩并合”,日本统治三十六年,在韩国人心里铸下“反日感情”。但也许真的是时间能销蚀一切,现在这种感情变得复杂起来了,不知会不会像化学反应一样,混沌之后是澄清。
四十年前,日韩谈判邦交,日方首席代表久保田贯一郎说“当殖民地的三十六年,韩国实现了近代化,正应该感谢日本的恩德”,曾引起轩然大波,差点儿推翻谈判桌。然而,逝者如斯,四十年过去,“久保田妄言”终于从韩国人自己的嘴里说了出来,最典型的,就是最近在日本出版的一本书,叫《丑陋的韩国人》。作者朴泰赫(据封底介绍是韩国评论家,生于1928年)明言:“‘日帝统治’,我们叫得太过头了。”日本对韩国的殖民统治,从总体上说是给韩国带来巨大的恩惠。他们榨取本国民众的膏血,为韩国人造福。不要老纠缠不幸的过去,那样会失掉人家的信赖和好意。
若没有日本协力,韩国维持不下去。日本的月亮圆,问题是韩国人大丑陋了,而一切丑陋都来自“散发恶臭的中国文化,特别是儒教”。(他特意说到《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但没有提及日本也有一本《粗陋的日本人》)“中国人的显著特征是无秩序,龌龊,闹嚷嚷、乱哄哄。完全是自我本位,喜好结党争斗。总是嫉妒他人,欠缺自制心,净说别人的坏话;自吹自擂;讲面子,骄傲自大;缺少合作精神,不愿承认自己的过错。这些特征,一成不变地显露为韩国人性格中坏的一面。”在日本一心要充当亚洲老大的当口,为往昔的殖民统治歌功颂德,情激言切,其用心难免不令人生疑。
相比之下,年轻的吴善花婉转得多了——毕竟是韩国女性。她是十年前来日本留学的,近三年接连出了三本日韩文化比较论随笔《裙风》(意谓女性们在社会上卷起的旋风),批判母国的封建现状和对日意识,卷起一阵“裙风”。吴善花说:“跟许多日本人接触,感觉日本人当中‘对战前日本反省’的意识格外强。那是应大大尊重的,但同时又常常惊讶,对于世界性殖民地时代日本所采取的行动,很多人光是从否定的观点看问题。这是为什么呢?现在还不能充分理解。”轻声细语,对历史提出一个大问号。
十年前,汉城《朝鲜日报》曾开过一个专栏,标题是“克日之道?了解日本”,建言“在与日本的关系上,韩国人必须忍着打破往昔壳子的疼痛看日本”。现在壳子真的要破了。这种疼痛,想来是不好忍的,证明之一是吴小姐惨遭“绝不在外国人面前批评自身和本国”的同胞的辱骂与恐吓,以至得了电话恐惧症。写书的这两位,一位从小饱受日本殖民教育,一位是殖民后世代,男女老少,似乎代表着一种时潮。读到这样的书,倘若是日本人,总会有一点快感吧。反正书是畅销了,《裙风》累计卖掉二十余万册,《丑陋的韩国人》持续挂在畅销榜上。
日本人很在意别人说什么,对于出自欧美的评头品足更有点神经兮兮。他们把外国人的日本观、日本记述汇编成册,最早的,大概是《异称日本传》。编者松下见林是一位儒医,精通汉学,也博览日本古典,每年派人去长崎求购舶来的书籍,藏书十万卷。自1688年用了六年时间,编成这部书,并加以“释同异,正嫌疑”。三卷,上、中都出自中国文献,计百一十种,下卷取自朝鲜的资料十五种。有关日本见闻的著述,至明治时期,在朝鲜已多达数十种。但“脱亚入欧”以降,日本不大把亚洲的日本论日本文化论看在眼里,难得有人说《菊与刀》犹不如戴季陶的《日本论》。直到1982年,李御宁的《缩——日本文化论》才让日本社会轰动一时,虽然对其重视程度仍不及美国人看似宏观的泛泛之论。日本学并非李氏所专。1981年他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之邀,到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室作客席研究员,用日语撰著了此书,名声大噪。据说他到日本各地授课、演讲半年,其效果顶得上大使馆文化处三年的工作。
李御宁生于1934年,念殖民地教育时曾用母国语作诗,像千字文那样无一字重复。硕士毕业后历任几家大报的社论委员,以文艺评论家成名,后执教于著名的梨花女子大学,又职司政府文化部长官。韩文著作有《李御宁著作集》二十二卷、《韩国与韩国人》六卷等,日文版著作还有《恨的文化论》《从俳句读日本》《包袱皮文化的后现代》等。他说过:“我年轻时也崇尚西洋,讨厌农村似的亚洲,这种看法发生变化是进入80年代以后。不是我本身变了,而是世间、时代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