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末年有两位汉学家调侃，说和歌本来是从中国传来的，例证在《论语》里：“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甚而俳句也来自中国，有《春秋左氏传》为证：“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不是赫然有俳句所特有的“季语”么？调侃归调侃，但我们可藉此体味一下和歌的节奏与特点。
和歌是由歌谣发展而来的。歌谣本来是用声音唱的“歌”，散见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二百余首歌谣被称作“记纪歌谣”，是日本歌谣史的开篇。近年来备受注目的南岛（冲绳等南方岛屿）歌谣，大致是源自咒祷，经叙事性歌谣而演化为抒情性歌谣，从这一递变过程可窥见日本古歌谣的历史生态。
脱胎于抒情性歌谣的和歌蔚为壮观，终于出现了日本第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万叶”二字，看似明白，却众说不一。有人说这部集子里收歌四千五百一十六首，“万叶”乃极言其多。也有人说意思是传之久远。悬想8世纪前后，因圣德太子（574—622）这位奠定日本文化基础的人物倾心学习和模仿中国文化制度，导致一场编纂热，编纂目的则在于上溯源流，祖述传统，所以“万叶”应该指以往的“万世”吧。
《万叶集》没有序跋，也缺乏佐证，所以编纂经纬不得而知。一般认为现存的二十卷本由大伴家持主编，成书于9世纪初头（奈良时代末、平安时代初），此前此后曾多次增订补遗。《万叶集》里收录的歌，除了古传承歌，主要是舒明天皇（629—641年在位）至759年约一百三十年间的作品。
这部歌集是空前绝后的，不仅歌体有长歌、短歌、旋头歌、佛足迹歌，题材多样，语汇丰富，而且歌人有天皇、皇族、贵族、民众，遍及社会各个阶层，是后世以宫廷吟咏为主的歌集所不能比肩的。
和歌及17世纪盛行的俳句，是极为短小的诗型，坦率的明言被限制，歌人多依赖暗示手法，而《万叶集》的一大特色是直抒情怀，明言与暗示相间，体验共心绪袒露，质朴雄浑。这种歌风被称为“大丈夫气”，在1940年代前半曾作为“万叶精神”大加颂扬。《古今集》以降的敕撰和歌集被斥为“弱女子气”。其实，《万叶集》年代跨度大，作品多，作者众，歌风也并非一成不变。
一般将《万叶集》划分为四个时期，歌风依次为民谣性、浑沌性、开化性、悒情性。第二期的代表性歌人是柿本人麻吕。这位宫廷歌人活跃于天武天皇、持统女皇的时代，擅长于长歌和挽歌。他运用的对句手法无疑是来自汉诗的影响。以人麻吕为中心，这一时期广阔而深邃地追求和歌的可能性，完成了长歌、短歌、旋头歌等歌体的典型形式。人麻吕甚至被神化，供奉在各地的神社里。
基于个我意识深化和中国文化浸透的开化性精神营造了第三期的歌风，主要歌人有大伴旅人、山上忆良、山部赤人等。第四期可说是大伴家持的时期。他的歌里没有柿本人麻吕的富丽，没有山上忆良的人间疾苦，但自有一种感伤情趣，使他更接近《古今集》时代的歌人。759年以后，大伴不再作歌，致力于编纂《万叶集》。最后四卷所收几乎都是他自己的歌，为人诟病，但或许他编纂的目的本来即在于收录自作。后来宫廷和显贵使和歌的气魄愈来愈狭小，创作趋于式微。
古歌谣的句子音节长短不齐，后来基本定型于五音节和七音节，是中国诗歌的影响所致。这种五七节奏，可说是所有日语表现形式的基本节奏。在万叶时代，汉字用于表记大和语言的音，也用作表记大和语言的义，两种方法并用，直至发明了假名之后才告结束，却因之又造成了《万叶集》的不可解读。《万叶集》用汉字表记，但其传承固有语言与精神的意识极明确，拒绝混淆于汉诗文，于是“大和魂”蕴涵在古和歌之中，一脉相传。
《万叶集》之前的751年，《怀风藻》问世。这部汉诗集搜集了圣德太子死后五十余年间的作品，是日本人以明确的文学意图进行汉语创作的第一部结集。用异国语创作异国诗，《怀风藻》显然还处于模仿阶段，但它是平安时代前期汉文学的先声。
《万叶集》里最后一首歌是大伴家持作于759年的歌。二十五年后的784年，平城京被放弃，迁都于平安京（今京都），开始了日本文学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新时代偏重汉文学，最初敕撰的不是和歌集，而是汉诗集，致使《万叶集》成书后即惨遭埋没，到17世纪时已全然不能解读了。所以，《万叶集》虽然比《古今集》早一个世纪，但歌人们九百年间奉为圭臬、决定日本诗歌方向的，是后者。到了20世纪，终于出现了一些解读《万叶集》的优秀著作。由于迄今犹未彻底解读，这座抒情诗的高峰总显得神秘兮兮。
和歌自确立以来，作为一种主要的诗型，延续千年，既反映了日本文学的保守性，也维系着大和传统。新年伊始，皇宫里举行歌会，吟啸呻哦，好一派古雅氛围。传闻现今有三万诗人、三十万歌人、三百万俳人，足见大和传统之绵长深远。
古今和歌集
自794年，直至1868年明治天皇迁都于江户（今东京），京都作为日本的首都历时千余年。头四百年，即截止于源赖朝在镰仓开设幕府的1192年前后，史称平安时代。有专家认为，平安时代的文学超过20世纪文学，是日本文学史上最为辉煌的阶段。无论汉文学抑或和文学，平安朝文学基本是宫廷文学。这种“贵族性”传统使日本文学独具特色，有别于西方文学。
以894年菅原道真进言停派遣唐使为境，平安文学可分为两个时期，前一百年是汉文学风行天下，后三百年则真正确立了日本的文学，形神俱备，对后世具有规范性意义。
平安京城完全是仿造唐朝建筑，即充分显示着当时对中国文化的崇奉和追求。809年嵯峨天皇即位，由于他的大力倡导，在数百年不断地学习采纳中国文化制度的基础上，用汉语进行文学创作兴起高潮。814年嵯峨天皇敕撰《凌云集》，四年后又敕撰《文华秀丽集》。不同于奈良时代的《怀风藻》以五言为主，《凌云集》收诗九十一首，半为七言，可见日本人对汉语掌握的成熟。这两部诗集，与827年淳和天皇敕撰的《经国集》，是平安时代具有代表性的“三敕撰集”。
平安时代初叶最杰出的汉文学家是空海（774—835）。他就是弘法大师，于804年留学中国，继承长安青龙寺惠果的衣钵，在日本开创真言宗。空海二十三岁时撰著《三教指归》，虚拟了龟毛先生、虚亡隐士、假名乞儿三个人物，对儒教、道教、佛教加以评比，阐述哲学信仰。此书意图将各异的思想体系整理出一个秩序，在思想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并且被视为日本最古老的戏曲，乃至最古老的小说。确立空海在文学史上地位的，主要是《性灵集》，所收作品不仅有汉诗，而且有序、碑、表、启等，文章样式极为丰富多彩。他在八年以前编纂《文镜秘府论》，汇抄了六朝、隋唐有关诗文的格式、音韵、修辞等著述，是日本第一部诗学书籍。
空海和嵯峨天皇曾同世唱和，他们相继死去后，菅原道真于845年出生。翌年，对平安朝文学独具影响的白居易去世。当时，中国产生的文学作品一般要五十多年以后才传入日本，但作为中唐新文学的《白氏文集》在诗人还在世时就广为日人所知。菅原出身于儒学世家，诗宗白氏，有《菅家文草》和《菅家后集》传世。他堪称平安时代汉文学的“冠冕”，甚至被誉为古今第一人，为后世汉诗人打开了和风汉诗之路。菅原死于903年，其后汉文学便趋于衰落。
汉文学盛行，不免让人有“和歌的黑暗时代”之感，但实际上，尽管中国文化灿烂得耀眼，日本固有的语言文化仍在以强大的生命力搏动着。《古事记》序言曾提及用汉字表音记录古歌谣之难，可知日本人一直在努力创造文字，以表记大和语言。到了平安时代，终于产生了无比伟大的发明，那就是取代“万叶假名”的两种假名文字。
传说假名文字是空海发明的，但恐怕主要应归功于不谙汉文的女性，特别是后宫的女性们。汉语是宫廷的共通语言，而唐诗本来又对于知识和社会别具关心，因而贵族们多用汉诗来表达公的思想，而日语的和歌则用来抒发个人的感情。男性即便擅长汉诗，向女性求爱时也只好运用和歌的形式吧。
894年，宇多天皇任命菅原道真为遣唐使，但他却建议取消此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大唐帝国已日薄西山，另一方面是日本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固有文化复兴，日趋蓬勃。《古今和歌集》序言所说的和歌“半为妇人之后，难进大夫之前”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古今和歌集》一般称之为“古今集”，于905年编就，进呈醍醐天皇，是为第一部敕撰和歌集。歌集有和文序，也有汉文序。和文序为纪贯之所作，是日本第一篇用日语撰写的诗论。纪贯之是和歌史上最卓越的歌人之一，以他为首，《古今集》的编者还有纪友则、凡河内躬恒、壬生忠岑。所选和歌几乎以他们的自作为主，难怪纪贯之在序中谦虚：与过去的歌人特别是万叶歌人相比，当代歌人远远逊色。但从此以后，《古今集》屹立于日本诗歌的顶峰，所使用的两千来个辞语被作为和歌用语，制约着后世歌人，诗型、题材、歌风一直影响到20世纪初头。《古今集》的歌被广泛引用，成为一种教养，春樱秋枫的贵族趣味也浸透所有的日本人。
《古今集》二十卷，不是按作者或年代编排，而是类分为四季之歌六卷，贺歌、离别歌、羁旅歌、物名歌各一卷，恋歌五卷，哀伤歌一卷，杂歌二卷，杂体歌一卷，大歌所御歌一卷。“感时花溅泪”是吟咏的主题；这个“时”无关乎“时势”，纯粹是“时节”。对时势之类的感慨是汉诗的主题，这种“分工”促成了和歌吟咏花鸟风月的抒情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