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沛
众所周知，在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皇后的合葬墓——乾陵陵园，有一通由一块完整的巨石雕成的碑形石刻，因其初无一字，故称之为“无字碑”。据测量，此石刻通高7.53米，宽2.1米，厚1.49米，总重约98.8吨。相传系由“于阗国所进”。首雕八螭下垂，两侧线刻升龙，趺镌狮、马相斗，其形体之高大雄浑，雕刻之瑰丽精美，于唐代陵前置物中无与伦比。
乾陵“无字碑”之名最早见于北宋学者宋敏求《长安志》。此后，《石墨镌华》、《关中金石记》等均沿袭此称，以至于今。然上迄宋代欧阳修之《集古录》，下迨民国《续修陕西通志》中之《金石志》等知名金石文献，大都未见著录此“碑”，亦未见对其无字之故有何评说。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地方政府对乾陵文物的保护工作日益重视，特别是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及懿德太子墓等一批乾陵陪葬墓的相继发掘和对外展出，乾陵文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对乾陵陵园这一引人注目的“无字碑”之何以无字，也陆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猜测。近年有的学者经过考古调查和研究认为，“无字碑”“是武则天预先为自己准备的‘功德碑’”，它“并非无字”，而是“唐中宗弃文不刻”，并进而推断：武则天在世时撰写的碑文极有可能同武则天的《垂拱集》、《金轮集》及其他珍贵史册图册，被一起埋葬入乾陵的地宫里了。——这个研究结果似乎言之凿凿，然而细想起来，仍系猜测，因为武则天在世时是否撰有碑文，唐中宗是否弃文不刻，又是否被藏入乾陵地宫，均未提出任何证据。
那么，“无字碑”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笔者近来由两《唐书》中发现的一些线索扩展下去，对这一问题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允以“别论”为题而试说之。
唐代帝、后无立碑之礼
先看史料：
《旧唐书》卷一百一《韦湊传》云：
开元二年夏，敕靖陵建碑，征料夫匠。湊以自古园陵无建碑之礼，又时正旱俭，不可兴功飞表极谏，工役乃止。
《旧唐书》卷八十八《苏传》云：
玄宗欲于靖陵建碑，谏曰：“帝王及后，无神道碑。且事不师古，动皆不法。若靖陵独建，陛下祖宗之陵皆须追造。”玄宗从其言而止。
《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八《韦湊传》及卷一百二十五《苏传》所记与上述文虽略异，事均相同。
这件事的情形是这样的。原来唐玄宗李隆基是睿宗李旦之妃窦氏所生。武周长寿二年正月初二（693年2月12日），当时随驾正在神都洛阳的窦妃偕同刘妃（即睿宗肃明皇后）一起去嘉豫殿朝见则天皇帝。因遭户婢团儿诬谮，出殿后即同时被杀，遗体莫知所在。睿宗复位后，谥曰“昭成皇后”，招魂葬于洛阳城南，陵曰“靖陵”。玄宗即位后，于开元二年（714年）夏季令在洛阳靖陵为其母昭成皇太后立碑。当时以敢言善谏闻名朝野的大臣韦湊正被贬在汝州刺史任上，他得知此事后飞表极谏，认为自古以来帝、后陵园从无立碑之礼；而奉命撰写碑文的“大手笔”中书侍郎苏则拒不从命，他进谏道：帝王及后的陵前均不立碑，若给靖陵立碑，唐朝历代祖宗的陵前都必须补立。由于两位大臣的及时进谏（也许此事提上议程，群臣都以为然），玄宗随即打消了在靖陵立碑的念头。于此可见，唐代帝、后陵前不立神道碑已成定制。
从文献看，玄宗之前的唐陵前面确实都不曾立碑。远至贞观十年（636年）唐太宗为文德皇后长孙氏亲撰并由欧阳询隶书的《昭陵刻石文》，亦只称“刻石文”而未曾称“碑”，（《金石录》卷三第五百七十三）近至上元二年（675年）唐高宗为被害后追谥“孝敬皇帝”的太子李弘（李治第五子、武则天长子）亲自撰书的《孝敬皇帝睿德纪》，亦只称“睿德纪”而不敢称“碑”。（《金石萃编》卷五十八）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立于乾陵“无字碑”西侧、由则天皇后亲自撰文、中宗李显御书、为高宗李治歌功颂德的《述圣纪》刻石。其文末有云：
唯思赞述，少慰抽摧。但尊，丹碑所绝。遐观列代，莫树丰琼。以略苻（符）·传纪，弗存铭颂。
从拓本看，“但”字后所缺疑为“皇帝至”三字（三字抬头，“尊”字前又空二格）。“丹碑”系指美石制作的碑，“丰琼”是指高大的碑石。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本想凭借赞美称道之语，聊以抚慰悲哀伤痛之情，但皇帝至尊，美碑不传，远观历代，未见丰碑，因此大略合于传记，不作铭文颂辞。由此看出，当时皇帝及皇后确实是不能立碑的。
关于《述圣纪》刻石之不能称“碑”，《唐会要》卷二十一《诸陵杂录》有着更为明确的记述：
开元二年，昭成皇后靖陵在洛阳，上令舅希瓘往树碑。上曰：“其文须取第一手。”遂令魏知古宣旨，令中书侍郎苏为碑文。因极言帝王及后，礼无神道碑。近则天皇后，崇尚家代，犹不敢称碑，刻为《述圣纪》。且事不师古，动不合法。若靖陵独建，即陛下祖宗之陵，皆须追建。上从其言而止。
在这段记述中，苏特别强调：近年则天皇后虽然崇尚家世，犹不敢称其为高宗皇帝亲制之颂德文字曰“碑”，而刻为《述圣纪》。可见，唐陵之前无立碑之礼，是确定无疑的。
再从唐代立碑之制来看，亦可证明“无字碑”和《述圣纪》刻石都不是“碑”。《唐会要》卷三十八《葬》云：“旧制：碑碣之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趺，上高不过九尺；七品以上立碑，圭首方趺，趺上不过四尺。”足见当时碑首以螭首为尊、圭首为卑，碑趺以龟趺为尊、方趺为卑。而“无字碑”和《述圣纪》刻石都是方趺，这作何解释呢？如果把《述圣纪》刻石视为则天皇后和中宗李显给唐高宗立的碑，将“无字碑”看作是预先为武则天所立的碑，那么，唐高宗尊为皇帝、武则天尊为皇后，为何不用龟趺而用六七品官员所用的方趺呢？而且，如果把“无字碑”和《述圣纪》刻石都看作是“碑”，明显忽视了立碑的常规。笔者以前在调查唐太宗昭陵陪葬墓时，发现王公大臣的墓碑都在神道之内，确切地说，都是像至今仍在原地的李碑那样立于神道的中间。正因为如此，这些墓碑往往被称为“神道碑”。此所谓“神道”，就是指墓道口所对的道路，古人以为“神行之道”，或“神灵之道”。太子李贤在《后汉书·中山简王焉传》“开神道”句后注曰：“墓前开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此注对神道的范围作了明确的界定。从乾陵陵园看，神道即在内城南神门外的两排石刻之间。如果“无字碑”和《述圣纪》刻石是“碑”，那为何不立于神道之内，而立于神道之外的阙楼前面呢？综上所述，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唐代帝、后陵前无立碑之礼，乾陵“无字碑”及其西侧的《述圣纪》刻石均不该称之为“碑”。
乾陵“无字碑”为“祖”《述圣纪》刻石为“社”
既然唐代帝陵无为帝、后立碑之礼，乾陵“无字碑”及其西侧的《述圣纪》刻石都不是“碑”，那究竟是什么呢？近年文物考古部门结合元人李好文《长安志图》等历史文献，对乾陵陵园做了进一步勘查，并进行了航测，证实乾陵陵园的内城和外城确实存在。这一重要发现，对探讨“无字碑”和《述圣纪》刻石的性质很有启示。
顾炎武《历代宅京记》卷六记载唐代西京长安有“京城”和“皇城”之分，其“皇城在京城之中，南面三门：中曰朱雀，左曰安上，右曰含光”，并说“安上门内之东”为“左宗庙”，“含光门内之西”为“右社稷”。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一“西京”所述与此相同。显然，这“京城”就是“外城”，“皇城”就是“内城”。皇城南面左侧有“宗庙”，右侧有“社稷”，与《礼记》卷八《祭义》所谓“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一致。而综观唐长安城的建筑构思，无疑源于《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之制：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把这段话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说：匠人营建王城，九里见方，每边设三门。国城中主要道路为东西干道三条、每条三涂（道路），南北干道三条，每条三涂。经纬涂道的宽度为九轨（七丈二尺）。（王宫）左面是宗庙，右面是社稷，前面是朝廷，后面是集市。有的研究者据此绘制了《王城基本规划结构示意图》，图中宫城四面中间均有门，前门外中央标示“外朝”，于“外朝”前左侧标示“宗庙”，前右侧标示“社稷”。从对乾陵的勘查情况来看，陵园的总体设计与此极为相似：乾陵陵园内城在外城中部，而寝宫位于内城正中北部梁山山腰上。内城四面均中间有门，门前置石狮，筑阙楼。其南神门门狮前面两侧为相向的六十一尊“番酋”石像以表示“外朝”，而“外朝”以南东西两座阙楼前面，各有一巨形石刻，其左侧的为“无字碑”，右侧的为《述圣纪》刻石。比照《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之制，可以看出，其左侧的“无字碑”极可能是“祖”（即宗庙），右侧的《述圣纪》刻石极可能是“社”（即社稷）。以下分别试述：
先说“祖”。《周礼·考工记》：“左祖右社。”郑玄注：“祖，宗庙。”《汉书·韩安国传》：“古之人君谋事必就祖。”颜师古注：“祖，祖庙也。”可知祖即指宗庙，亦即指祖庙。《初学记》卷十三《宗庙》引《汉书旧事》曰：“庙者所以藏主。”《白虎通》曰：“言神无所据，孝子以主继心。”可知宗庙是安置祖先神主之处。《书·甘誓》云：“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孔传：“天子亲征，必载迁庙之祖主行，有功则赏祖主之前，示不专。”这种“祖主”，即是神主，俗称牌位，古时往往用木制作，称为“木主”。昔日周武王“东观兵至于孟津”时，曾“为文王木主，载以车”（《史记·周本纪》）。也有用石制作的，称为“神主石”。自古以来，神主牌位不论木石，也不论大小，均呈“且”状，而“且”正是“祖”字的初形。从古文字的演变过程看，甲骨文中“祖”字或作（《殷墟文字乙编》一三一九），或作（《殷墟书契前编》一、九、六），或作（《殷契粹编》二），金文中或作（艅尊），或作（盂鼎），或作（墙盘），小篆大都作，战国以后始加偏旁作“祖”。高鸿缙《字例》专门对此字作了考证：“按字本意为祖庙，只象祖庙之形。上像庙宇，左右两墙，中二横为楣、限，下则地基也。庙为祖宗之鬼所居，故与人居之介无不同，字只分详略之异而已。商周皆借为祖宗之祖，谓庙中所供之鬼也。”明乎此，乾陵“无字碑”造作“且”形，立于内城门外左前方，这极有可能就是代表宗庙的“祖”，是放大了的李唐家族祖宗牌位，而不是什么“碑”。
再说“社”。社指社坛，即祭祀土神之坛。古代封土为社，各栽种其土所宜之树，以为祀社神之所在。《左传·昭公十七年》：“伐鼓于社。”《公羊传·哀公四年》：“社者，封也。”何休注：“封土为社。”《汉书·齐怀王刘闳传》“呜呼！小子闳”颜师古注引三国魏张晏曰：“王者以五色土为太社，封四方诸侯，各以其方色土与之，苴以白茅，归以立社。”以是，“社”往往被引申为社稷、国家。正由于《述圣纪》刻石代表“社”，因而在建造时，有意没有用整块石料，而是用五块方形巨石累积而成。虽因其加上庑殿式的顶和正方形的座共为七石，俗称为“七节碑”，然其主体不多不少用五块石料筑成，无疑与“五，土数”（《唐会要·后土（社稷）》）这一说法有关。令人惊奇的是这五块方形巨石，经过测量，每块的每条边长均为180余厘米，而按照唐代内外官司悉用大尺（每大尺合今36厘米）换算，边长大体上均为五尺。这与《唐会要·后土（社稷）》所谓“天子太社度广五尺”的说法完全一致，而刻石由顶至座，皆作方形，正好体现了古人所谓“天圆地方”的观念。另外，据林侗《来斋金石刻考略》，《述圣纪》刻石字口曾“填以金屑”（金屑至今依稀可见）。此事人们往往以为是为了显示华贵，其实，正是以金的黄色代替土的黄色，以符《唐会要·后土（社稷）》中所谓“天子太社……上冒黄土，象王者覆被四方”之意。说到此处，将立于乾陵内城门外右前方的《述圣纪》刻石视为代表社稷的“社”，还有什么疑义呢？
对诸种猜测的质疑
多年来对乾陵“无字碑”之何以无字，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但这些猜测的前提，都是认为“无字碑”是武则天预先为自己所立的。据赵明诚《金石录》记载，《述圣纪》刻石立于唐睿宗文明元年（684年）八月，即葬高宗于乾陵之时，而与此刻石位置对称、高度相同、作为乾陵陵园重要组成部分的“无字碑”，也应建于此时。但按照常规，碑石大都是先刻后立的（小段题刻例外），像“无字碑”这样高达七米多的巨石，如果先立起来，将来碑字如何书写、又如何刻上去呢？所以不可能是武则天预先为自己所立的。
说到这里，有这样一件事值得注意。据《旧唐书·严善思传》，神龙二年（706年）十一月，则天皇后驾崩后，将遵制与高宗合葬乾陵，时任给事中的严善思上疏谏止，他说：“乾陵玄阙，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隙铸铁以固其中，今若开陵，必须镌凿。然以神明之道，体尚幽玄，今乃动众加功，诚恐多所惊黩。又若别开门道，以入玄宫，即往时葬时神位先定，今更改作，为害益深。”建议依汉时诸陵皇后多不合葬的故事，“于乾陵之旁更择吉地，取生墓之法，别起一陵，既得从葬之仪，又成固本之业”。中宗“不从”，仍遵制将太后与高宗合陵。设想如果乾陵“无字碑”是武则天预先为自己所立的，严善思身为前太史令，不会不知道此事的，怎么能出主意让在乾陵旁为皇太后另开新陵呢？
近期有的研究者说发现“无字碑”的阳面布满了4.5厘米见方的细线格子，从上到下84格，从左到右44格，以此作为“无字碑并非无字”，“系唐中宗弃文不刻”的一个重要证据。至于是否存在这些格子以及刻划这些格子的本意如何，暂且不论。即如一些人的推断，是准备为武则天刻碑文的，但若考虑到书写中为了表示尊敬而屡屡抬头（即跳行）、空格的情况，依格数算来，充其量也只能刻3000字左右，而《述圣纪》据说刻有8000字左右，同为“二圣”，左右相望，字数差一半还多，显然是说不通的。
而且从先秦礼制来看，都是以左为尊，左尊右卑。如《逸周书·武顺篇》云：“天道尚左。”《礼记·曲礼》孔疏谓“车上贵左”，“左尊，故昂；右卑，故垂也”。《礼记·祭礼》郑注则明确说是“周尚左也”。胡玉缙《十七史商榷书后》引黄以周《礼书通故》云：“周之列位皆尚左不尚右。周公太师居左，召公太保居右，内史中大夫居左，大史下大夫居右。”亦可为证。盖周人制礼，后世礼制自当以周礼为是。唐代也是如此。如《大唐六典》载尚书省有左、右丞相（即左、右仆射）各一人并从二品，以左为先；其下有左、右丞各一人，而左丞为正四品上，右丞为正四品下；再下又有左、右司郎中及左、右司员外郎各一人，亦是以左为先。唐代十二卫中各大将军皆分左右，亦并是以左为先。从《旧唐书·职官志》及《新唐书·百官志》看，凡是文武官员官职相同而分左右者，俱是以左为先。“无字碑”在陵墓左方，《述圣纪》刻石在陵墓右方，如果“无字碑”是为武则天所立，岂有皇后居于尊位、皇帝反而居于卑位之礼？
还有，古代礼制极讲究阴阳，比如男为阳，女为阴；夫为阳，妇为阴；帝为阳，后为阴；君为阳，臣为阴。无论从上述哪个范畴来讲，唐高宗均属阳，应处东方阳位，是尊者，而武则天均属阴，应处西方阴位，是卑者。如果“无字碑”是为武则天所立，岂不阴阳错位、尊卑失据？
既然“无字碑”不会是武则天预先为自己所立的“功德碑”，那么，建立在这一推断上的各种猜测就很难靠得住了。
常见的一种说法，是说武则天留有遗言，谓“己之功过，留待后人评说”。首先说明，这一“遗言”并无史料为据，出于有些人的猜测；第二，墓碑一般都是人死之后由别人撰写，功过自然要由别人评说，这用得着什么遗言吗？何况武则天并不一定认为自己有什么不对，若这样说，岂不多此一举？
还有一种常见的说法，是说武则天死后，唐中宗李显难定其称谓，左右为难，干脆一字不铭。这种说法首先与事实不符。武则天晚年尽管改了国号，并大封武氏族人，却也感到作为女子，死后只能入李氏宗庙享子孙祭祀，于是接受臣下的劝告，迎还了被她废为庐陵王的儿子李显，复立为太子；临终之前，又遗制“祔庙归陵，令去帝称”，并令被她杀害的王皇后、萧淑妃二家及遭她迫害的大臣褚遂良、韩瑗等家受连累的子孙亲属都恢复常业。这些明智之举，为她病重之后，李显顺利复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为这个缘故，中宗复位之后只隔了一天，便给其母上了“则天大圣皇帝”的尊号。武则天死后，谥曰“大圣则天皇后”。由此可见，武则天从退位到去世，朝廷不但没有贬损她，还改上尊号，并加美谥，表示崇敬。这些尊号和美谥史有明载，怎么能说“难定其称谓”呢？其次，这种说法也不符合情理。中宗虽然曾被废黜，但仍保留了王爵，并藉此重登了帝位。尽管母子之间难免有些恩恩怨怨，但“母以子贵”，“子以母荣”，如果“无字碑”真是为武则天预立的，那在武则天死后尊荣不减的背景下，作为嫡亲儿子的中宗有何为难，而不肯为母亲刻写碑文呢？此处尚有一个可以反驳这种说法的事例。《新唐书·外戚·武三思传》在记述神龙三年（707年，即葬则天皇后之明年）中宗遣武三思等往乾陵向武后祈雨而雨及武三思因安乐公主求复武氏宗庙获准之事后云：“其党郑愔上《圣感颂》，帝为刻石。”此郑愔时为太常卿守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此句以上记述看，其所上《圣感颂》必是颂扬则天皇后“圣恩”的文字。联系到中宗因为天旱，从洛阳派遣武攸暨、武三思专程前往乾陵祈雨于则天皇后一事，不难看出，武则天虽死一年有余，俨然被当作神灵奉祀。如果“无字碑”真是为武则天预立的“功德碑”，中宗既能将郑愔的《圣感颂》“刻石”立碑，为何不肯“顺理成章”地为其母刻写碑文呢？再者，从两《唐书》看，中宗复位以后，实质上仍然是一个傀儡皇帝，大权旁落在韦后及其同党武三思等人手里。史载当时已诛“二张”（指张昌宗、张易之兄弟），“三思因韦后潜入宫中，反易国政”。“自是三思权威日盛，军国政事，多所参综”。史称其时“疾三思奸乱窃国，比司马懿”。假若“无字碑”果真是为武则天预立的“功德碑”，退一步说，即使中宗昏庸懦弱，处理此事时优柔寡断，“左右为难”，而当时权倾朝野、正在处心积虑地竭力维护武氏家族地位的武三思之流，既能使中宗下诏恢复在西京的武氏宗庙，并按唐太宗昭陵制度在武氏昊、顺二陵设置令、丞及守陵户，岂能不“名正言顺”地在乾陵为武则天刻写碑文？
综上所述，乾陵“无字碑”并不是武则天预先为自己准备的“功德碑”，各种有关“无字碑”何以无字的猜测都是没有根据的。
试谈唐陵立“祖”之制问题
如上所述，乾陵“无字碑”不是碑而是“祖”，那么自乾陵之后，唐代帝陵立“祖”是否曾为制度呢？此事于文献虽然尚未找到直接证据，但近年考古调查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一点新的线索。据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考古学集刊》第5集所载刘庆柱、李毓芳先生《陕西唐陵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唐关中十八陵中，除高宗乾陵神道北端有一通“无字碑”外，高宗第七子中宗定陵神道北端亦曾有“无字碑一通”。《报告》说：定陵“无字碑”“高500、宽200、厚130、碑座长330、宽260厘米，碑头浮雕螭龙，碑身正面平光，石碑左右侧线刻狮、麟、龙、凤等祥兽纹。”从《报告》提供的资料看，此“无字碑”与乾陵“无字碑”极为相似：一是“碑身正面平光”，未曾刻字，故民间亦称为“无字碑”；二是均位于神道北端（惜定陵此碑“文化大革命”后已不存在，不详其具体位置，亦不详其附近有无标志“社”的石刻）；三是形制、规模基本与乾陵“无字碑”一致。
由此推测，唐代帝陵前立“祖”（即“无字碑”）从乾陵到定陵，当已开始形成制度，只是睿宗桥陵以下各陵，由于受各种因素影响未能沿袭而已。
为何立“祖”之制仅见于乾、定二陵，桥陵以下各陵未再沿袭？看来最基本的原因，在于唐代陵墓石刻制度自一开始就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从历史文献及考古资料看，献、昭二陵尚属唐陵石刻制度的初建阶段，如高祖献陵因地势平坦，四神门内各立石虎一对，并于内城南门向南305米处立石犀一对。唐陵中立虎、立犀，为献陵所仅有，以下各陵俱无。昭陵由于始创依山为陵之制，陵墓以南即为山地，石刻只得集中排列在陵北玄武门之内，于是六骏浮雕及十四国“酋长”石像皆立在陵北。到了乾陵，陵墓石刻达到鼎盛，似已基本形成了一定制度，但此后却仍有许多不同。如乾陵于南神门内东西两侧分列六十一“蕃酋”石像，而定陵仅见南神门外神道北部立有一对“蕃民”石像，睿宗桥陵、玄宗泰陵以下大多数陵前均未见“蕃酋”（或“蕃民”）像，仅德宗崇陵、敬宗庄陵及懿宗简陵南神门外可见零星“蕃民”石像，且其形体明显卑小，制作粗疏，有的仿佛为控马者。像这样或为“蕃酋”，或为“蕃民”，或有或无，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或在南神门内，或在南神门外，均当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有着很大的随意性。神道石人也是如此。献、昭二陵均未见石人，乾陵于神道始置石人十对。自此之后，虽已成为制度，然亦有许多不同，如乾、定、桥三陵石人均为中郎将，头戴冠，身穿宽袖长袍，袖胡过膝，腰系带，足著靴，双手拄剑侍立，而泰陵以下诸陵石人却改为左文右武，文执桓圭，武拄长剑，其大小及服饰亦各有变化，不尽一致。再如四神门外石刻，自乾陵始，各陵四神门外大都有石狮一对，而宪宗景陵、懿宗简陵北门外却各安置小行狮和小蹲狮各一对，此均为其前后各陵所无。当我们明白了唐陵石刻制度这种变化无常的复杂状况后，对肇自乾陵的立“祖”之制，仅沿袭一代即告中断的情形就不难理解了。此中还有一个原因不可忽视，就是如前所述，高宗乾陵在建筑构思上曾有意仿唐长安城，故在内城（即宫城）前门外左置“宗庙”，右置“社稷”，“内城”、“外城”区域分明。而此后各陵，从考古调查资料来看，“内城”虽然大都界限明晰，有“神墙”环绕，并有四个神门及门阙、角阙等，而有无“外城”，已很难说清。既然乾陵“左祖右社”制度仿自唐长安城，而此后各陵又不刻意去仿唐长安城，那么“祖”、“社”这类礼制建筑的消失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说到此处，不妨回到本文开头的话题上来。如果像有的学者所说，乾陵“无字碑”“是武则天预先为自己准备的‘功德碑’”，它“并非无字”，而是“唐中宗弃文不刻”。那么试问：定陵“无字碑”又是为谁而立的呢？看来答案很可能只有一个：乾陵“无字碑”和定陵“无字碑”都不是为武后和中宗所立，亦不是谁人有意弃文不刻，而是礼制建筑。
（附记：2000年冬，本文初稿写成后，我感到把握不大，曾复印一份，专程赴西安，亲自送给牛致功老师征求意见。没过多久，牛老师来信说，文章资料翔实，基本上能自圆其说，但有两点希望能再作深入探讨，可能会更好一些：一是关于“尊右”还是“尊左”的问题；一是唐陵立“祖”是否成为制度的问题。尽管这篇文章不久被当时的《文博》杂志发表，《陕西日报》随即摘要作了报道，《陕西史志》也全文作了转载，但牛老师提出的问题正是这篇文章的“软肋”。愧疚之余，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近日得暇，根据近年见到的一些新资料，对本文作了一次较大的修改和充实。适逢牛老师八十华诞，主持者来信命我写一篇文章作为纪念。义不容辞，谨将此文奉上，藉以见证我与牛老师多年来的师生之谊。是为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