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 尔 曼 · 格 林（Hermann Grim m）是与海泽同时代的另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其父便是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民间童话收 集 者 威 廉·格 林（Wilhelm Grim m）。或许是因为家学渊源，小格林在其文学创作中也经常处理童话素材。在他1856 年发表的《小说集》中有一首题为《蛇》的叙事诗，讲了这么一个凄婉的故事：
一个青年男子骑马返乡，薄暮时分于中途偶遇一个美丽的姑娘。惊鸿一瞥间，姑娘的美貌深深地打动了小伙子的心。他旋即勒住马缰，回头径直向姑娘求婚。姑娘不允。小伙子已是万分着迷，急切地握住了姑娘的双手。不料，姑娘竟不由自主地翻上马背，随他同行。但是，一路上她累次警告年轻人，要他把自己推下马去，否则他将永远不能摆脱她。诗中这样写道：
“年轻人”，她第三次说道，“我不是一个姑娘，而是蛇一条；我是尤卡（Jukha）；我的眼睛把你征服，但这是你迫使我举目。你迫使我抬起双臂把你的脖子围住：一如此刻我将你的身躯缠附。年轻人，我不会再与你分离。……我要作你的妻子与你同住，今生你须用情专注。”———“用情专注，”年轻人连声重复。①
于是，这对幸福的人儿回到了小伙子的家乡，过起了甜蜜美满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一天，家中来了一位生客。看见了美丽的主妇，他对年轻人说：
你会倒霉的，她是尤卡，你娶了一条蛇作妻子。它每晚与你同枕共衾，不消七年光阴，就能把你控制，把你心中的鲜血吸尽。②
小伙子对陌生人的危言耸听将信将疑，执意要他证明所言不假。于是，陌生人如此这般地教给他一个验身的办法。当晚，年轻人即照此行事：他先在妻子的饭菜中撒了许多盐，随后，把家里弄得滴水不剩。布置好陷阱后，他紧闭门户，于暗中窥觇。可怜的蛇女误入圈套，焦渴难耐，遂现出原形，逶迤至屋外溪边饮水。这一切，全被她丈夫看在眼中。他当下心生厌恶，决计除去这个蛇妖。一天，就在妻子烘烤面包的当儿，他瞅准机会，狠心地把她推入烤炉。面对丈夫的背叛，妻子痛心疾首，于垂危之际她怒斥道：
是的，我是一条蛇！但我已告诉过你！……你分明早已知道！难道我曾欺骗你？你当时不是照样要娶我为妻？①
烈火焚毁了夫妻恩情，也彻底葬送了蛇女美好的希望。她悲痛地说：
如果你不把我辜负，我将伴你把时光安度成为你心爱的人；我会改变身形在你不知不觉时变得纯净。②
然而，覆水难收，一切都无以挽回。眼见丈夫毫无追悔之意，妻子在临死前喊出了一道毒咒：
既然要重坠深渊，我要你一同沉落。纵然烈焰，也不能分开你我；我身负你的灵魂沉沦，渴望将把你折磨围困。我已在你心中深深扎根，将吸你心血，令你宁静不存。白天你会为我把泪流，夜晚你将声声呼唤把我渴求，直到我俩在冥府的幽暗中再度聚首。①
爱的浓情在顷刻间化成了仇恨的火焰。年轻人对妻子的背叛注定了自身的毁灭。
蛇精变女形与人结连理，这样的素材使中国读者很容易就联想到中国民间白蛇传的故事。而事实上，就有研究者指出，格林的这首叙事诗正是受中国白蛇故事的启发而作，他依据的可能是法国汉学家朱丽安1834 年的法译本。而在朱丽安之前，德国的《外国文学杂志》业已在1833 年刊载了这个中国故事，题为《药剂师和蛇》。②
格林凭借的朱丽安的译本可能源自明代冯梦龙《警世通言》中辑录的话本小说《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这个故事发生在宋高宗绍兴年间的杭州临安府，讲一年清明时节，年轻的生药铺主管许宣在西湖侧畔流连。适值一条蟒蛇精偕同一条青鱼精由此而过。见此英俊小生，蛇精春心荡漾，遂变成一素衣妇人，青鱼精则化作一个青衣丫鬟。妇人自谓姓白，对许宣甚是柔情蜜意，许宣亦为之怦然心动。几番交往，即定下终身。那白娘子妖气未尽，行动甚是诡异，屡次窃人财物，害许宣连遭数场官司。但是，尽管白娘子多次为人识破真身，许宣也因受其牵连而辗转异地，他还是念及夫妻情分，并不生恨。只是镇江金山寺有个法海禅师，专要惩治妖孽，视此为天职，而白娘子除了要与许宣双宿双栖，别无他求，亦无害人之心。法海一心除妖，哪管这些，最终一个钵盂收了蟒蛇精、青鱼精，并覆以雷峰塔镇之。许宣自觉尘缘已尽，遂披剃为僧，修行数年，一径坐化了去。
较之中国故事中蛇精的妖媚，格林笔下的蛇女可谓小巫见大巫也。尤卡结识年轻人之初便向他道明了自己的身世，而不像白娘子那样竭力掩盖真相；而在整个故事中，尤卡只是在被逼无奈的那次才现了原形，而白娘子却一再化为蛇身。然而，尤卡的结局正因其更具人性而显得更为悲惨；相反，中国的白蛇邪气太盛，于是，以正压邪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安排。
尤卡的悲剧系由丈夫的背叛导致。显然，那个年轻男子是格林批判的对象。他起初迷恋美色，对爱人的坦诚相告置若罔闻，并发誓要忠于爱情；而后则轻信人言，不计恩爱，亲手把妻子送上绝路。相对而言，江南小生许宣就显得重情多了。白娘子带累他几下缧绁，并且他对妻子的形迹始终疑惑在心，但他能尽弃前嫌，与妻子重修旧好。许宣最后的出家之举，似乎在看破红尘之中还流露出一丝对爱情的专注。
格林诗中的男主角其态度之所以骤然转变，一则因其自身对爱情的信念不坚定，二则与蛇在西方文化中的象征意义密不可分。在西方文化中，蛇是一个丑陋的形象，代表了污秽与罪恶。而自夏娃受蛇蛊惑偷尝禁果以致被逐出伊甸园后，蛇又被扣上了另一项罪名，成了性的象征。蛇的丑恶在西方人的观念中可谓根深蒂固，因此，尽管尤卡已体现了相当的人性，却仍不足以消除其夫对蛇的出自本能的厌恶与恐惧。
在中国的白蛇故事中，白娘子屡屡现出蛇身，除了最后一次屈于法海禅师的法力被迫变形之外，其余数次并无外力相胁。而格林笔下的蛇女虽没有遭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禅师之类，却迫于死亡的威胁，为求生而变形。在此，格林突出了蛇与生命之源———水的密切关系。而诗中所谓蛇之“吸人心血”，显然也与此有关。故事最终，来自水域的蛇女被推入了烈火，此中以火治水的用意不言自明。格林笔下的这些水与火的象征意义是中国的白蛇故事所没有的。
背叛“蛇女”的“查莫尼克斯的药剂师”
对中国读者来说，小说《绿衣亨利》以及《乡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作者、瑞士作家凯勒（Gottfried Keller，1819~1890）也许并不陌生。凯勒早年以诗歌创作步入文坛，享有“瑞士之歌德”的令名。
这位瑞士的文学大家在1860 年写下了一部叙事歌谣，题为《查莫尼克斯的药剂师》。这是一个结局凄凉的爱情悲剧。然而，哀歌却有着幸福的前奏。歌谣的开头讲述了一对深爱彼此的情侣：
在查莫尼克斯山谷生活着一对结合的情侣，他们彼此深深爱慕，得到爱又把爱付出。
他们称自己是结合的一对，因为他们为所欲为，不去考虑什么后果，只沉溺于激情的漩涡。
……
她，漂亮的罗莎罗勒，生于遥远的地中海滨，在陌生的民族间，把服装和手套经营。
他，英俊潇洒的蒂图斯，操持着一爿小药铺，后面屋中有个侏儒，酿造香精又把药粉研制。
蒂图斯还是个猎手，他喜欢发明研究，喜欢侏儒提供的灵便的火棉球。①
就这样，药剂师蒂图斯和迷人的南方女子罗莎罗勒在美丽的查莫尼克斯山谷啜饮着爱情的甜酒。可是，一度如胶似漆的爱情却出现了裂痕。蒂图斯迷恋上了纯真的养蜂姑娘克拉拉，并在睡梦中泄露了这个隐秘。见其同床异梦，罗莎罗勒妒火中烧。情人的不忠，在她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火种。爱情的美酒转瞬成了复仇的鸩毒。
罗莎罗勒从蒂图斯那里骗取了火棉，把它塞入一条为蒂图斯编织的围巾中：
她把网眼织成蛇环形状，……当漂亮的彩巾完工，拿出火棉把它嵌镶。
洁白、绵软、轻柔火棉被塞到围巾里头，鼓鼓囊囊飞针密缀像条蟒蛇奕奕生辉。①
准备停当后，罗莎罗勒静候时机。直到蒂图斯又一次外出打猎时，她把“蛇巾”围上了他的脖子：
罗莎罗勒看得清楚，知道这死亡之蛇正在他颈项上伺伏，静候着火星的迸射。
她就像这条蛇一样，要以全部的魅力，以仇恨中复燃的爱火重温蒂图斯的心房。②
于是，戴着蛇形围巾的蒂图斯扛起猎枪，走入清晨的茫茫迷雾。这是一条复仇女神引领的不归路。由于雾霭障眼，蒂图斯误把罗莎罗勒当作山羊一枪射入深渊，而与此同时，猎枪迸溅的火星也引燃了他脖子上那条填满了火棉的围巾：
这时火蛇吱吱作响随即一阵狂怒窜入天空，可怜的蒂图斯的头颅在空中飞翔。③
正如前述格林《蛇》的故事一样，这出悲剧的肇端也在于男主人公对爱人的背叛。除此相似点外，这两个故事都处理了“蛇女”这个母题。不过，在处理方式上，前者明显，后者含蓄。在《查莫尼克斯的药剂师》中，罗莎罗勒一则没有像尤卡那样明确表明蛇的身份；二则没有像尤卡一样变成蛇形。所以，严格说来，罗莎罗勒并非真正的蛇女。但是，凯勒在这首叙事歌谣中刻意安排了种种暗示，使得女主角身上不时有蛇性闪现。以上数段引文中的“蛇环形”、“蟒蛇”、“死亡之蛇”以及“火蛇”等诸多字眼正是用以点明“蛇女”这一母题的。罗莎罗勒与尤卡不仅在作为蛇的本质上相似，而且在性格上也颇相近。两者都是爱得深挚，恨得痛切，最终都在强烈的复仇欲中与心爱之人同归于尽。
格林的《蛇》与凯勒的《查莫尼克斯的药剂师》这两部作品在题材上如此相似，这自然引起了人们探究的兴趣，不知两者之间是否确有牵连。事实证明，这是极有可能的。赫尔曼·格林在德国文学史中虽然名不见经传，但凯勒对他却并非不知不晓，他甚至非常赏识格林的文笔，对其作品中“纯洁的语言”和“朴素美丽的画面”① 赞誉有加。此外，凯勒在1850~1855 年间旅居柏林的时候，似曾与格林有过交往。② 因此，他对格林创作的关注与熟悉是不难推知的。况且，上述一番作品的比较分析已经能够说明两者之间存在渊源影响的可能性了。那么，紧接而来的问题是，凯勒的故事与中国的白蛇传是否有直接关联呢？对于这一点，我们较难断定。不过蒂图斯药剂师的这一职业似乎与许宣生药铺主管的身份有某种亲缘关系。
此外，我们也不能无视另一种观点，即认为，凯勒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是1846 年的一份《飞翔报》上的一则有关曼格尔巴赫先生的讣告。“他（曼格尔巴赫）于无意中把火棉当成普通的棉花塞进了耳朵，走进自己的那间温度过高的办公室。火棉着火爆炸，曼格尔巴赫的脑袋就像药剂师蒂图斯的那样被炸飞了。”①确实，这么一则消息很有可能为凯勒提供了一定的创作素材。但无论如何，这绝对不是惟一的题材来源。
6 Theodor Fontane und“Effi Brie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