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时代起，中国在德国的影响逐渐滑坡，其形象日益 渺 小。到了青年德意志和毕德迈耶尔时期，德国人对中国的歧视更是成了根深蒂固的偏见。这无疑妨碍了中国文学在德国的传播。随着19 世纪下半叶德国尾随英、法等欧洲列强闯入中国大门，德国人有了直接面对中国文化的机会。正面的接触，迫使那些严肃认真的德国学者摈弃以往有悖真实的先入之见，人们重又以审慎的态度来对待中国文化。在此间德语文坛的现实主义时期，中国文学再度焕发了迷人的光彩，吸引了海泽、凯勒等著名作家的目光。我们先来关注一下1910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泽对中国文学的接受情况。
海泽（Paul Heyse，1830~1914）出生于教授家庭，自幼受到古典文化的熏陶，一生创作甚丰，尤以写中短篇小说见长。海泽常被置于现实主义作家之列，但是，其作品的总倾向却是避免写现实的阴暗与丑陋。他常把现实加以诗化，他的作品往往语言优美，情节感人，故此，海泽拥有“诗化的现实主义作家”之雅号。
“卫宣公筑台纳媳”和“兄弟”李代桃僵
1851 年，海泽在柏林的一次文学聚会上朗读了一首得益于中国文学的叙事诗，是为《兄弟》，并在诗歌的副标题中明确写明这是“一个中国的诗体故事”。《兄弟》一诗内容如下：
文公（Swen-Kong）看上了儿子季（Ki）的未婚妻文姜（Swen-Kjang），强娶文姜为妻。季无可奈何，不思反抗。后文姜生一子，季把对文姜的爱移于其子身上。然而，心胸狭隘的文公不能容忍季之所为。他设下陷阱，欲加害于儿子季。谁知阴错阳差，误入圈套的并非季而是文姜之子。为了救他深爱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季同样遭到了致命的伤害。垂危之际，他告诉父亲，他和弟弟均已濒临死亡。文公听闻，颓然倒地。
在这出家庭悲剧中有两个明显的母题，即“父纳子媳”与“二子双亡”。这一题材与《东周列国志》第十二回所载“卫宣公筑台纳媳，高渠弥乘间易君”的故事非常相似。不过，海泽的这首叙事诗另有源头。据说，激起海泽创作灵感的是德国东方学家吕克特（Friedrich Rueckert）于1833 年出版的德译《诗经》一书。
《诗经·国风·邶风》中有一诗名曰《新台》，讽刺的正是卫宣公“筑台纳媳”的丑行。卫宣公为儿子 求聘齐僖公长女，后闻齐女姿色绝世，遂于淇河之上别筑宫室，谓之新台，迎娶齐女于此，自己纳之，是为宣姜。这个故事正是海泽诗中文公强占儿媳题材的来源。除了文公的名字有张冠李戴之嫌外，文公之子季与文公少妻姜的名字均与原作吻合。
《诗经》中紧接《新台》的《二子乘舟》一诗也与这个故事密切相关。这首诗看似写父母对乘舟远去的一双孩儿满怀着思念和忧虑之心，其实不然。诗中的二子正是卫宣公的长子 与宣姜的儿子寿。此二人兄友弟悌，情投意合。后卫宣公欲谋 之性命，兄弟俩互欲李代桃僵，结果皆成刀下冤魂。时人作诗咏之，却不敢明言，只得于追怀中暗寓悲思之意。海泽《兄弟》一诗伤感的结局无疑受了《二子乘舟》一诗的启发。
小霸王孙策与《皇帝和僧侣》
1856 年，海泽另有一部与中国古典文学有关的作品问世。这一回是《三国演义》中的小霸王孙策引起了作家的兴味。海泽根据“小霸王怒斩于吉”的故事写就了诗体小说《皇帝和僧侣》。
海泽的改作，其情节结构与《三国演义》原文大体相同，只是出场人物删减不少，诗作因而显得紧凑凝练。且看小说起首处，作家是如何称颂他笔下的“皇帝”（亦名孙策Sün-Tsé）之威名的：
像一只猛虎，伺伏洞中，等候猎物，像一只巨隼，俯冲直下突发制人，像一只雄狮，声震百兽，凛然威仪。我们的皇帝伟大无比，他的名声四海远扬。如烟雾，令敌人窒息，似芬芳，让朋友舒畅，翻腾在古老的江边，如东升旭日，久放光芒。①
海泽的这一篇气势磅礴的赞词明显因袭了《三国演义》中的原文。所不同的是，海泽把此诗作为小说的开场白，使读者未见皇帝其人，却先闻其赫赫名声。而在中国故事中，男主角孙策是身后留名。孙策英年早逝，后人有诗追颂如下：
独战东南地，人称小霸王。运筹如虎踞，决策似鹰扬。威镇三江靖，名闻四海香。临终遗大事，专意属周郎。
三国故事中孙策定要取道士于吉之首级而后快，而海泽小说中的那个僧侣也是皇帝的肉中刺、眼中钉，两者之间的矛盾张力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海泽笔下的僧侣一如“身披鹤氅，手携藜杖”的于吉，不乏飞逸仙姿。海泽将其鹤发童颜的形象作如许描绘：
银色须髯泻至麻衣外的腰间他的脸膛宛如五月的桃花闪现———老者的脸膛有过如此色彩的闪光？①
海泽作品中的皇帝活脱是孙策再世，两人皆不信鬼神，对煽惑百姓的方士道人深恶痛绝。看见百姓对妖道那样顶礼膜拜，两位统治者感到自身的权威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于是，海泽写孙策大喝一声：
快招，你是何方狂道！竟用貌似无邪的卑鄙手段将我民众之心惑乱！②
道士不及分辩，也无须争辩，因为皇帝早已给他定下了居心不良、觊觎权杖的罪名：
道士，我认得你和所有你的同类……你们的谦恭全属虚伪佯装，你们的魔法是人类的疯狂，你们的青春永驻是诡计，这在你们的教派中从未绝迹。
或许你们知道通往至静的道路：每个走上此路的人，听不见呼唤真理的心声，不觉为谎言缠缚。烂去你那伸出的手臂，因为你妄想把至宝攫取，王者的权力便是这绝伦的珍奇。①
可以说，就对道士之类的敌视而言，两位孙策的品性大抵相同。只是，《三国演义》中的小霸王是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而这一形象到了海泽的笔端却成了上帝的信徒。海泽作品中的皇帝对向其劝谏的母亲表露了自己的信仰：
亲爱的母亲，我就愿意这样，服从上帝，蔑视偶像，要将偶像和教士尽数涤荡。②
海泽对孙策之母、吴太夫人这一形象的塑造有所深化。在原作中，吴太夫人先劝儿子不可加害于吉；及至于吉遭戮，孙策几番为鬼魂纠缠，她又搬出圣人遗训，望儿子迷途知返，修善事以亡羊补牢。吴太夫人只知道不信鬼神会给个人带来怎样的灾难，而海泽笔下的孙母眼光却犀利得多。她看出，儿子的所为是不善体恤民心，并深感这将危及社稷江山。故此，她劝诫道：
服从上帝是智慧的开端，但嘲弄偶像却危险异常。这对每个人，尤其对统治者是这样。人民期待什么？是幸福安康。如果疯狂使人幸福，统治者就会遭殃，愿他为此提供最美的真相！①
孙母的这番话寄寓了作家对理想社会、对贤明君主的憧憬之情。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海泽的创作虽有游离于现实之外的印记，其中却也暗含着对现实生活的殷殷期望。
行文至此，尚须交代一下海泽接触《三国演义》这一中国古典名著的渠道。海泽阅读的是《三国演义》的法译本。法国汉学家朱丽安（Stanislas Julien）首先在1834 年将《三国演义》的一些篇章收入了自己的元杂剧《赵氏孤儿》的法译本。1845 年到1851 年间，另一位法国汉学家巴维（Théodore Pavie）比较完整地出版了《三国演义》的法译本。在1851 年出版的第二卷的前言中，巴维特别强调了三国故事第二十九回“小霸王怒斩于吉，碧眼儿坐领江东”，认为这篇小说有助于了解中国的民间信仰。看来，这篇前言对海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5 Das Schlangen-Motiv bei Her m ann Grim m und Gottfried Keller
“蛇女”尤卡和不忠的丈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