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30日，胡适在北大国文系讲演一科作了专门演讲《陈独秀与文学革命》。这篇演讲文字当天和次日在北平《世界日报》上发表。在演讲中，胡适谈了陈独秀对新文化（文学）运动的贡献，并分析了陈独秀对新文学运动所以有贡献的原因。陈独秀被捕了，关在监狱里，出于同情和感念，胡适大谈老朋友对于文学革命有三个大贡献：
一、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三大主义。
二、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
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
谈到陈独秀对新文学运动所以有贡献的原因，胡适认为，因为他有充分的文学训练，旧文学很有根底；他受法国文化影响大，其英文、法文都可以看书；此外，陈独秀受自然主义影响最大。
北大毕业生段锡朋在南京教育部工作，他于11月3日给胡适写信，谈替陈独秀请律师事：“适之先生大鉴：赐电敬悉。蔡先生来函称汪有龄律师亦愿任辩护云。顷弟走访仲甫先生，彼云辩护事已委托章行严先生及另一位彭先生，其实案情亦不过如是，烦请律师过多，或转易间无谓之注意。惟深感先生之厚意，并乞代为谢谢刘律师云云。”
报纸刊登蔡元培、蒋梦麟援救陈独秀的谈话后，《红色中华》四十一期发表文章说：“陈独秀叛党以后，投降到资产阶级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锋，这个我们并没有污蔑他，他的老同事蔡元培，蒋梦麟都替他老实不客气的说出来了。”
12月1日，在南京后审的陈独秀给胡适写了一封信，感谢他：“此次累及许多老朋奔走焦虑，甚为歉然。梦麟先生北返，当已详达鄙状。日来贱躯比梦麟先生到此时更好一点，已能稍稍吃饭与肉了，已能照常写字读书了，特此告慰故人。”
审判陈独秀的时间在12月底，还有一个多月。判决后，陈独秀因“老病之躯”，想久蹲牢房，和“大辟”没有区别。正式的监狱，即终日禁闭斗室中。其中滋味，不堪设想。蒋梦麟上次来，送来《水浒》等小说。但陈独秀对小说没有兴趣，开了一张书单，请胡适帮他借亚当·斯密的英文版《原富》、李嘉图的英文版《经济学与赋税之原理》、马可波罗的英文版《东方游记》、崔适的《〈史记〉探源》、以及甲骨文的著作。借读英文版著作和古籍以及古代文字，陈独秀想让自己的思想远离现实社会，减少幽禁之苦。
陈独秀曾将自己的拼音文字稿——《国语稿本》存在胡适处，原想请胡适推荐给商务出版，终因陈独秀被国民党通缉，出版社不敢出版。陈独秀想，或许现在可以出版了呢！
陈独秀给胡适的信，由段书诒（若鹏）转，因为他在南京，来探视方便。刘叔雅的著作《淮南集解》，陈独秀也希望他能送一部，并请胡适转告。
陈独秀被捕，也引起了住在刘半农和鲁迅的关注。冬日的一天，刘半农选新诗二十六首，集成《初期白话诗稿》，由北平星云堂书店出版。其中就有陈独秀的诗一首《丁巳除夕歌》，陈独秀上个月刚被逮捕，现在舆论正轰轰烈烈，大有被杀头之势。蒋介石正在“围剿”红军，刘半农出版昔日共产党头头的诗，也是变着法子表达自己对蒋介石热衷内战的不满。这些稿子，都是刘半农1917年至1919年搜集的。从民国六年到现在，已整整过了十五年。
鲁迅没有直接参与营救陈独秀，但他也密切关注陈独秀的案子。12月14日，鲁迅写《〈自选集〉自序》时，特地提到陈独秀和自己的早年交往：“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
1933年3月5日，鲁迅写《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再次提到陈独秀的名字：“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鲁迅和刘半农都以特殊的方式，帮助陈独秀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