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革命危机的加深，远东局内部的维经斯基和拉菲斯、福京等人的矛盾公开化。1926年8月，拉菲斯和福京就对维经斯基说，在政治局势复杂化和党及其中央壮大后，他决不能继续领导党的工作，远东局应由别人来领导。拉菲斯认为，维经斯基的错误，没有正确对待北伐，对中共中央最初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积极立场重视不够；缺乏对革命这一阶段的深思熟虑的策略方针。维经斯基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信，指责马克斯优柔寡断，不适合独立地进行指导工作。拉菲斯回莫斯科后，于12月14日作关于远东局工作报告，提出调整维经斯基，以保证共产国际继续领导中共中央委员会工作。
拉菲斯的意见，得到了出席共产国七大的谭平山的支持，也得到了罗易的支持。罗易1927年1月14日在莫斯科给斯大林写信，转达了谭平山的话：“党内冲突是维经斯基和鲍罗廷之间的冲突的反映。他建议撤消远东局并召回维经斯基。”谭平山没有直接批评陈独秀，但他的话证明了中央内部的确存在着矛盾。谭平山认同时建议罗易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来中国，这一建议1927年1月11日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小委员会通过。
维经斯基本人于去年11月6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信，谈到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工作的困难：“国民党内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派别和集团，要实行领导但不能变成指挥和由自己（共产党人）取代国民党人，这是特别困难的，那么就会明白，中共需要在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条件下进行工作……要是布哈林同志先在问题的提法上给我们一些总的指示，然后在接到这个报告以后再给我们一些具体指示，那就太好了。”
阿尔布列赫特对维经斯基和鲍罗廷都有意见，说格里高里“什么信念都没有，把这一好似眼中生气勃勃的一切都毁了，吹牛搞阴谋”；鲍罗廷“更糟糕，他纵容最坏的机会主义，散布不信任，只是为蒋介石的胜利张目……阿尔布列赫特也抱怨陈独秀，说他把赌注押在汪精卫身上，认为他一回来一切都会好起来。他不知道，斯大林和联共中央政治局也支持汪精卫早日回到中国。
促使共产国际撤换维经斯基的根本原因，是后者在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时和陈独秀一样，讨价还价。1月21日，维经斯基针对刚收到的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讲话和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在上海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以及彼得罗夫（φ，φ，拉斯科尔尼科夫）写信说：“在斯大林同志的报告中和全会决议中提出的共产党员参加国民政府的问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认为有必要陈述我们对实际执行这一决定时所遇到的困难的看法。”
联共中央政治局3月10日改组远东局，由鲍罗廷、罗森贝格、罗易和中国共产党、朝鲜共产党及日本共产党各派一名代表组成，列普谢任远东局书记。这次会议还决定给鲍罗廷发去电报，“我们认为绝对有必要在武昌展开统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蒋介石务必参加……我们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绝对需要并且合作……秘密征询鲍罗廷和武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后的意见，是否由共产国际向蒋介石提出警告性的质询，是否需要在俄国报刊上公开反对蒋介石。”
考虑维经斯基参加中共五大时的威信，皮亚特尼茨基和拉斯科尔尼科夫3月21日联名给布哈林和斯大林写信建议，说：“由于维同志未被吸收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所以宣布这个没有维经斯基的名单可能会对他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参加中共代表大会的一名代表的威信有影响。因此，请求在通知远东局组成人员名单的电报中指出，维没有参加远东局是因为他不止一次请求把他召回莫斯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