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革命的危机加深，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陈独秀的意见，也加深了。拉菲斯回莫斯科后，于1926年12月14日写关于远东局工作报告，专门谈到中共领导层内部的组织摩擦：
中央委员会内部一些同志之间存在着各种摩擦……原因之一是各政治派别围绕“三·二〇”事件的成因、广州的同志的责任和策略等问题进行斗争……格里高里（维经斯基）不同意这个看法，指责我们夸大了分歧和摩擦。而中央委员张国焘在10月说，他不能容忍把他排斥在领导工作之外。而瞿秋白，由于他不同意右倾方针，在中央委员会内处于孤立状态。
谈到是否退出国民党问题时，拉菲斯点名批评了陈独秀：
7月底陈独秀同志在远东局全会上作了中央扩大全会的总结报告……有三点使我们感到惊讶：（1）陈独秀同志把“与左倾军阀勾结在一起的民族资产阶级争夺国民运动领导权的斗争”当作时局的基本特点……（2）中央委员会在全会上认真地确定了农民运动的策略方针，同时提出了我们绝对无法接受的反对开展农民运动的斗争策略；（3）我们向扩大全会提出了一个内容广泛的决议案，含有对广州形势和策略的评价，由于全会对这个问题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而没有被采纳。
根据远东局同志的意见，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1927年1月19日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的决议里，依据中共中央1926年7月全会有关党在组织方面的弱点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十分薄弱。中央和地区委员会没有集体领导”，但没有点陈独秀的名。
青年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H。M。纳索诺夫（又叫“小青年”）1927年2月5日在上海给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信，提到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存在着机会主义的倾向：“关于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党已成长为一支巨大的力量，就其作用而言它已不再是小组，虽然仍保持着小组的关系。因此，党执行正确的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现在一批有明显机会主义倾向的同志在党的领导机构中影响十分强大。彼得罗夫同志表现出的这种倾向格外明显。”
彼得罗夫即彭述之。
1月21日，在上海的维经斯基收到罗易带来的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后，给联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写信，表示执行决议的困难。他说：“在斯大林的报告中和全会决议中提出的共产党员参加国民政府的问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认为有必要陈述我们对实际执行这一决定时所遇到的困难的看法……我们在同中央讨论了问题随后得结论：我们能否参加国民政府这取决于领导权掌握在国民党左派手中还是蒋介石手中。”
1月底，共产国际“七大”决议译成中文后，中央委员会陈独秀、瞿秋白、彭述之三人讨论提纲。彭述之（彼得罗夫）认为，在共产国际提纲中没有任何新的东西。瞿秋白表示完全接受国际路线。刚刚主持汉口特别会议的陈独秀，一阵犹豫之后，签发了《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纠正了汉口特别会议中一些错误，说：“在今日以前，我们有一个根本错误，乃死守着数千年以来形式逻辑头脑的错误，即是我们自己头脑中，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愈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至快也要到明天早晨。”
这一年9月17日，罗易在莫斯科作《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谈到瞿秋白和陈独秀在执行共产国际决议上存在分歧：
中央委员会讨论共产国际提纲时，只有三位同志参加。在讨论过程中，参加讨论的三位同志发表了三种不同的看法。陈独秀同志持这样一种看法：提纲为中国共产党展现了新的前景，提出了新的问题和崭新的政治方针。他不完全相信提纲的正确性，但是他还是准备看一下，如何在实践中贯彻执行。彼得罗夫同志持第二种看法。他认为，在共产国际提纲中没有任何新的东西。瞿秋白同志持第三种看法。他完全同意提纲。
蔡和森在大革命失败后写《党的机会主义史》，也谈到陈独秀、彭述之和瞿秋白在执行共产国际指示问题上的差异：“这个决议大约是在1927年1月到达上海中央的。讨论决议时，中央听取了彭述之的报告，报告的最后部分说：‘共产国际的指示同中央的政策，一般说来区别不大！’他的报告在当时引起了中央委员和瞿秋白同志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央的活动根本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