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
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是一个很狭小的领域。读儿童文学的人（少年儿童）很多，他们不看理论，看也看不懂。写作儿童文学的人很多，他们一般也不看理论，更能影响他们的是出版社和评奖。出版社的编辑也不看理论，他们的功课先前是揣摩领导的意图，现在是揣摩读者的心理。还有规划、领导评奖的人，看不看理论看不看书恐怕也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了。剩下的只是一批高校、中等学校教授儿童文学的老师或接受儿童文学教育的学生，儿童文学论文专著多半也是他们写的。自写自读，自说自话，大多在很低的层面重复，要想有点创新也难，呆久了难免有些寂寞。十几年前，一些高校开始招收儿童文学博士生，我在心里隐隐地就有了一种期待：这是一批在全新的理论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人，理应有新的思维、新的武器，创造出新的对话空间。前几年看到张嘉华的博士论文，精神为之一振；而后看到何卫青的《小说儿童》，虽是研究成人文学，也颇受启迪；再就是徐丹的《倾空的器皿》和杜传坤的这本《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回想起当初的期待，心想，终于来了。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是史论。史论，论史，难得的是史识，这本专著的最大成功也在史识。儿童文学的立足点在“儿童”，“儿童”是建构出来的，这一认识的提出在西方虽已颇有时日，但在中国，一些涉及儿童文学史的论著仍大多是以本质论、实在论为依据的。我在1992年写的《中国童话史》，大体也是相似的视角。我是直到2002年出版《童话的诗学》时才较明确地意识到“现实只是一种美学现象”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指出，这是一种在现代性的场域很难挣脱的遮蔽。“‘现代性’术语被用来指述一种本体论的、目的论的、决定论的元话语品质，以及由此推论派生的其他话语实践的品质。现代性话语实践的背后是历史理性信仰（相信历史是一种有本质的、有目的的、被决定的时间序列）和语言理性信仰（相信语言能客观地再现这一历史），其表现形态是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大叙事。”与上述主要从本质论、决定论出发的观念不同，《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采取的主要是后现代的视角。后现代持的是建构论。建构论认为，“儿童”“童年”是被“发明”出来的，是从早先发明之后到现在还一直不断持续在发明的。就像作者引用日本学者柄谷行人的话说的，“风景”原是不存在的，但人们习以为常地“把曾经是不存在的东西使之成为不证自明的，仿佛从前就有了的东西”，然后怎样去发现它，这其实是一种颠倒。人们只有通过再次颠倒才能将“风景”召唤或“发明”出来。“或许可以说风景在被发现之前已经有风景的存在了，但作为‘风景’之风景却在此前不曾存在的。这种情况同样可以用来说明儿童：‘儿童’也是一个‘风景’，也是通过某种‘颠倒’而被发现的。但当儿童作为一种事实存在于面前，我们决定儿童作为客观存在是不证自明的，由此其起源便很容易被掩盖起来了。”
建构论打开了儿童文学研究的崭新视野，从这种新视野出发，《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开始了在儿童文学中“重写文学史”的崭新篇章。此前，在儿童文学研究领域，曾有儿童文学产生或自觉于晚清、清末民初、五四及“古已有之”等不同说法，作者认为，这种区分或争论没有意义，因为它们所持的都是本质论、决定论。“所谓起源已经不再是一个历史时期的划分问题，而在于区分一种态度，区分一种‘计划’”即是说，“儿童”“童年”“儿童文学”不仅一直在建构着而且还将继续地建构下去。不是它们产生于何时，而是它们建构于何时，是怎样建构的。不仅如此，作者还进一步揭示了这些理论后面包含的真实用意。“这一证据的虚妄性在于遮蔽了现代性中知识分子对儿童的‘立法’。但这一证据的真实性却在于，它透露出立法者的一直别有用心，即儿童文学是为了儿童、用于儿童的政治-文化的文学显现。这样一来，儿童就不再是构成世界（本质上即成人眼中的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或者说是最有潜力最有生命力的部分，而是一个成人世界不得不面对的‘他者’。所谓为了儿童的书写也就是为了一个‘他者’的书写。”这样，“儿童”“童年”“儿童文学”等等的建构，其实也是一种权力运作。沿着这一思路，作者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重写”便首先成为一系列权力运作的揭示。比如五四时期影响颇著的“儿童本位论”，作者就看出，其后面其实源于卢梭、浪漫主义的文学理想。而当时人们所以弃许多其他与儿童、儿童文学有关的文学思潮于不顾，而单单选中儿童本位论，这和当时一代知识精英的社会、文化理想紧密相关，或者说，正是这些知识精英的权力运作，才使儿童本位论作为五四儿童文学的显学浮出历史的地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中的其他思潮，包括隶属不同思潮的各个作家的创作，大体都遵循着相同的理路，按自身的影像构建着作为“他者”的儿童和儿童文学，同时也在构建着自己。
视界不同，看到的具体的作家、作品也不一样。在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进行“重写”的时候，《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对许多儿童文学作家、作品也进行了“重写”。比如叶圣陶，这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作家，鲁迅说他为中国童话开辟了一条自己创作的道路，尤其是其从中国古典文言中化出来的典雅而又十分流畅的语言，表现上有着民间文学的特征但骨子里却是非常文人化的、属于中国古典诗词神韵的意境，以后半个多世纪几乎无人堪与比肩。杜传坤在肯定作家一系列划时代贡献的同时，对其作品只是“为儿童”而不是“儿童化”的倾向给予了尖锐的批评。“叶圣陶童话是‘为儿童的’，而不是‘儿童化的’。‘儿童化的’意味着能化身为儿童，深入儿童的精神世界，以儿童的情感、想象与思维写作儿童本位的作品；‘为儿童的’则是站在成人的立场，对儿童进行启蒙引导的作品……在叶氏童话中我们很难看到几个有个性的、立体化的血肉丰满的童话形象，其形象往往肩负着沉重的‘说理’使命，一言一行都是随作者的主观意念而运行，面目朦胧模糊，不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虽然我个人觉得这些评论有点偏苛，但其指出的问题是存在的。在叶圣陶童话中，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写实主义，成人视角和儿童视角，一直都是矛盾地、交织地存在的，且前期和后期还有差别。作为五四那一代的人，他们更多是把儿童文学当做反映、理解“儿童问题”的一种方式、手段来看待的。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形塑出这样的儿童形象是他们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形塑出这样的儿童形象，这样的儿童形象是“他者”，但也映照着他们自己的身影。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中有些问题也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儿童”“童年”“儿童文学”都是建构出来的，这种建构是既受“主体”尺度的制约也受“物种自身”尺度的制约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的着力点在“主体”的尺度，而于“物种自身的尺度”则较简略。“儿童”在文学叙事中有多重含义，如描写对象、叙述者、读者等。读者又分现实读者和隐含读者。我们判断一篇（部）作品是不是儿童文学，首先着眼的是作品的隐含读者。但隐含读者在文本中，只是作家为读者设定的一个位置。作家设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为什么设置这样一个位置，不完全取决于作家自身的理想、愿望，也取决于现实读者的接受视野及作家对这一接受视野的自觉及认同程度。而这个现实的儿童的接受视野是有很大的客观性的。中国古代儿童文学不能自觉，或者说不能被有效地建构，与中国社会中这个现实的儿童接受视野存在直接的关系，而清末民初人们所做的工作，也在这个现实的儿童接受视野、儿童文学消费市场的建构上。读者接受视野和读者消费市场的建立也不可能是一个一劳永逸的过程。事实上，从清末民初儿童文学自觉以来，这一过程一直没有中断过。这里不仅涉及到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涉及到一些很具体、很技术的操作，如印刷技术的进步。我们现在看到的儿童图画书，在五四时期不仅无法做到而且简直是很难想象的。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可能不得不考虑这些因素。
这正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最给人启迪的地方。它不仅采取了全新的角度，对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重写，而且即使在其简略的地方，也把问题提到新的层面，使人们看到一个新的维度。20多年前，班马有感于当时一些儿童文学作品的低俗浅陋，颇有些痛心疾首地说，儿童文学完全可以是另一种样子。杜传坤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也使我们有类似的想法：儿童文学理论完全可以是另一种样子！这让人兴奋，更让人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