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爹那时很忙，因为几乎每项工作都具有开创意义。虽说一个市里呆着，家和办公室也只有几公里之遥，可老爹在家里的时间并不多，有时他两只脚刚一踏进门，那边的电话便彻响起来，叫人心烦。家就跟一个小旅店似的，老妈和娃儿们都习以为常了，有他无他好像并不在意。而老妈的那种女人似的渴望接触渴望交合的激情渐渐地消失了，夫妻之间的对话越来越少，也越来越简单，除了关于孩子的问题和日常生活，似乎没啥好交流的了。
倒是筱雨记者时常把电话打到家里来，找老爹了解案情要求采访，一开始老妈回了话就挂了，后来次数多了，彼此熟了，有时也能唠上几句，由于筱雨热心过度，老妈心里就不快了，毕竟女人对女人，没事儿也是事儿。
老爹忙忙碌碌倒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依旧是吃得下睡得香，由于老妈身孕晚期就要临盆，老爹心里面有过做那事儿的打算，但是琢磨过后，考虑到下一代的健康问题，他还是忍了，于是吃完饭便倒床就睡，翻了几次身，几分钟后便进入梦乡，随即鼾声大作，动静就跟快要断气似的，弄得很恐怖。每到这时，老妈睡意全无，她披上衣服，到书房看书。
老妈在教委负责历史课教学管理，她知道要想组织好这门学科的教学工作，必须要了解历史的具体内容，要掌握一定的历史知识，这样才能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仅靠课本上的那点儿内容远远不够，需要多看一些历史的参考书籍。
随着知识的积累，老妈越来越感到，中华民族的历史太悠久，这个民族的文化太伟大了。在咱们国家，警察行为的历史萌芽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往少里说怎么也有两千五百多年了，当时，国家设有司民（户籍）、司稽（捕盗）、司寇（刑狱与纠察事务）相应的官职。孔子就曾担任过鲁国的大司寇，相当于今天的公安部长。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更为先进的封建统治制度，并在县乡两级创设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专门管理治安的机构——亭，专司缉捕盗贼和维护治安之职。汉高祖刘邦担任过泗水亭长，是当然的警察出身。对这些历史人物，老妈非常崇拜。
随着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深入了解，老妈又隐隐约约的感到，人的素质对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没有好的素质，再高的革命热情也是白搭。发明造纸术的蔡伦，名气略次于孔老夫子，可这小子人品有问题。他15岁入宫做了太监，为巴结实力派人物窦皇后，策划了一起“巫盅”案，将宋贵人陷害致死。多年后，宋贵人的孙子汉安帝继位，自然得清算蔡专家的罪行，蔡专家当年整过人，知道啥叫生不如死，于是自己服毒了断了。蔡专家堪称中国第一发明家，冲着发明造纸的历史贡献，冤杀个把中年妇女实在是“小节”。不少人甚至很理解蔡专家，还设身处地替他考虑，不顺从窦皇后会怎样？多半会被砍头，至少流放，那么蔡专家就无法完成发明造纸术的伟业了。如此一分析，蔡专家的行为就可以理解了。老妈却不这样认为，说：宁可永不用纸，也不要这种丧尽天良被阉割的酷吏。话也许是妇人之见，但这种见的正是许多国人最缺乏的素质。蔡专家不发明造纸术，自然会有张伦、赵伦发明，顶多晚几年。而将丧尽天良视为小节，即便有再好的纸用，也写不出锦绣文章。甲午海战，北洋水师装备不逊日本海军，却一败涂地，历史早已证明“思想”比器物更重要。没有先进思想和良好素质，再大业绩也会被历史所淘汰。啥叫大事，啥叫小节？许多人的误区在于用最原始的生物进化论去理解，而没有考虑到人品的重要性。蔡专家智商超群，除了造纸术之外，他还造出了中国第一把尚方宝剑，可是剑锋再利，它本身并不能判定人间善恶，持剑之人有正义的思想才能保证尚方宝剑的正义指向，否则照样滥杀无辜。与最基本的是非观相比，决策修造长城、发明造纸术都应该是个小节。
此时正值共和国大发展时期，各行各业急需人才，如此高看思想素质是不是有些过了？老妈感到自己的认识是实事求是的，符合普适价值，毕竟还是个党员嘛。
省厅政治部在苏北召开全省公安系统思想教育工作会议，主任在那儿呆了几天，他回来的时候顺道去了一趟苏北古镇溱潼，把老爹的岳父岳母接了过来，两位老人一直想外孙和身子有孕的女儿。
主任到老爹家一般是叫着老爹的名字推门就进，从来不会轻手轻脚地去敲门，好在知根知底，无需客套，老爹老妈也不会怪罪他。这回还是老样子，他大喊一声推开门就往里走：我说大峻呢？大峻呀，看看谁来啦？我把你的岳父岳母给带来啦。这是陶主任临走前，老妈托付给他的，老爹一门心思的忙工作不知道这事儿。
老爹正在客厅的地毯上学驴，围着茶几转圈，峰儿骑在他的后背上，开心得“咯咯”直笑。老爹见主任带着岳父岳母进了门，登时兴奋起来，一时忘了骑在背上的峰儿，一跃而起，嘴里惊喜叫着：二老咋来啦？也没言一声？二老辛苦啦。峰儿身体向左一歪，被重重地摔在地毯上，“哇哇”地哭起来。老爹将两位老人迎进客厅，发现峰儿在嚎哭，便照他屁股拍了一巴掌：没出息，摔一下就这么嚎？兔崽子养得快成少爷啦，不许哭，再哭老子揍你。
峰儿四仰八叉地躺着，哭得更邪乎。
老妈的妈从地毯上抱起外孙，“哦哦”地哄着，一会儿骂地毯不是东西，一会儿又夸峰儿勇敢不怕疼。老妈用右手撑着腰，从厨房里一拐一拐地走出来，朝老爹数落道：有你这德行的？高兴了也打孩子？
老妈掉过脸和主任寒暄了几句，便招呼父母上楼去。
主任看着老妈严重变形的身影小声道：大峻啊，那台播种机还在使唤啊？该歇歇啦。
老爹回说：那不成，不使唤不得成了废物？
主任啧啧嘴，万般遗憾道：多水灵的一朵花，给糟蹋成这模样，叫人揪心啊。
老爹粲然一笑，低声道：你小子够损的啊，哪儿来的这些废话，就不能鼓励几句？再说上面号召女人勇做“英雄妈妈”，都兴这个，离目标还差一截儿呢。
那你俩口子就跑步前进吧。
在楼上，老妈的妈问女儿：过得好吗？
老妈淡淡地说：还行。
老妈的爹看着女儿问：恐怕不是这样吧？我们才进门一会儿，就发现赵大峻是个很粗暴的人，看他教育孩子的方式就知道了，你俩的差距太大了，你幸福吗？
老妈笑了笑说：爸爸，这世上绝没有赤金足银，这您是知道的，他是咱自己选择的，咱没啥好抱怨的。
老妈的妈说：算啦，不说这些了，说说你肚子里孩子的情况，现在是关键期，营养休息都得跟得上才是，可别大意喽，要是有啥疏忽大意，遭罪可就是一辈子事儿了。
话还没有唠上几句，李娃“咚咚”地上楼来请他们下楼吃饭，老妈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
李娃将几个杯子斟满酒，立在一旁。
主任端起自己跟前的一杯，大大咧咧地说：弟媳妇、伯父、伯母，我这个人打小起就敬重有学问的人，我的老搭档能有你们这么有学问的同志做他的岳父岳母和妻子，我从心眼儿里为他高兴啊，大峻这些年不容易呀，苦没少吃，血没少流，现在也该过上安稳的日子啦，来来来，咱敬你们全家一杯，咱先干为敬啊。他一扬脖子，把酒一饮而尽，然后把杯子倒过来晃了晃，他的豪爽，使大家很受感染。
老爹一口把酒干了，斜主任一眼说：真罗嗦，就不能简单点儿？不过你这家伙这些年酒量倒是见长啊，咱记得以前你喝个半两脸皮红得就跟猴腚似的。
有老人在场，主任自然得尽力避免说粗话，于是幽默道：那是，久病成医嘛。
要说老爹爱骂人是个小节的话，那么好一口就是他的又一大嗜好了。老爹常常以酒量大自居，主任则不以为然，认为这多半是由基因突变造成的。而老爹没觉着有啥不好，再说，爹妈给的，就这胚子。其实论酒量，连老爹自个儿也闹不清到底有多大，他认为主要和心情有关。气不顺，闷下二三两就醉，气顺时，喝个斤儿八两照样百步穿杨。
基于对酒精的认识，主任原先滴酒不沾，后来架不住老爹的死缠硬拽，也被拖下了水。老爹的话说得很绝：不喝酒的都他娘的软蛋。还有，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可他赵大峻算啥工农群众？我又算哪个门子知识分子？地道点儿说不过穷书生一个嘛。结合啥？咋结合？对老爹的歪歪理儿，主任曾试图用自己的文明行动感化他，没料到，这家伙的秉性就像茅坑的石头，努力的结果毫无意义，就顺其自然了，暗里寻思与其徒劳不如一块儿喝算了，也不算啥大的原则问题，一来二去，主任竟也练出了一些量。
酒过三巡，话匣打开了。老妈的爹率先引出话题，他将杯里的酒喝干净说：二位都是在编的警察首长，你们给说说看，中国啥时候有警察的，在有了警察之后为啥要设立警政制度？有何意义？他出题的时候，还不知道到女婿和主任的口水仗在系统内是出了名的。
老爹对问题的态度属于主动进攻型，不躲不闪，他抢得先机说：老人家，咱建议把题目改改，才有意思，因为这些尽是陈芝麻烂谷子，说了也没啥用，不过这个警……警啥玩意儿，您老再给说一遍。
主任在一旁边嘲讽道：行啦，行啦，你就找个地儿歇着吧，连个题目都叫不上来，还改题呢？你就得瑟吧，一脑袋浆糊，还冒充知识分子……
老妈幸灾乐祸道：就是，癞蛤蟆插鸡毛掸子——冒充大尾巴狼。
老妈的妈不明就里，十分认真地纠正道：不对，叫癞蛤蟆蹲大街——冒充迷彩小汽车。
老爹毫不在意母女俩的讽刺挖苦，振振有词地说：咱老婆说啦，中国的警察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往少里说怎么也有2500多年了，谁都知道孔老二当过鲁国的公安部长，汉高祖刘邦级别虽低了点儿，也是个县局局长。咱的问题是，刘邦同志闹革命到底是英雄还是小人？
老妈的爹惊讶地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因为没点儿知识储备，这题目是弄不出来的。
老妈赶忙声明道：咱说的是大司寇，不是公安部长，也没有说过刘邦是县局局长，尽乱扯，叫学生听见了，不得坏了咱的名声啊。
老爹说：大差不差，是骡子是马，就那么回事儿。
主任来了兴致，抢过话题说：叫你歇着，还不服气，老弟，咱来告诉你吧，要说英雄，项羽才算得上，因为历史上最后能夺得天下的往往都不是英雄而是小人，绝对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我问你们，将三国统一起来的是谁？是晋朝的大奸臣司马炎，难道说司马炎比曹操、孙策等人还要牛吗？项羽在垓下之围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他想的不是天下也不是自己而是自己最爱的小蜜和坐骑，这种人才是真正的好男儿啊。刘邦却正好相反，当年他被项羽追得到处躲闪，十分地狼狈，在一次就要被楚军追上的时候他居然打算把自己的儿女扔下去以减轻马车的重量来使自己脱身，他的不地道的做法，虽然被他身边的人婉转阻止了，但如果这种人也能当英雄的话，那英雄这个称号也就没啥值得稀奇的了。你们给评评，刘邦能算英雄吗？要算只能算个小人。
老爹一听观点和自己的相悖，不高兴了，喝口酒说：得了，咋扯到项羽头上去了哩？不过，扯上也没啥关系，咱老婆说啦，他俩其实都算不上英雄，因为，一个有勇无谋心胸狭窄，一个阴险狡诈大度容人……
老爹的意思没说错，但老妈还是打断道：丢人不？尽是些老婆说的，就没点儿自己的想法？
老爹嘿嘿笑道：咱的想法就是老婆的想法，不扯上咱老婆这面大旗，谁信呀？
老爹不知道主任是项羽的铁杆儿“粉丝”，他不容置疑的口气让主任不乐意了，也就不可避免地遭到主任的强力反击：那倒吧！照你的意思，两人都不是个人物，就你小子是个人物是吧？啥狗屁答案？这不是在蒙事儿拿大家当白痴吗？不过，告诉你吧，项羽绝对算个英雄，刘邦是不是英雄不好说，但是个枭雄还算称职，这才是事实嘛。
本来是桌洗尘宴，结果被搅得不着调。
老妈的爹看不下去了，便笑呵呵地打着圆场道：都别争啦，都别争啦，刘邦是小人还是英雄有现实意义吗？咱看不出来，还是回到刚才的讨论题上吧。其实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古代没有专门的警察制度，地方行政、司法不分，由府县行政长官兼管社会治安和司法审判等事宜，只是在府、县内设有巡守、捕快等类似现代警察职能的人员，负责社会一线维持治安、抓捕人犯等工作。直到清末中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警察制度。西方警察形象首次在中国亮相，是在租界内。在此之后，中国开始逐渐接受西方的警政思想。
老爹也不是空脑壳儿子，对前辈们还是略知一二的，他不由分说地反驳道：这话叫咱没法儿听了，咱就不赞同中国的警察制度引自西方这个说法儿，在中国的历史上不仅仅萌芽过警察现象，更出现过警察事务这一历史事实。距今900年的辽代就有个警巡院，它是一支维护城市治安的专门力量，这不仅仅在咱这儿，即便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的，应该说，这是契丹族在中国古代治安史上的重要贡献，而那时的西方啥样子呢？恰恰处于黑暗的中世纪，难怪英国有个研究成果说，警察的起源在中国，警察的娘家在中国，咱们可以自豪地说，900年前的警巡院就是世界上最早的警察！怎么能说是学西方的呢？
刘邦当警察的事儿和警巡院是世界最早警察的问题，已经很遥远，但有位叫黄遵宪的人，他创立的警政制度却是有文字记载的。19世纪末，黄前辈试图仿效西方改良中国的封建体制，提出“地方自治”理论和改革措施，提倡“分官于民”，建立地方议会制度，并仿效日本和西方近代国家的警察局建起了保卫局，以保证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行。他在《日本国志》中论及警察的职务是：保护人民：一去民害，二卫民生，三检违法，四索犯罪……他任职外交官时，非常留心欧美先进制度，特别对司法、警察体制，格外深入研究，故又有云：余考欧洲警察之制，大抵每一万户则设一分署，一分署有警察数十人，其在通都大邑，广衢要路，则持棍而立者，远近相望，呼应相通……他提出当警员的七个条件：须年龄在二十以上，三十岁以下者；须曾经读书识字，粗通文理者；须身体强健，能耐劳苦者；须性质平和，不尚血气者；须有保人；须考验；不准以曾经犯罪之人充当。还规定九条警员的具体职责以及警纪和奖惩制度……很可惜，这么好的思路和方案，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成为一张废纸。
瞧瞧，人家封建时代的仁人志士，对警察的素质都能提出如此具体要求，难道代表最先进文化的共产党，它的警察队伍就稀里糊涂的一点儿认识没有？
老爹的岳父瞟了他们一眼，心平气和地说：你们都打过硬仗，啃过硬骨头，也懂得一些对敌斗争的技巧，是不是以为这就够了呢？战争年代，你们凭着勇敢顽强拼搏精神，取得了对敌斗争的胜利，但如果就此沾沾自喜，傲视一切，就自以为打遍天下无敌手，那是愚蠢的。共产党赢得民主革命胜利的原因有很多，咱看，军事上次要的，主要是国民党政权太腐败了，是他们自己打垮自己的，你们不过顺势推了它一把，加速了它的灭亡。现在国家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对敌斗争的方向和方式方法已经完全变了样，得依靠一种先进的警政制度来保证治安管理有效开展，比方“以防为主，打防结合”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袁世凯是个反面人物恐怕谁都清楚，可他的另一面知者甚少，实事求是地说，袁世凯要是没两下子也就没人知道谁叫袁世凯了。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北京之后，西方列强在得到割地赔款同时，还企图随时染指中国事务，特在《辛丑条约》中规定八国联军在交还天津后，清廷不得在天津租界内驻扎军队，这实际上剥夺了朝廷的驻兵权。天津是北京的门户，中国军队如不能在天津驻守，西方列强随时可以兵临紫禁城下，要挟朝廷。袁世凯接受这个棘手问题后，因为曾经训练过朝廷新军，对西方的军警制度有一定的了解，于是从自己的军队中选拔了3000名士兵，使之谙熟警察的职能，然后脱下军装，换上警察制服，称之为“中国警察”。接收时，袁世凯命令地方官员率领这些警察长驱直入驻守天津，一方面维持社会治安，一方面军事戒备。当时的八国联军哑口无言，因为袁世凯派来的不是军队，而是维持治安的警察，这和《条约》中设置的条款毫无冲突。你们想想，袁世凯要是脑袋没点儿知识，不能知彼知己，别说3000人，就是整个大清国也不是人家对手呀。由于有专门警察维持秩序，天津一扫过去混乱局面，“六个月不见窃盗者，西人亦叹服”，成为全国之冠，于是慈禧下了一道谕旨，指示仿效袁世凯建立警察制度，使警察制度得以推广。你们再想想，咱们撇开其他因素，但就警政制度建设而言，是敢冲敢拼能够解决的吗？要想有所建树，不学习能行吗？咱最讨厌有些人动不动以大老粗自居，装疯卖傻，以没文化为荣，侥幸破了几起大要案，就自以为是，可是了不得了。叫咱看，自己无知还不思进取，占着茅坑儿不拉屎，迟早要误国误民的，到了那时候丢的就不是你们个人的面子了，而是整个警察的面子。
岳父的话有所指，老爹自然听得出来，心里不爽，由于岳父第一次来家里，说的又是实话，不便过于较真，于是老爹忍了忍说：袁世凯实现了警政制度不假，然而他却是个地地道道的窃国大盗，干尽了坏事儿，其中在如何应对宋教仁的问题上就是典型一例。30岁的宋教仁是同盟会中最年轻最有才干的政治家，民初许多大法都出自他手，其中影响深远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是这位仁兄一夜之间挥就而成的。玩儿手腕搞阴谋，袁世凯是大师，而搞现代民主政治，宋教仁就比袁世凯内行多了。当然，宋教仁的才干，也引起了袁大师的高度重视，希望能得此人而用之，于是差人送钱送物拉拢收买宋教仁，而宋教仁油盐不进，这成了袁大师的心腹大患，有识之士私下并普遍认为：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那时国民党选战告捷，全党士气高涨，宋教仁所到之处，欢迎人群人山人海，且演说锋芒毕露，咄咄逼人，把袁大师批评得一无是处，甚至指名道姓地说袁大师在“自掘坟墓，自取灭亡。于是”不能得而用之，就除之“那一天，宋教仁在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革命战友陪同下来到上海火车站准备北上，突然枪声响起，宋教仁倒下了……中国民主政治萌芽自此被扼杀。中国近代警政制度是借鉴西方而建立的，理应保护民主政治才是啊，可惜袁大师只借鉴了人家的躯壳儿，骨子里却依旧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警察成了”袁家军变为打压对手的一个工具。老爹的结论是：警察效忠法律才是它的天职。只有这样，人民的江山才能幸福万年长。
主任说：是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皇家文化大一统政治的必然产物。别说袁世凯，换了谁都这德行，没权没地位时，要民主要权利，一朝大权在握便一言而为天下法，不过，这也怪不得谁，就这文化熏陶出来的，就这胚子。共和一时没法实现，可旗号还是那旗号。在清政府创办警察以后的近半个世纪里，中国警察虽有一定发展，但这段时期内的警政建设由于是在缺乏相应的民主政治和宪法、法律的制约机制下进行的，从而导致了警察的专横和警政腐败等一系列恶劣后果。1927年，国民政府迁往南京，蒋家王朝开始长达22年的统治，警察自然就成了看家护院的一条狗。在这段时间内，中国警察制度得到了发展，不但进一步完备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警察网，使之更加趋于严密，而且逐步完善了警察内部管理体制，还不断健全警察的社会职能。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警察制度的建设是畸形的，组建特务机构，建立秘密和公开相结合的严密警察网，实行军警结合，警察、宪兵、特务三位一体的白色恐怖统治，凡是不满的人，都可能遭到异常严厉的惩罚，在老百姓心中，警察完全是一种凌驾于国家和人民之上的特殊力量，警察的发展与人民的苦难成了同义语。因此中国近代制度决定了这个时期警察文化的昏暗和恐怖的血腥味。
老爹岳父的思考略高一筹，是关于法治和人治问题，他认为警察的问题只是个表面现象，根子在人治，如果只谈警察问题，那就肤浅“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大错特错了，人治问题如果得不到彻底解决，那么警察永远是代人受过的替罪羊。主任的论述刚一结束，老爹的岳父也不示弱，出言锋利，直奔要害，在酒桌上竟引起了一场山崩海啸。
说来说去都他娘的警察不好，叫咱说呀，这是“屄歪还怪马桶漏”。……当一个人忽然受到控告的时候，自由在瞬间就成为一个悬而待决的问题，要是在古代，就会有一副枷锁套住他的脖子和手腕，推到衙门的公堂之上，在“明镜高悬”大匾下，由那位手持惊堂木的七品乌纱来裁判了，冤与不冤，就全看他是否廉政奉法了，这便是几千年的人治，可以肯定，中国有多少年社会史，就有多少年人治史，一直这样，即便到了共和年代也没改变。
老爹“嘭”地一声把酒杯砘在桌上，打断岳父的话：老人家，你到底想要说啥？不要扯远了嘛。
哦，请您耐心听咱说下去，咱想说的是，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适合中国国情？在中国历朝历代都不缺少法律，然而有了法制，并不意味法治自动生成，这只是一个前提……他边说边摇头晃脑，见酒桌上鸦雀无声，有些兴奋，摆出一副学究样说：大家知道，与法治对应的是人治，这法制就产生了跟谁结合的问题，也就是说法制既可以与人治结合，也可以与法治结合，两种结合自然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当法制与人治结合的时候，长官权威至上，法律权威居于第二而成为权杖的一个标志；当与法治结合时，法律主治，法制的权威就超越了政府的权威、长官的权威，成为所有社会群体、所有个人的行为准则，欧洲发达国家就是典型例子。以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新派革命的初衷是为了在中国实现公民社会建立法治社会，而不是臣民社会的人治社会，不幸的是，稚嫩的法治派还没有站立起来，便被强大而顽固的人治派打翻在地……历史就这么又倒退了回去……唉，普天之下：绝对的权力，必然是绝对的腐败。中国历次改朝换代的缘由都是这个真理的最好的注脚。所以，咱的结论是：不弃人治扬法治，弄到最后都是盛极而衰没个善终，陈胜吴广是如此，李自成是如此，洪大天王更是如此……
老爹的岳父话音刚落，在座的都惊讶万分，这个老爷子在说啥呢？太不可思议了，简直是信口开河，谁不知道人治和法治是一个国家管理手段？在咱们这儿，上面怎么说你就跟着做就是喽，从来都这样，地义天经，管你小老百姓啥屁事儿？是不是脑子出啥问题了？老爹瞪着大眼睛看了岳父一眼，让后把目光转向主任，主任面无表情，多年来的对敌斗争生涯使他养成了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的习惯，叫人很难看出他的倾向性。他摆了摆手，示意老爷子往下说。
老爹的岳父扶了扶眼镜坦然道：法治不是国家，只是治理国家的一种模式，正如人治不是国家，也是治理国家的一种模式一样。简言之，法治就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在这一点上，蒋介石不够明智，把历史规律人为套上阶级、主义等这些政治元素，企图自欺欺人，自我恐吓并恐吓别人，敷衍民意，以此阻挡共和进程，这等于自绝于世界文明。1941年10月28日贵党的《解放日报》说得很好：“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四年后，即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社论说得更明白：“如何实现民主呢？请走上民主的正轨：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唯有党治结束之后，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时不我待啊，蒋委员长虚晃共和，使中国丧失了一次国家治理近代化的绝佳时机，他不该压制言论自由，不该阻塞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更不该千方百计地绕过民主这道坎儿。要知道呀，要想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绝对困难和费力的事情。还有，简单的进行敌我之分，其实是渺小的，同根同族，说到底也就是政见不同，干嘛非要刺刀见红手足相残呢？难道就不能妥协以达到伟大的折中吗？老蒋已经犯了错，不能饶恕，希望贵党从中能汲取经验教训，因为重复同样的错误是愚蠢的。
嘭！老爹一掌击在桌子上，酒杯碗碟都蹦了起来。老爹怒吼道：够了，啥意思？问句不该问的话，你是在替谁说话呢？明摆着是在替老蒋鸣冤叫屈嘛，你是他什么人？我看立场很成问题啊。毛主席说过，这世上一切反动派，你不打它是不会自行倒掉的。咱就不信，没咱们这些泥腿子拿起锤子镰刀闹革命，他蒋介石会自个儿跑到台湾去？笑话！
老妈和老妈的妈表情惊讶，一时不知所措。
主任理智些，劝道：大峻，你不要激动嘛，这是在自己家里，可以畅所欲言说说个人看法嘛，如果办案需要，连阿猫阿狗都可以讨论哩。老人家，您继续。
老妈的爹面无惧色，用激昂的口吻说：请赵大峻同志别忘了咱们的宪法，公民言论是自由的，我老头子虽不是共产党员，也是个百姓推选的人大代表，这些看法我在人代会上曾表达过，既然贵党诚邀民主人士共商国是，一个人民代表对政治生活难道就不能说点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我刚才说的那些话并不是替蒋介石鸣冤叫屈，也犯不着，他失败的原因是后来者应该认真汲取的，这就叫以史为鉴嘛懂吗？谁也不能否认，专制模式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在极端落后的环境里，它对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过巨大的作用，也为中国造就了世界级的辉煌。然而时过境迁，专制已不再适合我们了，因为政治上不民主，社会就毫无公平公正可言，也就成了社会进步的桎梏和绊脚石，老蒋的失败就是这个真理的最好注脚。所以替谁说话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弃人治扬法治，这才是众望所归啊。
主任若有所思地点头道：有道理，有道理，蒋介石实在不能和中山先生相提并论，他既没有皇帝佬儿替子孙后代福祉负责的态度，也没有资产阶级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神。所以，从政治生活的角度看，一双眼睛看天下天下黑，万双眼睛看天下天下明，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是一件寸步难行的事情，战争时期如此，和平建设时期也如此。
老妈的爹注视着主任：不过，从目前来看，贵党比国民党做得要好一些，请牢牢记住：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永远高于意识形态，这已经被人类历史充分证明了。
老妈的妈一直没说话，她只轻声埋怨道：唉，尽扯些没用的，菜都凉了。
老妈心情复杂地望望老爹和自己的丈夫，咬着嘴唇，没说话，随母亲起身走了。
餐桌上只剩下主任和老爹，两人呆呆地望了一下，老爹咬着牙，横眉竖眼道：闻所未闻！
主任从心里由衷地说：大峻，今儿酒没白喝，总觉得咱们身上还缺点啥。你岳父真有学问，这些事儿，他老人家说的不能说一点儿道理没有啊。
中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