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初级阶段文化建设面临着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及文化安全问题。在全球化条件下，不同社会制度、政治力量多元并存是客观事实，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冲突与摩擦不可避免，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也将长期存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一直没有放松过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图谋，总是利用一切方式阻挠、遏制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是其既定目标。文化渗透具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独特功能，美国早谙此中奥秘。1938年，美国国务院美洲司的查理德·蒂就对美国献策：“政治渗透带有强制接受的烙印，经济渗透被谴责为自私和强制，只有文化合作才意味着思想交流和无拘无束。”①文化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颇筱、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美国好莱坞在传扬美国主流意识形态方面起到了美国政府所起不到的作用。美国学者弗兰克·宁柯维奇在《文化外交》一书中承认，现在“文化手段尤其成为美国穿越障碍的一种更加重要的强大渗透工具”。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的对付中国的《十条诫命》提出：“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布。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成功了一半”①。美国新闻署宣称：“美国应向中国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灌输美国的价值观念，这比向他们传授科学知识更重要。”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美国强硬要求中国开放国内文化市场，接纳美国各类音像制品，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可见美国把教育文化交流作为向中国进行文化渗透、实施和平演变的主要手段。对西方势力利用文化全球化实施“西化”“分化”图谋，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觉。中国已经加入了WTO，随着对外文化交流力度的加大，西方文化从意识形态到大众文化消费，已从整体上构成了对我国进行冲击、同化的态势。文化安全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建设中，要辩证地认识现代资本主义及其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世间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因此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而不是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标准，如邓小平指出的：“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而不是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②这一思路有利于我们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学习、借鉴和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中那些对我国文化建设有益的成果。同时，在积极参与文化全球化进程时，又要从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出发，建立必要的文化保护机制，以保障我国文化建设的民族特色和自主发展。
其二，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发展的国家，初级阶段文化建设面临着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矛盾。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对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矛盾的理解，存在着两种形而上学的思维倾向。一种是以文化的世界性取代文化的民族性，认为文化的世界性就是追求全球文化的“同质性”、“单一化”、“一体化”，即所谓全球文化的趋同。A·英克尔斯等人认为，正在现代化的社会与已经现代化的社会，不仅在追求物质繁荣所需的工具价值和机构上，而且在各种政治和文化模式上也日趋相似。①西方发达国家极力宣扬文化全球化时代“主权已经弱化气“主权概念过时”等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典型表现。这其中所隐含的政治动机与目的是不言明的。另一种观点则是以文化的民族性对抗文化的世界性，他们以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特发展、强调本民族文化的优越为由而忽略其可能存在的缺失，只强调本民族文化的“纯洁”与“连续性”，以封闭的心态来抗拒文化的世界性，表现为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或孤立主义。从文化的发展史来看，任何文化都是个性（民族性）与共性（世界性）的统一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从而使各民族在吸收世界上最先进文化成果的同时，也使本民族文化成为整个人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在这一进程中出现了文化的共性特征增强而个性特征弱化的趋势，但文化全球化没有也不能改变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统一的深层结构。初级阶段是中国参与文化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时期，如何在保持中国文化民族性的同时，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扩大对外文化交流，适应文化全球化的潮流，是亟待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
其三，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初级阶段文化建设面临着中心与边缘、弱势与强势文化状态之间的矛盾。当今世界文化全球化从本质上说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冲突与融合的矛盾发展过程。但在这一进程中，由于“软权力只有建立在硬权力的基础上才成其为权力”②，不同文化所依托的经济基础的力量强弱不同及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存在，导致了各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发展的不平衡性。硬权力即经济和军事权力居于优势地位的国家，在软权力即文化上处于强势和中心地位，而经济上落后的民族国家在文化则处于被“同化”和“美化”的边缘。这正如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所深刻指出的那样：“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各国的地位和处境是很不相同的。在发达国家享尽全球化‘红利’的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却饱受贫穷落后之苦。发展资金匮乏、债务负担沉重、贸易条件恶化、金融风险增加以及技术水平落后，使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①经济全球化如此，文化全球化也是一样，西方文化处于中心和强势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经济、文化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落后。中国文化虽然有着辉煌的历史，但自近代起就被西方文化抛在了后边，在参与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处于弱势和边缘的地位，怎样改变自己的被动处境和不利位置，跟上时代的步伐，也是一个十分严峻的时代课题。
以辩证的观点来审视文化全球化，可以说它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建设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提供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这种挑战与机遇是并存的，主要表现在下述方面：
第一，文化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对外交流空间，同时也给国家文化安全带来了一定威胁。先进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极大地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接触与碰撞、对话与交流，拓展了人们的文化视野，为不同国家民族和人民提供了更多的文化参与机会，从而为民族文化的迅速发展、走向世界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中国参与文化全球化进程，可以通过广泛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吸收一切国家的先进文化成果，促进中国文化的转型与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因此，文化全球化将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注入巨大的精神活力，提供无限广阔的交流空间和难得的宝贵资源。但另一方面，文化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文化处于主导和中心地位，文化资本、文化商品的自由流动，文化产业的扩张，文化价值的碰撞，处处显现着西方文化的霸权，对我国的文化安全构成了一定威胁。这种威胁与挑战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一是“文化殖民主义”“分化”“西化”的思想文化渗透，二是外来文化产品的竞争与冲击，三是信息网络化的负面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文化上正经历着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置身文化全球化的洪流中，维系民族文化的纽带显得比较脆弱，国家文化安全受到威胁，文化主权同样面临着被侵蚀的危险。
第二，文化全球化对初级阶段文化建设是动力与压力并存。在世界性联系不太紧密的传统社会，因横向交流不足缺乏参照系而使文化处于一种自然发展状态，几乎没有动力可言。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使用，文化的广泛交往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内容，各民族文化在相互交流、对话中融合与发展，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不同文化的交汇，既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自己文化的参照系，为我们学习、借鉴异质文化创造了条件，也为我国初级阶段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广阔的世界舞台，更将转化为促进我国文化跃迁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文化全球化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技术发展的产物。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科技发展水平的高低不同，决定了参与文化全球化程度的非均衡性。从文化全球化的态势看，发达国家在这一进程中居于中心地位，发展中国家则处于边睡位置，这种状况有可能使文化全球化变成强势者消解、同化弱势者的一个垄断化过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文化上的巨大落差，决定了我国参与文化全球化进程，不论是在文化的维系与传承、亦或是文化的积累与建设，都将面临着强势文化的巨大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