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中，除了上述一些主要的思想家之外，还有陈确（1604~1677）、傅山（1607~1684）、李（1627~1705）、唐甄（1630~1701）等。
陈确把批判锋芒指向理学家十分推崇的《大学》，说：“《大学》言‘知’不言‘行’，必为禅学无疑。虽曰‘亲民’，曰‘齐’、‘治’、‘平’，若且内外交修者，并是装排不根之言。其精思所注，只在‘致知’‘知止’等字，竟是空寂之学。”（《大学辨》卷一）并力辨《大学》“非孔、曾之言”，指斥理学的所谓“本体”是从佛教脱胎而来，他说：“人心本无所谓天理，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
（《陈乾初先生墓志铭》，《南雷文定》卷八）有力地批判了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理欲对立观。他在认识论上强调力行出真知，“所谓行到然后知到”，“能立志，能用力，而真知出矣！”（《大学辨》卷三）强调学问思辨以“笃行”为重。他认为人性是变化的，只有靠后天的努力才能成性之全，所谓“人之成以学”（《瞽言性解下》）。陈确的思想具有鲜明的反理学倾向。
傅山（青主）是这一时期一位颇具个性的思想家，侯外庐称他为“十七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一支异军”。他的思想特点仍在于经世致用，注重实功、实用，反对理学的空谈，而他的主要贡献则在于重开诸子研究之风，反对理学家的道统说。傅山指斥理学家所奉的经典是“注一代之王制，非千古之道统”，“明王道，辟异端，是道学家门面，却自己只作得义袭工夫”（《霜红龛集》卷三六），从而动摇了理学家独尊孔门的基石。他主张经、子平等，说：“经子之争亦末矣。只因儒者知六经之名，遂以为子不知经之尊，习见之鄙可见。”（《霜红龛集》卷三八）
在傅山的倡导下，形成有清一代诸子学研究的风气。故张岱年说，在明清之际的几位进步思想家中，“超脱流俗，开创诸子研究的新风，则首推傅青主”。全祖望在为傅山所作的《事略》中将其学术思想特点概括为“思以济世自见，而不屑为空言”。
李（二曲）也是理学自我批判思潮中推波助澜的一位重要人物。其“坚苦力学，无师自成”（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六），能兼采诸家，特别是会通张程朱陆，自成一家。李从“明道救世”的目的出发，继承张载“学贵有用”的学风，为匡正“道学之无用”，提出“悔过自新”说，强调筑起身心堤防，时时“检身心过失”，“苟有一念未纯于理，即是过，即当悔而去之”（《悔过自新说》，《二曲集》卷一）。他又提出“明体适用”的主张，说：“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务，康济群生，夫是之谓明体适用。”认为儒者之学的核心就是“明体适用”，“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銩稨答问》，《二曲集》卷一四）。李强调“明体”与“适用”二者统一而不可分：“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答顾宁人先生》，《二曲集》卷一六）如果“明体而不适于用，便是腐儒；适用而不本于明体，便是霸儒；既不明体，又不适用，徒汩没于辞章记诵之末，便是俗儒。”（《四书反身录·大学》，《二曲集》卷二九）他力倡经世致用，反对口头圣贤、纸上道学，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李尤其重视“行”在认识中的作用，说：“真知乃有实行，实行乃为真知；有真本体乃有真工夫，有真工夫乃存真本体，体用一源。”（《二曲学案》，《清儒学案》卷二九）强调躬行实践，立足于当务之急。但从哲学上说，“明体适用”是其核心思想。“明体”即“明道存心”，此正与陆象山之“先立乎其大”、阳明的“致良知”、甘泉之“随处体认”等心学适成一脉，不过在学风上又受张载关学的极大影响。可以说其思想特征是“心学义趣，关学学风”。
唐甄也像黄宗羲一样，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君主专制制度，他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唐甄认为既非“卒伍杀人”，也非“官吏杀人”，而是“天子实杀之”（《潜书·室语》），并提出“抑尊”的主张：“天子之尊，非天地大神也，皆人也。”（《潜书·抑尊》）从而揭露了在君主制的社会里，对君主的偶像崇拜完全是由人为造成的，决非什么“君权神授”。唐甄也反对宋儒空谈心性、不讲事功的虚浮之风，认为“儒之为贵者，能定乱、除暴、安百姓也”（《潜书·辨儒》），并举例说：“车取其载物，舟取其涉川，贤取其救民，不可载者不如无车，不可涉者不如无舟，不能救民者不如无贤。”（《潜夫·鲜君》）
在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中，除了以上主张经世致用、倡导民主精神、反对君主专制等这些具有启蒙思想性质的学者之外，还有提倡科学、追求科学精神的一些学人，如方以智（1611~1671）、徐光启（1562~1633）、李之藻（1569~1630）。
等，关于他们的哲学思想，此不赘述。
总之，上述学者其思想都有反对理学空谈心性，主张经世致用、实事求是、实事实功的实学倾向；大都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君主专制，具有初步的民主启蒙思想；同时也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个体意识的觉醒。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特别是当时还没有先进的生产力，与此相联系，社会变革的历史条件尚不成熟，因而这些思想家虽然都作了艰苦的理论探索，但其思想又总是跳不出传统经学的樊篱，找不到从根本上批判理学和传统儒学的思想武器，所以显得理论陈旧、贫乏、无力。最具民主色彩的黄宗羲，其政治思想也没有进一步发展为如同西方孟德斯鸠式的政治哲学；颜元的经验主义也没能被进一步发展为培根式的经验主义哲学；即使建立了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的王夫之，也没有找到超越传统儒学的思想武器。他们所可能做的，只是对传统社会制度、传统儒学的自我批判和修补，只在于冲破宋明以来君临中国学术界达六七百年之久的理学的严重束缚。
他们虽破旧有力，但立新不足，批判了一个旧世界，却没有能发现新世界。不过，无论如何，在这一思潮的冲击下，流行数百年的理学也事实上逐渐沉沦下去。
在否定了理学之后，清代的思想家们又把目光转向了遥远的古代，试图在传统经学中找到治世的理论和方法，于是汉学随之兴起。许多学人埋头于考据之学，专注于古书的校勘、辨伪，使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开创的经世致用的实学学风发生了转向，走向脱离实际的经学方向。“汉学”到乾隆、嘉庆时期达到极盛，史称“乾嘉学派”。“汉学”确立后，学术史上又活跃着另一些人，如阎若璩、胡渭、毛奇龄、万斯大、惠栋、章学诚、汪中、焦循、阮元等以辨伪、辑佚、校勘等为主的学人，从而标志着宋明理学的终结。此后，在清末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中国思想界又出现了一些新的人物，如龚自珍（1792~1811）、魏源（1794~1857）等，他们重新弘扬清初实学“经世致用”的传统，主张以实学代替理学和“汉学”。在思想上，他们不仅敲响了旧制度末日来临的警钟，并且开始把目光转向社会改革和对社会未来发展出路的探寻上，这正是中国近代哲学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