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朴园原是封建家族的公子哥儿。由于近代社会的急剧发展，他较早地接触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文明，他曾到德国留学，甚至呼吸过当时流行的社会思潮。他嘲讽他的儿子周冲说：“你知道社会是什么？你读过几本关于社会经济的书？我记得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对于这方面，我自命比你这种半瓶醋的社会思想要彻底的多！”可见，他曾经是个追逐过时髦的社会思潮的人物。无论就其留学的经历和后来的经济地位，他都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式的人物。但是，他却转化为一个封建性很强的资产阶级人物。他要确立的“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也是一个具有强烈封建性的黑暗王国。在他身上，人们几乎嗅不到更多的资产阶级的“文明”气息，甚至连他的生活习惯都保留着一种遗老的臭味。喝的是普洱茶，吃斋而且念经。如果不是梳着分头，戴着椭圆形的金边眼镜，穿着皮鞋，人们很可能把他看成是《家》里的高老太爷，《祝福》、《离婚》中的鲁四老爷和七大人式的人物。曹禺令人信服地勾勒出周朴园性格的深刻根源，这个“起家立业”的人物，他的发家史就带着野蛮的封建盘剥的血腥味。他包修江桥，故意叫江堤出险，一次就淹死了二千二百个小工。他从每个小工的性命中捞到三百块钱。如鲁大海揭露的，周朴园“发的是断子绝孙的财”。他对付矿上的罢工工人，也采取野蛮的手段，勾结官警开枪镇压，是毫无任何“文明”可言的。在家庭生活中，他就是一个专制暴君，“他的意见就是法律”，任何人都是不得违抗的。强迫蘩漪喝药的场面，表现了他极端冷酷而专横的面孔。在对待侍萍的态度上，深刻地暴露出这个所谓“仁厚”、“正直”、“道德”的“社会上的好人物”的卑污灵魂。他可以把侍萍的照片放在桌案上，甚至保留着她过去的生活习惯，似乎他在“忏悔”，并怀着“内疚”，记念着“死者”。而侍萍真的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则换了一副面孔，惊慌异常：“你来干什么？”“好！痛痛快快地！你现在要多少钱吧？”活生生地刻画出他的伪善的面目。在周朴园的伦理道德的精神面貌中，封建性的东西融化了资产阶级的道德文明。因此，他的思想、作风、气质是一种杂交的产物，但以浓厚的封建色彩为其特征。于是在他的精神威严下，这个家庭禁锢得如同罐头一样，是呼吸不到一点自由的空气的。周家，它是一个“可以闷死人”的地方。
在周朴园的性格塑造中，显示出作家现实主义的洞察力：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却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道德、传统秩序，布满着令人窒息的毒气；一个可能转化为典型的资产阶级式的人物，却扮演了专制暴君的角色。这就深刻地揭示出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有着一种可怕的传统力量，也反映着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长成的资产阶级，同封建阶级有着深刻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血肉联系。当一些研究者认为《雷雨》通过周朴园“暴露了资产阶级的罪恶”，或者说“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虚伪、残暴和精神上的脆弱”时，就忽视了剧本所强调的重点。曹禺的杰出之处，不在于他揭露了一个具有封建性的资产阶级，而在于他揭露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封建性，这正是《雷雨》现实主义的深刻地方。
蘩漪是曹禺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也是作家赋予同情的人物。这个形象的成功不是因为她具有多么崇高的思想，而是以她乖戾、阴鸷、极端的性格折射出封建势力的强大压力，反映出那个可怕的环境是怎样把一个怀着自由要求的女性逼到一条绝路上去的。
蘩漪，据作者说，“这是‘五四’以后‘解放’的资产阶级女性”曹禺：《关于〈雷雨〉在苏联上演的通信》，《戏剧报》1958年第9期。。她是十八年前周朴园用了骗取侍萍的“同样手段”，把她骗到周家来的。十八年来，在周朴园的牢笼里，这个原是活泼的金丝鸟，被活活地困住了。残酷的精神折磨，把她“渐渐地磨成了石头样的死人”。十八年来，她看透了周朴园伪君子的道德面孔，她也深知“周家的空气满是罪恶”。她只好“安安静静地等死”。在作家看来，蘩漪是“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冲破一切的桎梏”，“有着美丽的心灵”的女性。其实，她的要求是不高的，她渴望的自由，不过是一个女性对爱情、婚姻和家庭的自由要求。她曾对周萍说：“你不能看见了新的世界，就一个人跑。”她所谓的“新的世界”，指的是周萍企图逃出这个罪恶的家庭。由此看来，她的理想也是可怜的。但是，蘩漪却连周萍那样逃脱的可能似乎也没有的。有人曾说过，为什么这个女人“不在家庭外寻求安慰”，却让这个“女人活着像死去一样”？蘩漪痛苦地说过“我逃不开”！在周朴园的统治秩序下，它禁绝着一切正常的见解和正常的行为，它扼杀着一切生的气息和活的生机，阻碍一切合理的正当的要求。
正是周家这个环境的禁锢性，使得她不能逃去，也逼得她变成乖戾、阴鸷和极端的。因此，当周萍出现在她的面前时，她就拼命抓住不放了。是周萍又把她“救活了”，使她看到了生机，点燃了窒息的热情。于是，她拼尽了一切力量要逃出这“残酷的井”，甚至把她的性命、名誉统统交给周萍也在所不顾了。为什么她要抓住周萍“这样一棵弱不禁风的草”？作者回答得好，这只能问“为什么她会落在周朴园这样的家庭中”。只有在这样畸形的家庭环境，才能产生这样畸形的乱伦关系，而归根结底它又是那畸形社会的产物。
僵死的封建的统治秩序，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里依然顽固地守着阵地，致使繁漪都被逼得发疯了，逼得她发出最愤懑的抗议，起来捣乱着这个家庭的“圆满”“秩序”，而没有丝毫调和的余地。在这点上，正看到作家观察的深刻性。作家曾说，蘩漪的“心偏天样地高”，“而上帝偏偏罚她们枯干地生长在砂上”，应当说，不是上帝罚她们枯干在砂上，而是客观上，在中国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不能也不可能为爱情婚姻的自由提供一个赖以充分发展的土壤。不是周萍把“一个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了”，而是在那个家庭里折射出的社会环境逼迫的结果。当有人把蘩漪悲剧的原因说成“是资产阶级生活在灭绝一切与它相抵的美好的东西”时，他们正是忽视了禁绝一切自由呼吸的封建势力的窒息杀人的力量。也许人们认为，把蘩漪的悲剧说成是对资产阶级生活的控诉，就提高了它的意义。在我们看来，在蘩漪和周朴园的冲突中，作家真实地反映了周家的家庭关系，极为深刻地揭示出反封建的现实的和深远的意义，直到今天读来都有着启示。
蘩漪悲剧性格的深刻性，还在于透过她的悲剧命运昭示着，在中国追求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当蘩漪的热情爆发时，的确有着她的尖锐性。她“满蓄着受着抑压的‘力’”，“她是一柄犀利的刀”，有着“铁的手腕”，甚至令人感到“阴鸷可怕”。这一切看来都似乎具有“雷雨的”性格；但是，她又是多么孱弱啊！在个性解放的发条上产生的反抗力量毕竟是软弱的，不能持久的。而从追求个性自由产生的爱情也并不都是美丽的，也不可能把她引导到一条幸福的道路上去。因此，当她撕碎着周朴园这个腐朽罪恶的家庭的伪善面纱时，往往也在撕碎着她自己的面目；当她破坏着自己的罪恶家庭时，也在破坏着别人的幸福；当她要求着自己的自由时，也在损害着别人的自由。尽管作家喜爱这个人物，给予她更多的赞美；但是作家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没有违反生活的真实，也没有违反她性格发展的逻辑，在她的悲剧命运的发展中，真实刻画出繁漪所追求的个性自由的性质，在客观上也展现出了单纯追求个性解放的悲剧。这个悲剧性格形成的复杂原因是被作家真实地刻画出来了。
蘩漪的形象出现在这个家庭，它表明“五四”以来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潮也渗透到黑暗王国里来了，它在冲击着据守在资产阶级家庭里的封建堡垒。“她的生命烧到电火一样地白热，也有它一样地短捉”，她的生命的火花，照出那罪恶的家庭和社会的黑暗。她的抑压的力，捣毁着传统的秩序，促进着这罪恶家庭的崩败，这就是蘩漪性格的典型意义的另一侧面。
周萍是这个畸形家庭的产儿，他是更加不肖的一代。在腐朽罪恶的土壤里是很难生长出健壮的树木的。他的性格苍白、空虚而懦弱。尽管他有时意气冲动，甚至崇拜着他的父亲，但他绝没有“起家立业”的强大心胸，也没有继承这“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传统的健全胃口。他有爱的冲动，但他没有蘩漪那样“火炽的热情”，也没有四凤那样“纯洁的心灵”。他同继母的乱伦关系，既是罪恶的产物，又是罪恶的本身，显示着这个家庭日趋崩溃腐烂的征兆。他追求四凤，与其说是对爱情的渴望，毋宁说是从绝望中挣扎出来填补空虚寻找刺激的行动。他没有生的目标，也没有活的希望。他说，“他活厌了”。这一切，也都因为他也感受着这个家庭的罪恶和窒息的空气，他对蘩漪说：“在这样的家庭，每天想着过去的罪恶，这样活活地闷死么？”确实，他的心灵也怀着痛苦和悔恨，周萍没有果断逃出罪恶家庭的勇气，他有的是身陷于泥沼而不能自拔的痛苦。他的痛苦是诞生他的阶级的毫无前途日益崩败的反映。他最后开枪打死了自己，也并不突然。即使他和四凤没有同母异父的血缘关系，他们的结合也注定是悲剧的，他的前途也是颓丧的。作家同样对他寄托了过多的同情，似乎多少美化了他的不值得美化的痛苦，也多少原宥了他的罪恶。他是属于那个崩溃的阶级中看不到前途和希望的颓唐的一代。他的死虽然是剥削阶级罪恶制度的牺牲品，也有着一定的悲剧意义，而他的自杀在更多意义上是为那个崩溃腐朽的阶级敲响了丧钟。
如果说《雷雨》仅仅写了蘩漪和周朴园的矛盾冲突，那么，它不过做了一般批判现实主义可以做到的事情。而《雷雨》的现实主义，对旧社会批判和控诉的力量则主要是从被压迫人民中间吸取来的。在这方面，曹禺继承着“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特别是继承了鲁迅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从被压迫群众的立场上提出被压迫人们的悲剧命运的课题，因此，才具有格外激动人心的力量。在《雷雨》中，鲁侍萍、四凤等人的戏不像蘩漪的戏那么集中突出，但是却汹涌着深厚的人民的力量，激荡着人民的愤怒和仇恨的浪潮。这些，正是《雷雨》吸引着广大群众的主要原因。博马舍说：悲剧中“苦难中的人越和我的身份地位相近似，我对他的同情心就越大”转引自《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页45。。显然，那些历经着苦难的鲁侍萍、四凤等人的命运，牵动着千百万观众的心弦。
侍萍的形象是一个有着纯朴而善良灵魂的劳苦妇女的形象。当她还是一个纯洁无邪的少女时，就被周朴园俘获了，直到最后逼得她走投无路去投河自杀。尔后，便开始了漫长的苦难命运。“她一个单身人，无亲无故，带着一个孩子在外乡什么事都做。讨饭，缝衣服，当老妈，在学校里伺候人”，“为着她自己的孩子，她嫁过两次”。三十多年来，她饱尝了人间的辛酸和痛苦，但是，她却顽强地活着受苦，而把一切屈辱和眼泪都深深地埋在心底。她可以忍受着一切，即使同鲁贵这样一个不识羞耻、趋炎附势的奴才生活在一起，她也能忍耐着。从外表看来，她似乎是逆来顺受安于命运摆弄的了，但是，作家的现实主义的深刻笔触，却在她身上揭示出一个被侮辱的普通妇女的无比坚韧的生活耐力和顽强的生活意志。
侍萍的悲惨遭遇，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祥林嫂的悲剧命运。鲁迅对祥林嫂的悲剧命运的描绘是极为深刻的，他着意揭示一个平凡而善良的农村妇女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绳索下，精神上所受的痛苦折磨。在祥林嫂一生的挣扎中，连起码的生活希望都不可得到。鲁迅于这个善良灵魂的毁灭中，发出了对整个封建制度的强烈抗议。而曹禺笔下的侍萍形象，则渗透着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着意写侍萍命运的残酷性，从中揭示她内心蕴蓄着的屈辱和血泪，以及她内心深处埋藏着的仇恨和反抗力量。
侍萍所郁积的痛苦和仇恨太深了，当她和周朴园再度重逢时，三十年前的旧景再现眼前，三十年来的苦难一起涌上心头，而周朴园以为是谁指使她找上门来的。只是在这特定的情景下，她才变得激动起来，倾露出她心中的愤怨和痛苦：
周朴园你可以冷静点。现在你我都是有子女的人，如果你觉得心里有委屈，这么大年纪，我们先可以不必哭哭啼啼的。
鲁侍萍哭？哼，我的眼泪早哭干了，我没有委屈，我有的是恨，是悔，是三十年一天一天我自己受的苦。……
侍萍这些从心底深处发出来的控诉声音，字字句句都凝聚着深沉的力量，表现了她内心积累的愤怨和仇恨像一座待发的火山，一旦遇到时机，便会冲破表层爆发出反抗的怒火。作家从这个妇女身上发现了被压迫妇女潜在的反抗性。她对周朴园虚伪而丑恶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当周朴园企图用钱来安抚她，并且借此弥补他的罪过时，她把五千元的支票撕碎了，说：“我这些年的苦不是你拿钱算得清的。”侍萍的行动在撕碎着周朴园的虚伪面纱，揭露了他们的精神道德的堕落和腐朽。侍萍深深懂得，她的苦不是钱能算得清的，但是，究竟怎样才算得清呢？她还不懂得。这就表明，仇恨已经在日常生活中积郁着，雷雨在普通人民心中酝酿着，作家在这里感受到在普通妇女中所蕴藏着的力量。
侍萍对生活是有着期望的。虽然她觉得自己的命运已是注定了，再也没有任何企求，但是，她把自己毕生痛苦换来的人生经验，凝结成她唯一的希望，就是盼着女儿不要再遭受自己同样的命运，而这点可怜的希望就成为她唯一的精神支柱。可是，生活就是这样残酷，连这一点起码的希望都落空了。当她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的时候，她确实再经不住这沉重的打击了。她在呼着天，向着天发出了宿命的悲叹：“天知道谁犯了罪，谁造的这种孽！”“天哪，如果要罚，也罚在我一个人身上。”“天，真有了什么，也就让我一个人担待吧。”的确，这位老人还有着因袭的宿命重担，这是不奇怪的。但是，谁都知道发生在眼前的惨痛的事实，她是承担不了的。因此，这个无辜的妇女发出悲愤的宿命叹息，便化为对罪恶的社会制度的控诉。她越是呼喊着天，悔恨着自己，便越是产生着对那个吃人社会的抗议的力量。在这个交织着血泪的悲剧形象中，作家的现实主义的描绘，诱导人们去思索着，究竟是什么原因给她带来如此深重的苦难和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