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透过紧裹着的层层污垢，看到一颗善良的心灵。长期的妓女生活，使翠喜在外观上失去了人的尊严，打情骂俏，和“有钱的大老爷”厮混。她甚至还追忆着“红唱手”的时刻，手上有过“白花花千儿八百块钱”。但是，在她失去人的尊严的外观下，却有着对非人生活的强烈抗议；尽管她自己历经屈辱，仍然担负起沉重的家庭重担，而对小东西，却深挚地表现着她一颗母亲般的圣洁的灵魂。还是听听她心灵中沉重的叹息和抗议吧：“有钱的大爷们玩够了，取了乐了，走了，可是谁心里的委屈谁知道，半夜里想想：哪个不是父母养活的？哪个小的时候不是亲的热的，妈妈的小宝贝？哪个大了不是也得生儿育女，在家里当老的？哼，都是人，谁生下就这么贱骨肉，愿意吃这碗老虎嘴里的饭？”这是对卖淫制度的血泪控诉，也是对罪恶的社会制度的愤怒抗议。在这里，作家便提出了一个“都是人”为什么会堕入非人生活的重大课题。作家对人的价值、人的精神遭到摧残和蹂躏，表现了他高尚的人道主义的道德感情。他从这些被歧视被践踏的人身上，发现了她们金子般的心灵和潜在的愤怒和抗议，就恢复和发现了她们作为人的真正价值。作家把自己的道德感情渗透在对这些“可怜的动物”的描写中，就具有格外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他在为恢复和发现人的价值而进行斗争，并且通过他的艺术描绘揭示出人们应该有怎样的生活。
有人说，作家把陈白露写得“理想化”了，这种说法，恰恰没有把握住《日出》现实主义的特色。其实任何伟大的作家描写现实时，都绝不会追逐污秽肮脏的东西。即使揭露黑暗也不醉心黑暗，总是从黑暗现实中有着伟大的发现，从丑恶中看到美的事物。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写卡秋莎被逼得进入妓院的一段生活，他也只是做了概括的交代。作家着重描写的是玛丝洛娃的“复活”。曹禺以“无限的惊异”，发现了“可怜的动物”身上人的精神价值，在“社会的渣滓”中挖出了闪光的东西，他并没有把生活“理想化”，而是揭示出污秽掩盖下的诗意的真实。
契诃夫曾说：“最优秀的作家都是现实主义的，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不过由于每一行都像浸透汁水似的浸透了目标感，您除了看见目前生活的本来面目以外就还感觉到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一点就迷住您了。”参看《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2期，页176。在《日出》中渗透着作家的目标感。他对阳光的渴望和追求，他为现实中光明力量激发起来的纯真愿望，都渗透在他的艺术描写之中。就它的理想的温热、浪漫的诗情和反映的诗意的真实来说，都不是一般现实主义所能概括，而有了它新的特色。
四陈白露的形象
尽管作家说，“在《日出》里每个角色都应占有相当的轻重”，但是，陈白露的形象仍然是全剧的中心。正如每个作家都透过自己的主要人物来表达自己的审美理想，曹禺也不例外。
从《雷雨》到《日出》，已显示出曹禺是一个特别关心妇女生活命运和地位的作家。尤其是那些曾经受过“五四”个性解放洗礼的知识女性，在他的作品中占据着突出的位置。这种情形不是偶然的。这不但因为他“亲眼看见多少蘩漪”和陈白露式的妇女，也是因为这些“解放”出来的知识女性的命运，在当时社会中也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鲁迅就曾经深刻提出“娜拉走后怎样”的课题，并在小说《伤逝》中通过子君的形象探索了这些妇女的悲剧命运和道路。从蘩漪到陈白露的形象，似乎是作家一个深入探索知识女性命运的过程。如果说，蘩漪是在一个封建买办的家庭中，被逼成乖戾逼成疯狂，使一个渴望自由的妇女陷入悲剧；那么，陈白露则是走进社会，在那个金钱统治的社会逼迫和毒害下堕入悲剧的。作家好像是把蘩漪又放到社会中加以考察了。当作家把陈白露放到社会中探索她的悲剧命运时，就较之蘩漪提出的问题更加尖锐，更加深刻也更加广大了。
只要是一个具有高度艺术概括的典型性格，它总是复杂的丰富的，自然也总会引起人们探讨的兴趣和热烈的争论。自《日出》问世，直到现在，关于陈白露形象的争鸣未曾停顿过。这是正常的现象。人们对于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必然有一个认识过程，而不同的艺术观点也会在典型性格领域里引起争鸣。
陈白露的性格交织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各种因素，各个侧面，有机地连在一起，使她的性格呈现着丰富的内容。这是多么矛盾的性格啊！作为一个交际花，我们看到腐朽的生活给她的性格打上的烙印。她抽烟、打牌、喝酒、嘲弄着男人，以至有人说她是“玩世不恭，自甘堕落的女人”。但是，她的确厌倦了那“发疯了的生活”，嘴角上总挂着嘲讽。她聪明，但又糊涂；她骄傲自负，但又软弱。有时看来，她对生活的态度就是那么一回事；但有时做起事来又格外认真。她虽然陷入了“习惯的桎梏”，但仍然眷恋着青春，心中仍有不熄的诗情……她陷入重重的矛盾之中。这种复杂的性格真是搅得人眼花缭乱，有人就干脆骂她是“灵魂完全堕落的交际花”，也有人说她是“折断了翅膀的鹰”。众说纷纭，都有各自的根据。但我们认为，复杂的性格的形成是因为有它复杂的现实因素，同时也有它形成的过程。让我们试着解开这个矛盾的性格的秘密，同时，也要探讨这个复杂的性格所概括的深刻的社会内容。
歌德当初曾扮演过哈姆雷特。他说，“我设法通过喜怒无常和离奇错综所形成的迷宫去体会哈姆雷特，我以为是真正领悟了这个角色的精神”。但是，他越是这样便越是难以理解这个复杂的性格，以至几乎绝望了。他最后找到了一个方法，“我寻索哈姆雷特在他父亲死去以前早年的性格里留下来的遗迹”，也就是说，他“曾经是什么样子”。参看《古典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3期，页129。这个方法给我们以启示，我们不妨寻索陈白露交际花生涯之前的性格遗迹，看看她曾经是个什么样子。
陈白露，过去叫做竹均。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她从小和方达生有过青梅竹马的情谊，并且有着一个女孩子的纯洁的心灵。她爱霜的洁癖，很能说明她那时纯真而清高的性格。她聪明、爱美、骄傲、任性。她曾经是爱华女校的高材生，当时便显示了她的才能。她当过社交的明星，还做过几个慈善机关游艺会的主办委员。她的美丽、聪明和才能都给了她以自信。突然，她的父亲死去了。家庭的经济来源断绝了，这个突然的挫折，无疑在她的人生道路上划出了一个阶段。如她说的，“我一个人闯出来，自从离开了家乡，不用亲戚朋友一点帮忙，走了就走，走不了就死去”。她当了电影明星，还当了红舞女。这样单枪匹马地一个人闯出来了，获得了成功，无疑使她自负，也使她相信个人奋斗的力量。恰好在这里，使她产生误解。当她相信着个人奋斗的力量，而实际上却是别人利用了她的美貌和聪明。因此，在她的骄傲中，有着对自己年青美丽的自我陶醉，也有对自己聪明才干的自我欣赏。她有一句格言：“我喜欢太阳，我喜欢春天，我喜欢年青，我喜欢我自己。”这些，是这位自由的女性心灵的自然流露，也是这位小姐自我陶醉的诗。她太崇爱她自己了，这里正潜伏着悲剧的危机。
尽管她在影坛上在舞场上曾经风流一时，但她还没有失去一个少女对爱情的天真幻想。她在追求一个幸福的家庭和一位意中的情人。她同诗人的结合和分手，是她人生道路上又一次重大事件。她和诗人结婚后度过一段“新鲜”的生活，她的确爱过诗人。这位诗人“永远是那么乐观”，“相信一切是有希望的”。诗人对希望的追求，对她曾有过感染和影响。多少年后，她仍把诗人的“日出”诗记在心间。但是，他们终于分道扬镳了，诗人“一个人追他的希望去了”。他们分手的原因之一是孩子死了，维系他们之间关系的绳子断了。但根本原因，乃在于陈白露同诗人的思想、性格乃至爱情观有着分歧。在陈白露看来，“他是个最忠心的朋友，可是个最不体贴的情人”。而她对婚后生活觉得“渐渐不新鲜了”，“结婚后最可怕的事情不是穷，不是嫉妒，不是打架，而是平淡，无聊，厌烦”。为什么陈白露会产生这样一种精神状态？这是因为她追求的是一种“盲目的爱”。如鲁迅在《伤逝》中说的：“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了。”但是，陈白露和子君又有所不同，她没有经济的困窘，而更多的是她爱情的幻想破灭造成了他们的分离。陈白露的悲剧具有精神悲剧的特点，在这次离婚中已经露出了端倪。这种“解放”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爱情追求，带有幻想性，她们并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爱情。既追求那种海市蜃楼般的爱情，又不懂得爱情的真谛。所以，婚后的“平淡，无聊，厌烦”，只能是个性解放思想给她带来的精神悲剧。《子夜》里的林佩瑶，也是在“五四”社会思潮启蒙下成长起来的女性。她从小说里受了影响。她追求的是“俊伟英武的骑士和王子的影像”。当她和吴荪甫结婚后，生活是舒适的；但她同样觉得“缺了些什么似的”，陷于苦闷、寥寂、忧郁之中。即使她同那位雷参谋结合，也不会有任何真正的爱情。陈白露像林佩瑶一样，她的爱情幻想是永远不得实现的，也不会找到她心目中的“情人”。同诗人的决裂，使她对人生增加了空虚感，减却了热情。
但是，在那个金钱统治的社会，生活的道路是严峻的。她既然没有同诗人去走追求希望的道路，她自然以为凭她的聪明美丽还能“闯”出来。但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之类……”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页269。的确，张着血盆大口等待她的正是一条堕落的道路。当我们看到她时，她已是“顶红顶红”的交际花了。就其出身、教育、性格和追求来说，她是不愿意走这条道路的，但是，实际上她又不得不走上这条道路。这正是造成她性格复杂性的现实根据。一旦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她就越陷越深，成为她“习惯的桎梏”，同时，也就使她越来越深地陷入内心的痛苦之中。
在方达生没有来到之前，她用玩世不恭的态度来掩盖她内心的痛苦，“活着就是那么一回事”。在热闹中解脱寂寞，在享乐中消磨时光。方达生到来，对陈白露说来，是她陷入堕落生涯之后的一件大事，激起她内心的激荡，使她的精神矛盾突出起来，加剧了它灵魂深处的斗争。作者说：“但她毕竟是个认真的人，因此方达生的来，可能使她燃起了一线希望，但她终于又徬徨起来。”张葆莘：《曹禺同志谈剧作》，《文艺报》1957年第2期。对这个竹均时代的情人流露出不可掩饰的娇态和柔情。她对霜，对春天的赞美，显现着竹均时代的稚气和本真，这是在特定条件下激起的一时的诗意兴奋。现实的冷酷环境像魔爪捉住她整个的灵魂，美妙的心境刚刚出现，就好像“一阵风吹过去”了，又变得“苍老”起来。“达生，我从前有过这么一个时期，是一个孩子么？”连她自己都难以相信她曾经有过的一段纯洁的生活了。当方达生喊着竹均的名字时，她觉得“仿佛有多少年没有人这么叫我了”。竹均的时代，早已成为逝去的梦境。此刻，她心里“甜的很，也苦的很”。“甜”，这是因为竹均的名字毕竟联结着她一段美好的青春；而这一切都逝去了，怎能不使她更痛苦地感到现实的屈辱和黑暗的处境，又怎么不“苦的很”！陈白露的心底深处是一个极度痛苦的世界。
方达生以为轻易地会把她拉回来，他哪里知道，他心目中的竹均已经在堕落的道路上走了很远很远。她早已失去对“真正自由生活”的幻想：“哪儿有自由？”她深知自己已被那腐朽的生活紧紧地拴住。她很厌恶张乔治这些人物，但又不得不和他们厮混，因为他们“口袋里有几个钱”，实际上她已经摆脱不开对钱袋的依赖。这的确叫方达生失望了。当他执拗地要求陈白露嫁给他时，她回答说：“我问你养得活我吗？”“我要人养活我，……我要舒服，……我出门要坐汽车，应酬要穿些好衣服，我要玩，我要跳舞，你难道听不明白？”腐朽的生活方式一旦毒害了她，就像怨鬼纠缠着她的心灵。方达生指责她放荡堕落，她对这种指责激烈地抗辩着。她为自己辩护似乎“很自负”，很倔强。但是，在她的辩护词中却又饱含着辛酸和痛苦。下面就是她对于金钱、名誉的答辩：
我没故意害过人，我没有把人家吃的饭硬抢到自己的碗里，我同他们一样爱钱，想法子弄钱，但我弄来的钱是我牺牲我最宝贵的东西换来的。我没有费着脑子骗过人，我没有用着方法抢过人，我的生活是别人甘心愿意来维持，因为我牺牲过自己。我对男人尽过女子最可怜的义务，我享着女人应该享的权利！
这个答辩，就其实质来说，是一个被污辱被损害的妇女对卖淫制度的控诉。但是，这是一个蒙受着屈辱的答辩，因此，纠集着她复杂而矛盾的心理。她明明是出卖着自己，但又说是“别人甘心愿意来维持”；明明是遭受着男人的蹂躏，却又说“尽过女子最可怜的义务”。用貌似倔强的言词掩盖着痛苦，看来自负其实软弱。陈白露的性格的确是一个矛盾着的性格。她既要舒服的生活，同时又抗议这种生活，这一切都不能令人理解。但正是在这种性格复杂性中刻画出一个具有深刻社会内容的典型性格。
我们认为，要深入解剖陈白露性格的复杂性，不能只是从陈白露的内心世界去寻找，应当从她的悲惨的遭遇以及交际花的罪恶生活环境中去探寻这种性格的形成原因。高级的卖淫生活，对她说来既是套在头上的枷锁，又是腐蚀她灵魂的鸦片。她既身受这种卖淫生活的侮辱迫害，使她饱尝被出卖的痛苦，同时，她又受到卖淫生活的毒害，使她陷入腐朽生活的桎梏。被侮辱和被腐蚀的灵魂都是来自一个罪恶的根源，即那个罪恶的卖淫制度。恩格斯曾说，卖淫制度“使妇女中间不幸成为受害者的人堕落”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页71。。在这里，恩格斯深刻指出，卖淫制度使不幸的妇女处于既是受害者又是被腐蚀的堕落者的双重的矛盾地位。正是这种双重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陈白露复杂而深刻的精神矛盾。但是，陈白露精神悲剧的复杂性和深刻性还不仅仅是这样。问题还在于她是一个在个性解放道路上经历过一段历程的女性。尽管身陷罗网，她仍然打心里热爱生活，渴望自由，这样就更加深了她的精神悲剧。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屈辱地位，从而加深了痛苦；她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堕落，这就更加剧了她的内心的悲哀。于是，我们看到她是深深地厌恶着这个腐恶的环境，但又不能从中自拔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