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出》的社会里，所有的道德伦理关系都为金钱玷污了。什么是爱情？按照顾八奶奶的说法：“爱情是你甘心情愿地拿出钱来叫他花，他怎么胡花你也不必心痛——那就是爱情！”真是金钱亵渎了纯洁的爱情。什么夫妻关系，有钱就可以结婚，有钱也可以离婚。张乔治同有了三个孩子的妻子离婚，陈白露问他为什么不要自己的妻子。他说：“我给她钱，我有钱，我给她钱啦。你这个人，我没想到你这样不通人情。”有钱就有了人情。一切的道德伦理关系都为金钱扭曲了，毒化了。
在《日出》的现实主义描绘中，深刻地表现出，金钱是一种颠倒黑白的力量，它把一切美丑、善恶、真假都颠倒了。本来顾八奶奶是个“满脸擦着胭脂粉的老东西”，福升却说：“人家有钱，您看，哪个不说她年青，好看？”甚至“中国的第一美男子”胡四也向她求婚达十二次之多了。于是像潘月亭那样的“老混蛋”也变得年青起来，扮演着多情少年的角色。明明是人却有禽兽的习性，而禽兽的东西却变成了人的性格。这不正像马克思经常援引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中所指的情形吗！“黄金这东西，只要一点儿，就可以把一切黑的变成白的，一切丑的变成美的，一切罪过变成正义，一切卑贱变成高贵”，“把求婚者送给满脸皱纹的老寡妇”了。金钱这种颠倒黑白的力量，它腐蚀着人们的灵魂，也扭曲了人们的性格。且不说陈白露在金钱的腐蚀下陷入深刻的心理矛盾之中，翠喜也同样被腐蚀被毒害得失去了人的自尊，变得麻木起来。最能显示这种可怕的腐蚀力量的是福升的性格。他的阶级地位是受人驱使的茶房，但是，却看不到他身上有着被奴役者的品德。他的处世哲学是以金钱为标准的，谁有钱就给谁送上笑脸，谁有钱就给谁献上殷勤。他自己本来没钱，却看不起淌着汗的小工，对黄省三极尽挖苦，嘲讽。金钱颠倒黑白的力量也使他眼中的世界颠倒了：小东西打了金八，这本是勇敢的反抗行动，在他看来却是“没福气”。他想，如果小东西是他的女儿，把“活财神爷都打走了，我就Kay了她，宰了她，活吃了她”。他多么渴望自己有个女儿能被财神爷瞧中。这种奴才的心理和性格，也都“现代化”了，充满了金钱的铜臭。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炼金术是可以把“圣骨”都能熔化的。无论什么人，沾染着金钱的铜臭，就会变化，直到全部消失了人性。
而在这个金钱社会里，又是怎样制造出人间种种的惨剧。作家十分深刻地揭示出，金钱统治的社会就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小东西从黑三那里跑出来了，她明知回去还要遭受毒打，但是，为了喝上一碗稀饭，还想回去。为什么？“饿——我实在饿得很。”连陈白露都惊讶了：“饿逼得人会到这步田地吗？”岂止如此，金钱统治的社会还逼得黄省三全家服毒自杀。黄省三被救过来了，却依然没有活路，他想自杀，但找不到半文钱去买毒品。这个罪恶的社会，竟然把人逼到没有钱求死也不成的悲惨境地。可是，张乔治从美国带回的猎狗，每天四磅牛肉搁在它面前，只是闻闻，连看也不看夹着尾巴就走了。张乔治居然说：“连禽兽在中国都这样感受着痛苦！”一个贫苦人的生命还不如一条狗，这是多么不公平的世界！
作家揭露得太深刻了。在他紧张地探索这社会悲剧的过程中，他没有把罪恶的根源归结到个别人物身上，而是展示出整个社会制度的崩败。有人认为，《日出》只“突击了一些现象”。应当指出，经过作家所选择的这些现象，都是那个脓疮社会的典型现象，也如作家所说，它们也是“由原因推演下来的‘现象’”。正因为如此，当作家深刻地揭示了这些“现象”时，也就揭示了这些“现象”背后必然性的原因。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艺术家，不是靠从书本得到关于事物的本质概念去演绎人生的画面，而是靠他在生活中真正去发现或选择那些具有典型性的现象。曹禺当时还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但他忠实于生活，善于从现实生活中思考，因之，他所揭示的现象就深刻地反映了现实发展的必然逻辑！
恩格斯说：“人在金钱统治下的完全异化，必然要过渡到如今已经逼近的时刻，那时，人将重新掌握自己。”恩格斯：《英国状况十八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页664。《日出》的现实主义的深刻性，就在于它对一个彻底腐烂的社会形态的刻画中，揭示了向已经逼近的革命时刻过渡的必然性。
三诗意的真实
对于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来说，总是严肃面对现实生活，并且把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作为头等艺术使命的。《日出》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漆黑的世界”的图画，这个世界是这样的混乱、污秽，甚至发散着腐尸的恶浊气息，弥漫着人间地狱的氛围。但是，《日出》并不使人感到格外气闷，也不令人沮丧。在“漆黑的世界”里透出满天大红的天色；在冷酷中，蓄着温热；在地狱里，有着金子的闪光；在腐尸臭气下，潜藏着牵动人心的诗意力量。显然，《日出》的现实主义注入了新的血液，熔铸着作家动人的理想温热和浪漫的诗情。这样，就使《日出》别具丰采，这是它现实主义的又一新的特色。
如何分析和评价《日出》中的理想因素，这是同作家“试探一次新路”直接关联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对《日出》现实主义成就的评估问题。我们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日出》的结尾是乐观的，但却是一种廉价的乐观”，对小工的描写是“将他们硬塞在背后，当做陪衬”，“《日出》等于日入”等。这些批评不但是苛刻的，而且在于它没有看到《日出》对光明的描写是作家现实主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曹禺不但是一位敢于正视现实的作家，也是一位对未来充满憧憬的作家。这种憧憬并非虚幻，乃是新的时代曙光照亮了作家的心胸，新的革命阶级的力量鼓舞他追求光明。巨大的热情为朦胧的理想点燃，而理想也催动着他浪漫的诗情。
在《雷雨》中已经表现了这样的特点：于雷雨般的热情里也常常奏出动人的幻想的乐曲，闪烁着希望的光芒。特别是周冲的形象，寄托作家对未来世界的向往。曹禺很喜欢这个人物，他说：“周冲是这烦躁多事的夏天里一个春梦。在《雷雨》郁热的氛围里，他是个不调和的谐音，有了他，才衬出《雷雨》的明暗。”曹禺：《雷雨·序》，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也许有人说，作家没有写出更富于理想的人物，他只写了一个充满稚气的梦幻者。但是，在那个令人窒息的牢狱里，能唱出一支幻想曲，岂不牵动人们的情思，去追求一个美好的未来。钱谷融同志曾说：“周冲完全是曹禺充满诗意的幻想的创造。在这个人物身上，寄寓着曹禺的最纯真的理想，最深挚的憧憬；寄寓着他对真善美的乌托邦世界的无限的渴望和对丑恶现实社会的极端憎恨；寄寓着他的欢喜和失望；寄寓着他稚弱多感的灵魂所尝味到的一切愤懑和痛苦。作者正是通过这一人物的创造来表达他对当时社会最沉痛的控诉和最严正的抗议的。”钱谷融：《夏天里的一个春梦》，《文艺红旗》1962年第7、8期。应当补充的是，周冲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把周冲对真善美世界的幻想和鲁大海的形象联系一起，便可看到作家的理想尽管朦胧孱弱，但却有着现实的基础，闪烁着时代的亮色。在祖国昏暗的大地上，这点朦胧的理想火光，也会瞬间照亮茫茫夜空。作家感到现实太残酷了。残酷的现实绞杀了美丽的春梦。它虽以周冲无辜的惨亡，控诉了黑暗社会，但《雷雨》的结局毕竟是悲惨的，似乎无论人们怎样挣扎，也难逃出那黑暗的坑、残酷的井。
但是，《日出》不同了。对黑暗社会的揭露和对光明未来的期望，共同构成了《日出》的主旋律。光明的旋律不再是梦幻曲的，而是对光明的积极追求和探索，它贯穿在整个《日出》之中，形成它明朗的格调。
方达生好像是周冲的继续。如果说周冲是一个梦幻者，而方达生则是一个光明的探索者和追求者。虽说他是在“心里头活着”，但是他在《日出》的社会里经历了一个他未曾经历过的观察、探寻和沉思的历程。当我们开始接触这个人物时，他确实有书呆子气。他的憨态有时令人发笑，连向陈白露求婚也显得拙笨。可是他却正直、诚实、善良，充满同情心。他本能地厌恶鬼似的人们的生活。他跑来寻找竹均，他的爱情幻想还保持以往的纯真。但是，竹均已经变成了陈白露，拒绝了他的求婚。他要离去，陈白露要他留下来看看。于是一连串不可思议的生活课题引起了他的探求追问：“竹均，怎么你现在会变成这样？”“你难道不知道金钱一迷了心，人生最可宝贵的爱情，就会像鸟儿似的从窗户飞了吗？”方达生的确带着一副“古板眼镜”，由他的眼睛也照出《日出》的明暗。他的惊讶、疑问、疑虑、思忖，都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人们去鉴别，去判断，去探寻。在他深入了《日出》的社会之后，这位探求者便表现出一种善于思索的性格特点。福升本来说这房子整天不见阳光，“人们白天死睡，晚上才飕飕地跑，我们是小鬼，我们用不着太阳”。但是，这却引起他的沉思：“对了，太阳不是我们的，那么，太阳是谁的呢？”他的沉思含着诗意哲理的内容。他在《日出》中是唯一贯穿全剧的主要人物，真是“追上天宫又下地狱”，颇有点浮士德漫游的味道，不过他却是在人间游历，也没有经历那么漫长的苦难历程。他探索、寻找，最后奔向了光明。在游历中，他终于见识了潘月亭、张乔治、顾八奶奶、胡四这些令人厌恶的人物，亲眼目睹了小东西的悲惨遭遇，还亲自观察到宝和下处非人的生活，他也参加了救小东西的行动。他穿过黑暗，既没有被黑暗吓倒，也没有受到黑暗的感染。他的思索更加深化：“人与人之间为什么要这么残忍？”同时，光明也投射到他的心上，小工的夯声使他感动。他最后觉醒起来，产生了“做一点事情”的想法，“要跟金八拼一拼”。他看到陈白露那样下去“一定是一条死路”，而他却迎着满天曙光，在高亢而洪壮的夯歌声中，向着太阳走去。方达生的确不是“《日出》中的英雄”，但是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穿过“天堂”和“地狱”走上一条向着太阳的路，却概括着在黎明前黑暗的年代憎恨黑暗、希求光明的知识分子的普遍觉醒。也许作者没有指明一条明确的道路，但其引领人们去追求光明迎着太阳走去，绝不能说是“廉价的乐观”。这是因为那罪恶的社会彻底腐朽了，使方达生觉醒了，从而产生向光明道路走去的愿望，是他的性格发展逻辑的必然。倘若真让他高呼着革命口号，投身革命，反倒背离了人物的真实性，陷于廉价的呼喊了。
方达生的形象，好像是作家的眼睛，带着作家的爱憎，也带着作家的憧憬。既蕴藉着作家对生活的审美评价，又有着作家的探索的沉思。同样是作家的一个诗意创造。但他不是周冲式的梦幻者，而是积极追求光明的使者，又是招喊人们去迎接太阳的探路人。
《日出》现实主义的新的特色，不仅在于作家描写了光明，塑造了追求光明的人物；更在于他用渴望阳光、追求光明的立场来观察现实反映现实。这不但成为他创作的动机，更成为他创作《日出》的指导思想。
同《雷雨》的创作比较起来，写《日出》时，作家渴望光明的心情更加紧迫了。虽然，他说《日出》要“宣泄这一腔愤懑”，对那些荒淫无耻丢弃了太阳的人们，高喊“你们的末日到了”；但是，他却逼问着自己，并不能凭着嘶喊开始创作。他说：“我求的是一点希望，一线光明。人毕竟是要活着的，并且应该幸福地活着。腐肉挖去，新的细胞会生出来。我们要有新的血，新的生命。……我们要的是太阳，是春日，是充满了欢笑的好生活，虽然目前是一片混乱。于是我决定写《日出》。”曹禺：《日出·跋》。这种对“日出”的精神渴望，不但成为进行创作的动力源泉，而且构成《日出》整体构思中的诗意灵魂。
对春天的向往，对阳光的渴望，这种理想情愫和浪漫诗情，汇成诗意的潜流，在主题、结构、背景和人物上都得到体现。“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这首诗是陈白露的诗，也是《日出》中潜在的诗意。最早叶圣陶曾说，这诗“大概可以作为这篇剧本的题词。如果单凭这点点意思，那没有什么希罕。现在有许多的小说诗歌，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只因具体的表现不充分，对于读者也就没有多大影响。这篇剧本却能从具体的事象中间透露出意思来，仿佛作者自己并没有主张，然而读者从一幕读到第四幕，自然会悟出潜藏在文字背后的意思。具有这样效果的，它的体裁虽是戏剧，而其实也是诗”叶圣陶：《其实也是诗》，1937年1月1日《大公报》。。这是一个十分精辟的评价。它指明诗意的主题是潜藏着，贯穿着。剧中作为光明和黑暗的两个对立方面人物都没有出场，但是那富于象征的背景氛围却形成诗意的对比。特别是象征的光明力量，对剧情对人物的动作都起着推动作用。它作为典型环境的主要因素，成为全剧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硬塞的陪衬。在剧情的发展趋势上表明：自然那些“睡”去的是那些丢弃太阳的人们；而不“睡”的，属于阳光的，正是那些如大洪流奔腾前进的小工。太阳一定升起，而黑暗必将过去。在整个《日出》的结构上，剧情推进上，这种诗意的主题都渗透着，制约着，血肉般地熔铸在全部戏剧有机体之中。
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并不是现实生活的复制者，即使揭露黑暗，他也决不把痈疽、蛆虫自然主义地加以描绘。所谓真实性，毕竟是经过作家主观世界过滤了的真实。在真实的描绘中，总是渗透着作家的政治观点、思想倾向、审美评价和道德感情。当曹禺用渴望光明、追求光明的诗意眼光去观察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时，他就表现了一种诗意的真实性；当他去观察一些人物时，也就发现和挖掘了人物的诗意的心灵。
有人说：看过《日出》，觉得“每个人物几乎都发出腐尸的气息”，这是不全面的看法。曹禺的杰出之处，在于能从腐尸气息中看到生命的跃动，在地狱中发现金子的闪光，在堕落中窥视到善良的灵魂。在普通的眼光看来，交际花、妓女都是为人歧视憎恶的人物，她们总是和污秽龌龊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曹禺却从她们身上发现了美的灵魂。陈白露的确陷入堕落生活的罗网，她追求着热闹，同那些鬼似的人们周旋。但是，作家却深刻地看到，陈白露并非甘心堕落，她曾经有过美好的追求，也曾有过纯洁的竹均时代。同时，他更在她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中，发现了她内心深处依然跃动着热爱生活的希望，渴望着阳光的温暖；更看到她内心深处的痛苦，对腐恶的环境潜藏着激怒和反抗的要求。在堕落的现象中揭示出她不应当堕落的本质，在污浊中挖掘出她美好的心灵。正是在真善美的心灵毁灭中，突现了她的悲剧性。
翠喜的形象，无疑是作家美学发现的新大陆。在这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身上，他“发现一颗金子似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