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黑龙江省教育厅重点项目：《东正教对俄罗斯文化模式的塑造》（项目编号：11542z003）资助。
文化哲学成为近年俄国哲学界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其主要标志是：有一批专门从社会哲学、历史哲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宗教学等领域开展文化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出现；多次召开与文化哲学研究相关的学术讨论会和经常举办文化哲学方面的圆桌会议；大学纷纷成立文化学教研室，开设文化学和文化哲学课程；许多著名期刊开设“文化问题”专栏供读者讨论；出版大量文化学、文化哲学以及相关的著作和教材。俄国的文化哲学研究是世界范围内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俄国，无论是十月革命前，还是苏联时期，抑或是当今俄国，都有不凡的文化哲学家出现，他们的著作和理论观点在文化哲学理论发展史上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都为我们研究文化哲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俄国的文化哲学研究及其成果也引起了国内著名俄罗斯哲学专家贾泽林教授［1］等人的关注，但是，总体上看国内学界对其了解和研究还显不够。为了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有必要先对近年俄国文化哲学研究的总体状况做一个概览。
一、俄国文化哲学研究的历史发展阶段
如果仅从系统化理论研究视角看，自觉的、系统的文化哲学研究在俄国是近二十年的事情，但若从文化哲学理论和实践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受到思想家们和俄国社会的高度关注视角看，文化哲学研究则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出现了。一些涉及俄罗斯理念、俄罗斯文化类型、俄罗斯与欧洲的异同等方面的“文化哲学问题”早已经成为历史上讨论和争论的热点问题。因此，从思想发展史看，俄国的“文化哲学”的研究可谓源远流长。为了深入研究近期俄国文化哲学研究现状，有必要对历史上的研究及其过程做简单回顾和总结。为了便于清晰把握俄国文化哲学发展历史脉络，我们可以大致把俄国的文化哲学研究划分为以下几个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关于文化哲学的研究。这段时间比较长，上可追溯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前后历时一个多世纪。伴随彼得大帝的西化运动，19世纪在俄国就引起了“文化冲突”和“文化争论”，也引发了对本土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异同、优劣的思考。这一阶段时间较长，我们不去详细考察，但是，发生在这期间的几个主要事件不可忽略。首先，俄国的“西化派”与“斯拉夫派”对俄罗斯民族性和文化优劣的争论，以恰达耶夫的《哲学书信》与霍米雅克夫的《论旧与新》为标志，这是一次深刻的文化危机下的哲学思考。其次，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白银时代思想家们对俄罗斯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以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俄罗斯命运》等为标志，这是对19世纪末俄国文化危机的哲学批判和反思。这期间还有两位重要人物应该提及。一位是19世纪下半叶俄国最著名的社会历史思想家和文化哲学思想家丹尼列夫斯基（Н.Я.Данилевский，1822—1885）。他在1868年出版的《俄罗斯与欧洲》［2］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欧洲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关系，重点探讨了17—19世纪俄国的对外关系和东方问题，所论涉及历史学、国家理论、宗教学、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分析理论等诸多理论，从社会有机体视角提出了完整的“文化类型学说”。另一位是俄国哲学大师索洛维约夫（В.С.Соловьев1853—1900），他除了创建系统的哲学理论体系之外，还有许多有关文化特性、文明比较方面的作品，如“俄罗斯与欧洲”、“斯拉夫主义及其蜕化”、“俄罗斯民族理想”等，他的这些重点探讨俄罗斯文化与东方伊斯兰文明，以及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之间关系的作品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自觉和不自觉地探讨文化哲学问题的哲学家及其作品。
第二阶段，苏联后期，即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文化哲学研究。确切地说，苏联时期还没有今天意义上的系统的文化哲学研究，对文化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中出现。这时期总体上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可以代替文化学，大多数人把“文化”划归为意识形态范畴，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研究。康斯坦丁诺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作为经典教科书只是简单提及了文化概念，N.T.弗罗洛夫的《哲学导论》（1989）尽管把“文化”列为一章，但论述得并不充分，在斯焦宾主持制定的《哲学大纲》（1993）中把“文化”问题列入“社会哲学”之中加以讨论。上述哲学家基本上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上研究文化问题。另外，80年代中后期，苏联哲学家们以参加以“文化哲学”为主题的17届世界哲学大会为契机，使对文化问题的研究逐步深入。苏联政府派出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参加1983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的17届世界哲学大会。参会的目的主要是对资产阶级文化进行批判，宣扬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文化观。但是，若想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展开批判还必须以了解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为前提，这在客观上推动了苏联时期对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及其理论的研究。苏共27大之后，戈尔巴乔夫提出开展新思维运动，人们的观念开始转变，哲学研究的领域和方法日趋丰富多样，西方的文化学、文化哲学理论开始陆续进入人们的研究视域，西方的文化理论、文明形态理论等陆续成为哲学研究的内容。
第三阶段，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化哲学研究。这段时间从20世纪90年代初一直到今天。首先，这期间大量引进国外的文化学、文化哲学理论和发掘本民族的文化思想遗产，出版了大量文化学方面的著作，并翻译介绍西方哲学中的文化哲学理论。俄国思想家们从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等方面对俄罗斯文化特征进行解读成为重要的理论主题。著名的古代文学史、文化史学家利哈乔夫（Д.С.Лихачев，1906—1999）的绝笔力作《思考俄罗斯》就是代表作之一。其次，从马克思唯物史观视角进一步拓宽和加深对文化问题研究。例如，凯列的《文化哲学的问题》（1984）、普列特尼科夫的《卡尔·马克思与现代哲学》（1999）、梅如耶夫的《文化与历史》（1977）、《文化哲学导论》（2003）等著作中都涉及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探讨文化问题。最后，俄国的文化哲学研究逐步走向自觉。一些长期从事文化学、文化哲学研究的哲学家们开始自觉地从理论上进行专门的文化哲学理论研究。其中著名的哲学家及作品有：古列维奇的《文化哲学》（2000）、梅如耶夫的《文化思想——文化哲学导论》（2006）、叶戈罗夫的《俄罗斯文化哲学》（2002）等。
二、近年俄国文化哲学研究不断升温的原因
文化哲学研究在俄罗斯兴起和不断升温，既有学术研究的内在原因，也有社会转型和社会变革以及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外在原因。从俄国哲学界对文化哲学研究的发展脉络来看，其文化哲学研究经历了从文化学研究到文化哲学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对文化哲学的研究总体上是在对文化学的研究基础上展开的，而且在一些研究者那里并没有把文化哲学和文化学当做不同的研究领域加以区分。因此，分析文化哲学研究兴起的原因必然要从分析其文化学研究兴起的原因开始。苏联的解体使俄国社会出现了一次社会转型和变革的危机，这场危机也引发了一场对文化寻根、文化比较、文明选择等问题进行讨论的文化热潮，这种文化热潮促使俄国文化学和文化哲学研究得以全面开展。总体上看，后续的文化哲学研究兴起和逐步升温与当时的整个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首先，哲学研究的非意识形态化与高等教育内容改革推动了文化学和文化哲学研究。苏联时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一统天下，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国家的保护和全力支持而得到发展，而其他非主流的学科和理论很难发展，特别是那些与意识形态直接相关的学科受到的人为限制更大，而那些相对远离意识形态的学科却在夹缝中得以生存，得到较大的发展。从苏联时代的中后期开始，像科学哲学、文化学、民族学、宗教学这些边缘化的领域反而会得到较好的发展。文化学研究也是如此，这其中既有意识形态原因，也有社会转型的实践需要原因。从一定意义上讲，俄国的文化学和文化哲学研究是哲学研究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出路之一。因为文化学涉及的更多的是民族历史和民族传统、世界历史和世界传统、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历史学等领域中的东西，与现实的直接冲突和张力较小。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苏联推行“公开性”和“新思维”，社会的思想日趋活跃，哲学研究的环境也不断改善。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后，苏共失去执政地位，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失去原有的意识形态的话语权，高等教育的内容也出现了一片需要填补的空地。文化学、人类学、宗教哲学等成为高等教育首选的替代内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颁布的新宪法明确了国家的非意识形态化。1993年颁布的宪法第十三条规定，“1.在俄罗斯联邦，承认意识形态的多样性。2.任何意识形态不得被规定为国家的或必须遵循的意识形态。”［3］但是，国家宪法层面的非意识形态化并不能从文化层面和历史传统层面抹杀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倾向”和“精神家园”的存在。文化学和文化哲学作为一门重要的课程，因为可以起到“深化学生人道主义训练”的作用而得到政府的支持。高校通过文化学、文化哲学教育，使青年人从人类文化的发展、文化和人类文明的类型等角度全面了解文化，知道世界的文化中心以及文化发展谱系关系，熟悉基本的文化形式和类型及其发展和运作规律，进而确定了俄罗斯文化的形态特征及其历史发展阶段，界定其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文化学试图让学生了解，当今世界和它的文化，是全球不同社会共同努力创造的结果，是许多文明相互作用的结果，在现代世界中开展文化之间的对话是各民族和国家生存的必由之路。事实上，包括成熟的、法制化的政教分离国家在内，都有一种潜在的意识形态倾向和意识形态化遗迹，俄国这个历经七十多年强烈的意识形态统治的国家在遭遇了意识形态断奶后，急需意识形态替代品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可想而知。因此，包含各种文化传统和各种意识形态资源的文化学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而与之相关的东正教文化、宗教哲学就合理合法地进入大学的课堂，填补了高等教育中“去马克思主义”的“空地”。仅就学科知识分类而言，文化学的确与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宗教学等学科一样具有“实证科学”的性质，具有“价值中立”的特点，但是，文化学本身无法解决其面对的诸如文化比较、文化发展规律、文化的特殊性与一般性之类的形而上问题，需要从哲学的高度对文化现象给予解释和分析。因此，作为文化学的关联深层研究，文化哲学成为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在后苏联时期的俄国开始成为显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