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来吧，梅谢杜，你到彼得堡能干什么？’达尔加特说，‘那里的人都把我们当匪徒和野人。’
‘而这里的人都认为所有俄罗斯男人都是酒鬼和弱者，所有俄罗斯女人都是妓女。有何区别？’梅谢杜问道，‘反正谁都不爱谁。’”［7］（316）小说中伊斯兰教民并不是被种族仇恨冲昏了头的恐怖分子。俄罗斯人季马从小生活在高加索，他被看作达格斯坦人，伊斯兰教民从不欺负他。虽然有着世代的仇怨，但达尔加特等人既不想接受西方恶俗文化，也不想走向极端的原教旨主义，新的一代仍然希望能够和俄罗斯人和平共处。
对少数民族的认识有所变化。卡尔波夫的《上帝的赐物》中，伊戈尔被掳到高加索做苦工。他给看守讲述红胡子沙米尔的起义史和高加索山民领袖的传说，竟然被释放，山民还给了他工资。车臣人天生的强大记忆力给伊戈尔留下了深刻印象。电影《高加索俘虏》讲述了俄罗斯士兵萨沙和伊万被高加索山民穆拉特俘虏，与他的女儿沟通建立了友谊。穆拉特因自己儿子被俄军杀害准备杀掉伊万复仇，最终由于女儿的央求，良心发现，不想再这样无休止地报复下去而释放了伊万。然而就在伊万逃出山村时，俄军直升机来轰炸村庄。伊万对飞机高喊“不要射击，那儿有人”。这些作品中的山民形象都不再野蛮无知。尤其在电影《高加索俘虏》中，穆拉特老人终能放弃复仇，显示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博大胸怀。
在这些作品中俄罗斯人并没有一直扮演正面角色。马卡宁的《高加索俘虏》中俄罗斯军官做弹药走私交易；电影《高加索俘虏》中俄罗斯人派出直升机轰炸车臣村庄，把车臣平民和俄罗斯俘虏一起杀死；普罗哈诺夫的《杀父》中俄罗斯人为了抓到匪帮领袖曼苏尔，设计杀害爱好和平的曼苏尔的父亲，迫使曼苏尔回家奔丧，在路上杀掉了他。这些情节都反映了俄罗斯人的贪婪、狠毒、狡诈。
西方文化的入侵也给俄罗斯人带来了冲击。俄罗斯人感到自己的文化被边缘化，正如当年他们把少数民族文化边缘化一样。维·利哈诺索夫的《在别列斯皮沙洲的孤独的夜晚》里把克里米亚半岛别列斯皮沙洲的乡村生活作为古老俄罗斯生活的样本，将这种生活与城市的西化生活作比较，将斯拉夫主义者阿克萨科夫与美国化的纳博科夫作比较，对俄罗斯人丢弃自身传统、倒向西方文化感到痛心。
在这些作品对“相遇”的重新阐释中，我们看到了新的少数民族形象和新的俄罗斯人形象。俄罗斯文化已不再作为强势文化，处处从自己的审美原则和思维定式出发，而是把少数民族放在与自己平等的地位上。这样，才真正实现了“相遇”。同时，俄罗斯作为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弱势一方，也意识到了自身的尴尬地位，通过文学作品发出了拯救文化的呼声。
2.自由
“自由”这个特征在传统文学作品中非常典型。这个特征的根源在于作家把黑海作为“理想空间”来处理。而苏联解体后，由于黑海不再作为理想空间出现，这个特征也渐渐减少，但作品中仍有出现。例如在乌利茨卡娅的《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中，塔尼娅被自由的敖德萨港口生活所吸引，她在这里遇见了自己真正的爱人谢尔盖，从此过上了流浪艺人的生活。在阿佐利斯基的《兽笼》里，受迫害的遗传学家逃到亚美尼亚，在那里继续研究。
在这些作品里，黑海地区不再作为“自由”的理想出现，而是作为“自由”精神的发源地存在。黑海形象更多地转变成一个自由的符号而非承载着“自由”特征的“道路”空间。
从上文分析我们看到，俄罗斯人对原住民的理解加深，开始尊重他们和他们的文化。也正是因此，“危险”和“诗人的朝圣之旅”两个特征消失了。这些内涵消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上文我们提到的社会政治原因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两个特征都建立在对该地区的“理想化”认识上，一旦对这些地区的理想化认识被现实打破，这些特征就消失了。
（二）“家园”观念
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把黑海地区看作“家园”空间的倾向。其中比较显著的特征有：根基（祖先）和认同。
1.根基（祖先）
黑海与俄罗斯文化之根紧密相连，这在《在别列斯皮沙洲的孤独的夜晚》中得到了阐释。作者讲述了克里米亚半岛别列斯皮沙洲的小木屋里古代罗斯式的温暖舒适的生活，回忆了曾在此地创作的普希金、莱蒙托夫，回忆了该地的古代遗址和修道院传统。东正教、俄罗斯历史、俄罗斯思想和对黑海大自然的泛灵论信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对俄罗斯精神的新诠释。
乌利茨卡娅的《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是很好的例子。作为生活在克里米亚半岛偏僻小村庄的希腊族人，美狄亚身上汇聚了东正教和民族文化的精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梅烈日可夫斯基理想化的宗教代表——集合了“天上的”基督教和“地上的”多神教。小说中她是黑海、克里米亚大地的象征：她熟知草药和气候，善于结合使用现代医学和传统疗法，黑海经常“送”给她意外礼物。她的后代们每年都来看望她，并在她身边滋养心灵。她自己虽然没有孩子，但那些接受了她安静祥和的生活方式的人，都是她心灵上的孩子。
黑海地区本身就是俄罗斯接受东正教的源头。在《军官日志》里，从前的克格勃军官格里戈里在摩尔多瓦基什涅沃的教堂中发生了思想剧变，内心诞生出一个崭新的人，皈依东正教，并懂得了博爱是一切的基础。他来到布里亚特共和国后审视当地人的精神状况，发现他们——尤其是俄罗斯旧教徒——并不懂得爱，只是愚昧地延续中世纪的恩怨。俄罗斯古老信徒派是从东正教里分化出来的，却把信仰建立在仇恨上。在这篇小说里，黑海地区被处理为东正教的“活水之源”，被刻意斩断文化根基的人在这里找回了自己，变成信徒。同时，活的信仰纠正了宗教发展中的排外倾向。
2.认同
认同指的是不同文化、人种间的互相接受。其实，在前文分析“相遇”时已经部分地涉及了这个特征。例如《你好，达尔加特！》里俄罗斯人和穆斯林的相互认同，高加索山民对伊戈尔的认同等。
认同与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在马卡宁的《高加索俘虏》中，俄罗斯士兵鲁巴欣抓到一个高加索武装分子，押解途中与俘虏产生了感情，后因害怕俘虏离开而杀死他。鲁巴欣看到高加索俘虏长得特别漂亮，还是个孩子，虽然对方是敌人，却不忍下手。“这两个士兵很可能并不懂得，美能够挽救和平。不过他们大体上还知道，什么是美。”［8］鲁巴欣杀掉俘虏并不是因害怕他逃跑，而是受不了已经建立起感情的伙伴离开、再也见不到面。小说中也叙述了鲁巴欣与高加索大山的认同感，他已经超期服役几年，但仍然不想回去，认为这里才是他的家。在电影《高加索俘虏》中，伊万和小姑娘间产生了感情，小姑娘想放伊万走，伊万怕连累她而放弃离开；穆拉特老人放弃了复仇，放走了伊万。这个情节展示了两族人民的和解和认同。如果与普希金的《高加索的俘虏》作一对比，作品的视角和态度显然有别。
在《杀父》中，俄军大尉叶里扎罗夫和曼苏尔一样深爱父亲。叶里扎罗夫对车臣人的恨是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甚至觉得曼苏尔的存在就是他自己存在的理由。而曼苏尔的父亲和许多车臣老人并不主张把恨传给下一代。叶里扎罗夫不是个彻头彻尾的恶魔：当他准备射杀曼苏尔的父亲时，他眼前竟不自觉地浮现了自己的父亲——他杀死的不只是曼苏尔的父亲，还是他自己的父亲。小说最后的象征意味深长：叶里扎罗夫的桌子上，遇难好友的刻着圣母像的银质护身香囊和曼苏尔的穆斯林花纹戒指并排摆放在一起。“他有这样一个感觉，仿佛他已经在大地上生活了一千年，他已经打过一百次仗，而新的战争却像群山一样，在一场接一场地向他逼近。”［9］（294）无独有偶，《高加索俘虏》的结尾同样表达了这一思想。有趣的是，《杀父》中的车臣武装分子曼苏尔这个名字和19世纪抗击俄罗斯人入侵的车臣领袖名字相同，而电影《高加索俘虏》中老人穆拉特的名字使人想起托尔斯泰塑造的哈吉穆拉特的形象。显然，作者在这里通过名字的重合促使读者回忆起高加索地区几百年的战火纷争。而当俄罗斯人终于达到目的，却发现原来自己和“对手”是一体两面、无法分开的。这时，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过去，就看到了世代仇恨之荒谬。
这些作品中，对黑海地区的自然风光描写占据了一定篇幅，并有一定象征意义。如《杀父》中，曼苏尔逃脱俄军围捕的技巧被比拟为高山精灵施的法术，他变成了粉色的云、秋天的树、湿滑的寻常小道、山间小溪的一捧水——他是大山的化身。《高加索俘虏》中鲁巴欣对美貌少年俘虏的爱与对南方大自然的模糊的爱结合在一起。这与大多描写文明与自然、两种文化间争斗的传统文学作品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民族之间获得认同，文明人对大自然的恐惧也就消失了。
谢·科契卡洛的《战争与鸽子》描写了伊拉克战争。这篇小说具有强烈的宗教性，但没有局限在狭隘的教派纷争中，而是把伊拉克战争看作基督徒与穆斯林并肩作战，对抗毁灭人性的“愚蠢的无神论”的正义之战。虽然作家对无神论怀有偏见，但小说的主旨是好的：在对抗强权的战斗中，不论哪个宗教的教徒都是朋友。黑海是福音的源头，是认同、融合的起点：万尼亚梦见母亲“把一对白色的、传播福音的鸽子从高高的门槛放飞出来，那门槛悬在咆哮的第聂伯河之上，在冬天的冰层下黑海的水从深处往外狂奔、往前涌动”［10］（378）。而当万尼亚的母亲、神甫妻子玛格丽特不仅为前线的儿子祈祷，还为整个伊拉克祈祷时——“耶稣将要复活”。
认同不仅体现在对现实战争的描绘中，还体现在对历史上战争的解构中。希什金的《攻克伊兹梅尔》把历史上俄军抗击土耳其人、夺取伊兹梅尔要塞这一历史事件荒谬化，变成一群米老鼠的闹剧。如果历史的积怨来源于这样滑稽的事情，那么我们还有必要继续它吗？
综上所述，苏联解体后文学作品中的黑海形象的内涵发生了较大变化。黑海形象内涵的观念从“道路”转向“家园”。黑海不再是理想化的自由区域，也不是等待俄罗斯去启蒙的蛮荒部落，而是需要平等视之的异族文化区，也是俄罗斯文化走向复兴的源头。俄罗斯不再忽视、批评异族文化，而是将它视为与俄罗斯西方文化分庭抗礼、能够给俄罗斯文化带来新力量的互补文化。同时，在经历了苏联时期与传统东正教文化的被迫分离后，俄罗斯开始向接受东正教的源头——黑海地区寻根。在创作特点方面，作家的立足点更高，超越了个人抒情和俄式英雄形象的塑造，更着意于从普世人性高度，将自然、人、民族、文化结合为一个整体进行描述。
结语
文学是社会思潮的反映，也是社会思潮的推动者。通过对黑海形象这一贯穿俄罗斯文学的形象内涵的分析，我们发现的不仅是俄罗斯民族观念中黑海形象内涵的变迁，还是俄罗斯对本国位置、文化角色的重新定位：“……通过对这些作品的深入挖掘，可以逐步揭示出俄罗斯民族对自己和对周边世界的认识模式、行为模式……”［11］（7）虽然刘亚丁老师这段论述的对象是苏联文学异国书写，但放在我们的结论中也十分贴切。
黑海形象所蕴含的观念从“道路”转向“家园”，体现了苏联解体后新欧亚主义的文化策略。有趣的是，黑海形象之前的一些特征，如民族文化以冲突方式“相遇”的问题，又出现在描写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文学作品中。如上文提到的《军官日志》叙述了东正教信徒、属于萨满教文化的布里亚特原住民和东正教旧教徒移民之间的隔阂；《前往捷列茨克湖》（伊琳娜·博嘉德廖娃）中叙述了俄罗斯大学生在阿尔泰原住民中的遭遇；拉斯普京在许多作品中都提到了西方文化对西伯利亚生活方式的冲击和高加索移民给俄罗斯社会带来的问题。在这些作品中，俄罗斯不再站在强势文化立场上评判原住民，也不再把原住民的自然主义生活方式假想为“理想社会”。尤其在《前往捷列茨克湖》中，俄罗斯大学生因热爱阿尔泰的歌谣和艺术在阿尔泰山区旅行，发现拥有如此美妙艺术的山民却过着贫苦、肮脏、酗酒的生活。但他们没有站在发达社会的角度评判山民或把山民塑造成自己理想中的形象，而是表达了真挚的同情。少数民族、原住民脱离“他者”或“失声者”的身份，得到了人道意义上的尊重。而这尊重将会成为和解的基础。我想，如果俄罗斯文学史上没有对黑海地区如此详尽、多次的描述与阐释，现时在对西伯利亚少数民族的态度上也不可能达到这个高度。
俄罗斯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然而，在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很少能看到他们的面貌。即使出现，也几乎都是反面形象，如犹太人（贪婪）、波兰人（小气）、德国人（冷漠）。在苏联解体后的文学作品里，我们看到这些情况弱化了许多。当然这些思维定式不能一下根除，就如同虽然许多作家开始正视高加索山民文化，但同样有作品把高加索人塑造成匪徒的形象。不论如何，黑海形象内涵的转变是一个显著的标志，它也许会成为社会思潮大转向的先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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