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留日学生的支持和欧洲学生运动的影响。1902年。东京留学生举行新年。团拜大会，称会场为美国独立厅。国内学生闻讯，对此“艳羡万分”《教育界之风潮》第5、7，8、12章。。同年。夏，留日学界发生成城学校入学风潮，为了抗议日本警方的干涉和驻日公使蔡钧的丧权辱国行为，100多名学生弃学归国。当时“全国志士皆东望愤怒，目皆眦裂”《鹪居日记》壬寅七月初七日（1902年。8月10日）。“而东南学界相继起革命”《中国灭亡小史》，《复报》第8期。。南洋公学退学生明确地把这次斗争视为自己行动的先导之一，广东大学堂学生则把总办比作“蔡和甫（钧）之警察”《散学汇闻》，《选报》第50期。。留日学生还向国内学界提供了具体支持。浙江留日学生获悉本省大学堂学生退学，开临时特别会捐款300元。其时“留学生官费者仅能自给，自费者大半称贷”，其捐款“虽一元半元之微，而其中有斑斑点点之血泪在”孙耔耕：《记改进学社向励志学社借款事》，《苏报》1903年。7月1日。。南京陆师退学风潮前后，留日学生写信痛责总办俞明震，正在日本留学的俞大纯也指责其父“任人不明，是非颠倒”，“若不改良，必将身败名裂”《江宁近事汇录》，《苏报》1903年。4月19日。。湖北留日学生监督陈曾寿，在鄂时“所办方言学堂伦理课程专驳民权自由”，又开除鼓吹民主思想的学生田桐、宋教仁等人，“留学生大为哗议，并有欲攒殴泄忿者”《留学界报告》，《警钟日报》1904年。9月2日。。陈不安于位，藉词遁归。1902年。胡衍鸿等5人因成城学校入学风潮“大辱国体，愤而退学归国”《演说略述》，《汇报》第421号。应邀到广州时敏学堂演说，揭露日本侵华野心，鼓吹强种爱国。另外4名浙籍留学生在杭州安庆学堂演说达两小时之久。在爱国学社以及由浙江大学堂和蕙兰书院退学生组成的两浙公学中，还有留日学生担任教员。
在宣传方面，邹容、陈天华、杨笃生等人撰写的《革命军》、《警世钟》、《新湖南》等书籍，深受国内学界欢迎。苏、浙、湘、闽等省留日学生组织编译社，翻译出版了大量西学著作（包括由日文转译及日本人的著述），输入国内。由留日学界以及归国学生主办或参与编辑的20种报刊，在国内学界广泛流传。苏、浙、闽、鄂、湘、皖、滇、黔、川等省留学生分别发布告同乡书，有人还主动向国内学界寄送革命书刊信函，“凡以输入文明、扶助进步者，至殷且挚也”。《〈湖北学生界〉及〈浙江潮〉之发刊》，《政法学报》癸卯（1903年。）第1期。胡衍鸿、陈由己、黄兴、吴禄贞、秦毓鎏等一大批留日学生在全国各地任教，传播民主思想。由他们执教的学堂往往成为当地学界的中心，其中梧州中学堂、长沙明德学堂、安徽芜湖公学、上海丽泽学堂还是重要的革命活动基地。拒俄运动中，留日学界派遣黄兴等7名运动员专程归国，发动和联络国内学界，许多人还自动回国进行宣传鼓动和联络工作。在两湖、江浙和安徽，留日学生更成为学界领导的重要成员，云南学界也由留学生策动成立团体。
欧洲的学生运动给中国学界以深远影响。在曾经把成打的王冠扫落尘埃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中，学生起了披荆斩棘的先锋作用。中国学生在学习西方历史时，对此产生强烈共鸣。他们说：“英法各国之革王政改民主也，掀天揭地大风潮，其动力实发起于蒙塾之教长，学校之青年。。”共和生稿：《论中国士习腐败之现象》，《警钟日报》1905年。1月1日。“巴黎之学生，维也纳之学生，柏林之学生，圣彼得堡之学生，撞自由钟矣，树独立旗矣，杀皇帝矣，倒政府矣，世界革命之大风潮，该学生等所造出者也。”“学生为革命之原动力……是世界所公认者也。”《祝北京大学堂学生》，《苏报》1903年。6月6日。“充学生之势力，无论内忧，无论外患，殆无不可摧陷而廓清之。”《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苏报》1903年。5月31日。自信自负中充满着责任使命感。
从书本上回顾历史，毕竟缺少形象的感召，对学潮直接起鼓舞作用的，是1902年。上半年。席卷俄国的学生斗争风暴。以莫斯科和彼得堡为中心的俄国学生，长期进行反对沙皇和文部制定的学制、校规的斗争，到1902年。初，冲突趋于激烈。学生们散发传单，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并与前来弹压的军警展开殊死搏斗，不少人惨遭杀害，大批学生被监禁或流放充军。然而，学生们并不因此而畏缩，又将屠杀学生的刽子手、沙皇的内务大臣刺死。中国学界对此反应十分强烈。当时沙皇政府害怕国际舆论的谴责，严密封锁消息。中国新闻界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事件真相，加以披露，使学生们了解到，俄国学生拼死斗争，是因为“不满于现在俄国之政体，而常倡兴起自由破坏专制之说”《中外日报》1902年。4月28日。。俄国学生当街高唱“灭除专制政，人人各自由”同上，1902年。4月24日。的壮烈场面，使中国学生大为感奋，他们说：“大陆专制国，惟我国与露西亚国，（露国）酷待学生之事，实为一部惨淡之历史，而学生至于流无限之鲜血以争之，将断断造成他日共和之新露国。呜呼！我同学之担负，岂不重哉！”《南洋公学学生出学始末记》，《政艺通报》壬寅第20期。正如唐·普赖斯所指出的：南洋公学风潮“至少部分地为俄国学生的罢课所鼓动”Don．C．Price：RussiaandtheRootsoftheChineseRevolution，18961911，P129．。
在对学潮的认识和斗争信心方面，学生们以“俄君主也，全国之风涛已震动矣”，证明反对专制乃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要求，自己的行动具有正义性，进而指出：“俄罗斯学生之风潮披靡全国，以俄皇之专制，至不能不降心以从之”《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苏报》1903年。5月31日。从中看到了学生运动的威力和希望；在组织方面，他们认识到俄国学生力量的根源，在于“学生之相结”。“彼二三千学生，分焉则弥于六合，散处四方，几如海滨乱石，各不相知。乃一合焉，而其势如是，至动俄皇之心，团体又曷可少哉？”进一步感到“自组团体”的重要性。在俄国学生斗争的鼓舞下，他们表示：“虽不足方轨齐驱，其精神则一也。”《教育界之风潮》第7、12章。决心发扬其英勇气概和牺牲精神，迎头赶上，“不使露西亚之学生专美于世界”《破坏之教育》，《选报》第35期。。进步人士也以“俄罗斯学生谈自由，创革命，风发泉涌，政府震慑”《论学生本分》，《万国公报》第168卷。为据，肯定学潮的正义性。蔡元培在调解浔溪公学第二次风潮时，正是抓住了中俄实行专制，学理与政治相反的要害，比较共和立宪诸国学理与政治密合，学生专心向学的事实，指出学潮频繁的原因，在于学生毕业后不能实现其理想，不得不于在校期间被迫起而斗争。
影响与历史地位
1902—1905年。的国内学潮，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之前，进步势力发动过变法维新和反清起义，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因力量对比悬殊，前者在付诸实践时不能直接贯彻政治宗旨，后者则存在着影响范围的局限。由于近代机器工业在中国发展存在严重障碍，士绅商群体的分化转变比较缓慢，而到国外接受新式教育的人数毕竟有限，进步势力的政治代表长期苦于缺少有组织的社会力量，活动起来十分困难。学潮使新兴学生群在政治上迅速崛起，不仅提供了一支重要的行动力量，而且加速了各个领域的近代化进程，推动了社会关系的演变。学界风潮从沿海到内陆，从都市到中小城镇，以武器的批判的形式，广泛地冲击了旧的统治秩序，促使新的革命高潮接踵而来。
首先，学潮打击了帝国主义和专制皇权。学生们反对教会以及洋教习、洋奴的斗争，向社会揭露了列强的侵略本质，激励人们起来抵制和反抗其政治、经济、文化渗透。在一些省份，由于学生“鼓吹排外热潮，煽动普通民众”，出现了“排外热潮蓬勃兴起的景象”《中国排外说遍布及南方暴动蜂起》，外务省文书。见中村义：《辛亥革命研究》（东京未来社，1979年。），第124—125页。。面对武装侵略，学生们不仅集会请愿，通电抗争，而且编队请缨，甚至亲赴前线，发动和组织民众，武力抗敌。如京师大学堂学生丁开嶂、朱锡麟，译学馆学生张榕到东北组织抗俄铁血会、东亚义勇队和关东保卫军。这即使在后来革命党人的活动中亦属罕见。他们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军国民主义，要求在反侵略的同时改变社会制度，以政治民主求富强，使一盘散沙的“东亚病夫”成为体魄强健、训练有素、组织有方的军国民，给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注入了新的活力。
学潮使清政府的求新努力由主观上以巩固其统治为目的，变为客观上以动摇其权威为结果。被它当作救命良方以图苟延残喘的新政，却造就了自身的掘墓人，成为致它于死地的绝命丹。为民主思潮所鼓荡激励的近代学生群的崛起，使清王朝陷入窘境。1905年。《汇报》第650号上一篇题为《论近日政府弥患当定方针》的文章，淋漓尽致地反映出统治者的惶恐心理：
“横览我国目下现形，于外侮外有极可危者三：饥民也，游勇也，学界之青年。也。”“散学抗上之风，盛行各省，革命自由之党，遍布中原，甚至鞫票布之匪徒，姓氏牵连教习，捕华兴之丑类，羽党掺杂学生……学界之狂风恶浪，恐将横溢于支那片土而不能捍御矣，危乎否乎！”
饥民、游勇是统治者长期以来的心腹之患，对此无外乎采取剿抚兼施的惯用伎俩。但是对于学生运动，却无“祖训”可遵。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议论歧出，莫衷一是。湘抚赵尔巽、闽督李兴锐伪装开明，甚至允许学生拒俄自治；湘抚陆元鼎、皖抚聂缉规、粤抚张人骏、陕抚升允、护理浙抚翁曾桂则主张严厉镇压；学务大臣张百熙、浙抚任道榕、豫抚陈夔龙等言辞闪烁，模棱两可；两江总督魏光焘、湖广总督张之洞、署理鄂督端方、直隶总督袁世凯则大耍滑头，声称：“亦不守旧，亦不维新，守着一个极中极正的道理做去”《已亡〈汉口日报〉主笔吴沃尧致武昌知府梁鼎芬书》，《苏报》1903年。6月21日。实则是以自己利害为准绳。统治集团内部意见分歧，使大权独揽、老谋深算的西太后也感到束手无策，举棋不定。因为学潮多与新政牵连，地方官吏为了免究干系，往往愿意息事宁人。《苏报》案后，国内学生纷纷走避日本，端方还致电蔡钧，声明“于学堂学生毫不干涉”，要他“将此意遍告学生”《〈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辛亥革命》（一），第467—468页。。这些分歧暴露出统治集团内部的裂痕，给学生留下了争取合法斗争权利的机会；同时反映出在皇权大厦将倾之际，清政府日益丧失其驾驭能力。学潮破坏了清王朝实行局部调节以增强统治机能的企图，使其内部的分崩离析不断加深扩大，出现了树倒猢狲散的征兆。一些官僚暗中营造狡兔之窟，不肯出死力镇压学潮，加速了清朝的覆亡。
其次，有力地推动了启蒙民主宣传。在学潮作为政治运动冲击专制统治的同时，学生们还充分利用各种形式的批判武器进行斗争。他们说：“甲午以前，西人谓中国为睡狮；甲午以后，则视为死狮。”要让死狮复苏，成为东方的雄狮，就必须“造魂”《教育界之风潮》第7章。。因此认为：“学者不在斗室蓬庐，而在梯山航海”，决心跳出学堂的狭小圈子，走向社会，以造国民之魂为“天职”，“尽吾力，竭吾能，焦吾唇，敝吾舌，洒吾血泪，拼吾头颅，以唤醒国民也”。《曹君梁厦致同里李某书》，《童子世界》第15号。各地学生阅读了进步书报后，“无不广演其说”绿意轩稿：《民权问答编》，《东浙杂志》第4期。。上海、安庆、保定、杭州、开封、南京、武昌、长沙、南昌等地学生纷纷成立演说会。爱国学社学生除在张园定期演说外，还经常应邀到其他学堂演讲。学生们特别注重对下层民众的启蒙。上海补余学堂的文学会，“专以开通下等社会，激发他的爱国心，使他晓得国耻国仇，力图恢复”《文明介绍》，《中国白话报》第8期。为宗旨，还绘制印刷了《明耻图》，很受下层群众的欢迎，一月之内销售数千张。许多学生利用假期返里之机，对家乡父老展开宣传。在无锡、常州、南汇、黄岩等地，爱国学社、南京水师学堂、南洋公学、浙江大学堂的学生相互结合，并与放假归来的留日学生及当地进步人士联系，组成演说会，或固定会场，连续“大兴演说”，“入座听讲者，上自士林，下至贩夫走卒，每日有五、六、七百人，座为之不容”《论常州武阳两县令之荒谬》，《苏报》1903年。5月30日。；或巡回流动演讲，如南汇讲学会“由新场而周浦而大团而川沙，每会上下流社会环而听者辄数百人”《南汇县党狱始末记》，《江苏》第5期。。青浦、嵊县、海盐、兰溪、嘉兴等地学生也和进步人士一起，组织演说会，以“唤起国民思想，开通下流社会”《练习演说会之发达》，《警钟日报》1904年。11月9日。为宗旨，有的还计划到四乡巡回演讲。这些演讲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演说到慷慨悲愤之处，四座拍掌之声如雷”。《纪常州演说会事》，《苏报》1903年。3月23日。同时也促进了学生自己的思想转变，“平日不敢谈自由，至演说而文明之谈竟进矣；平日不喜言激裂，至演说而革命之论蜂拥矣”。《教育界之风潮》第4章。因而各地官府每每以“倡言革命”《密拿新党连志》，《苏报》1903年。7月4日。为由，加以阻挠。学生们注意对下层民众的启蒙教育，说明他们在寻找和试图发动广大的同盟军。尽管学生们以蒙师自诩，思想感情不能与民众完全沟通，但毕竟起到启迪民智、开通风气的作用，推动先进代表自觉的革新救亡活动与下层民众自发的反抗斗争走向结合。
除演说外，有些退学生回乡担任教职或创办学堂，以开启民智，如浙江嵊县学堂教员中有4人是浙江大学堂退学生，江苏山阳韦财学塾体操教习由南京陆师退学生担任，南洋公学退学生殷次伊在常熟创设城西小学等。同时，学生们积极利用大众传播工具，由他们主编或参与编辑的一批报刊，如《译林》、《新世界学报》、《江西白话报》、《湖南演说通俗报》、《童子世界》、《苏报》、《国民日日报》、《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萃新报》、《女子世界》、《醒世歌词》等，在国内销路很广。《新世界学报》和《苏报》的精湛政论，使当时以中国报界魁首自居的《新民丛报》也不能不表示钦佩。学生们还主动承担发行义务，许多报刊以各地学堂为派报处。《中国白话报》发刊后，湖南学生集资订购数百份，“以分送其乡人”《〈中国白话报〉广告》，《警钟日报》1904年。4月8日。。成都学生“创设学会，撰报译书著论，通行于四乡，推及于全省”李德夫人自成都来函：《成都天足会近状》，《万国公报》第186卷。。安徽大学堂学生则每人订购一份《安徽俗话报》，寄归乡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