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年。中国发生持续不断的学潮，原因还须进一步深究。1902年。11月，浔溪公学发生第二次风潮时，应邀前往调解的蔡元培，以他对社会、教育和学生独具慧眼的广泛深刻了解，对学潮做了一番全面公正、鞭辟入里的综合分析，很有普遍意义。他说：现在学校冲突之事，惟中俄两国屡见之，学校不完备并非主要原因。中俄两国均未实行共和立宪，“专制之国，则其学理之所阐，与夫政界之所涉，乃无一不反对”。学生觉得毕业后“必无实现理想之一日”，所以不惜牺牲学业，追求自由之幸福。而且，中国外交疲苶，社会腐败，朝不保暮，当此危急关头，学生行动起来无暇熟虑，不计后果。对于学生，蔡元培也有三派之分，甲派“多过时而学，则自以己负国民之义务。彼又日染于译书之理论，日激于新闻之记载，则愤叱狂呓，血涌技痒，不知其所由”。“其性质喜理论恶实验，喜涉猎恶记诵，喜顿悟恶训致，喜自检束，不喜受人检束，喜自鞭辟，不喜受人鞭辟”。乙派“则其人稳炼而坚忍，以为世界强权，必当在学问家之手，我辈惟当以学问为目的。诚知吾学之成，不保不在国墟人奴之后，然吾之不学，则决非可以救此墟焉奴焉者。是故我孜孜为学而已，外界之冲因，苟非于我目的之学问有直接大关系者，或应之而反于我所目的之学问有障碍者，我皆慎避之而不为所动”。至于丙派，“无目的无意志，盲从而动，盲从而静，凡各学校佹出佹入者皆是也”。各校往往有甲派学生若干人，不满意于学校程度，“日日以其政治思想、权利思想，欲小试之于学校之中”，夺取校方权力。“其人必工文词，长舌辩，能鼓动非甲派之学生以盲从之。而政界之影响，即非甲派之学生亦受之，而不能不微动者也，以故恒不免为所鼓动。此各处学校冲突之大原因也。”《浔溪公学第二次冲突之原因》，《选报》第35期。尽管蔡元培最后归结为学校与学生程度不合，未免以偏概全，大事化小，但基本上提供了一幅剖析透视学潮的全息图像。概括说来，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严重民族危机的刺激和神圣使命感的激励。义和团运动的惨败和列强大举入侵的教训，一方面普遍激发了中国各阶层民众，特别是知识阶层的强烈民族情绪；另一方面促使他们反省戊戌变法失败与庚子国变的内在联系，在变革图存的问题上形成共识，产生了亟起求变的迫切情绪。1901年。后，列强表面维持对华共管局面，实际上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加紧争夺渗透。因此，20世纪一开始，稍有智识的中国人都痛切感到亡国灭种的危机正日益迫近。革命派说：“和议既成，则四百兆之黄种，必无将安将乐之一日。”《论议和后之中国》，《中国旬报》第32期。维新派说：“和议成矣，而彼广索利源，遍踞要口，其实无以异于瓜分。且彼踞我政权，吸我精液，使我屈伏而不能奋，枯瘠而不自觉，则其害尤甚于瓜分。”伤心人稿：《论议和》，《清议报》第61册。《外交报》的一番话，尤其形象地道出了当时中国人对于民族危难的沉痛感觉：“今日至大之问题，则中国之兴亡是矣。”“此二者之机，自甲午以前观之，虽数十年。而后决定可也；自庚子以前观之，则十年。八年。而后决定可也；自庚子至癸卯之象观之，则非但数十年。必不可待，即数年。亦不可，直如佛教所谓人命在呼吸间，出息不保入息矣。”《论中国兴亡决于今日》，《外交报》第67期。青年。学生对此感受更为深刻，他们尖锐地指出：“支那之兴也，二十世纪也；支那之亡也，二十世纪也，吾并知存亡之机，已藏眉睫。”因而沉痛呼吁：“中国而果大发其民族之精神也，则国犹可以永存；不然者，其必终为白人之鱼肉土芥矣。”杜士珍：《横议》二，《新世界学报》第9期。他们把个人命运与民族存亡紧紧联在一起，“吾不爱祖国，则祖国亡而吾辈死，爱之而行之，则祖国存而吾辈生”。《教育界之风潮》第5章。坚定地表示：“不受野蛮君主之压制”，也“不受文明异族之驱使”。《为外人之奴隶与为满洲政府之奴隶无别》，《童子世界》第24号。并且认为，当此“燃眉之急”、“朝不保暮”之时，“国魂惟赖书生唤，物竞都从学界争”《记江西大学堂改良事》，《苏报》1903年。4月4日。“如待学之成，则已国墟而人奴矣”！《浔溪公学第二次冲突之原因》，《选报》第35期。于是一次又一次发动斗争，以警醒国人，挽救危机。
2．反对专制的内在驱动。清王朝专制媚外，在学生心目中丧失了民族代表的资格。他们谴责清廷对列强“畏之如虎，媚之如狐”，声言：“政府不可冀其复振，同胞不可任其涂炭。”翁筱印：《有强权无公理论》，《童子世界》第24号。许多人清楚地把“国家”与“朝廷”区别开来，提出“民者，国之主人翁”陈君衍：《论中国是谁之中国》，《童子世界》第27号。的观念。既然“政府因循苟且，难以图存”《南洋公学学生王君怀沂启》，《苏报》1903年。4月30日。则“今之国家存亡系于庶民，不在政府”，“必吾国民群起为支那之主人，然后支那不亡”。《教育界之风潮》第5章。学生们对扼杀变法导致国难的清政府强烈不满，视为窒息民族生机的祸根。他们认为中国是“中国人之中国，而非异族之中国，外国人之中国也”陈君衍：《论中国是谁之中国》，《童子世界》第27号。鼓吹“外拒白种，内覆满洲”。《为外人之奴隶与为满洲政府之奴隶无别》，《童子世界》第24号。并进一步揭示中国积弱不振的原因，就在于几千年。的君主专制统治，“我中国二千余年。溺于尊君贱民之谬见，沉于扶阳抑阴之荒词，以至积弱于斯”。《伦理课程之评判》，《警钟日报》1904年。5月13日。面对列强侵略，“当局者非特不筹因应之方，反压制吾民以快其忿，政府病，中国病，一国之民，无不病于此焉”。《教育界之风潮》第1章。造成恶果的罪魁祸首，正是“前日之所谓皇帝，今日之所谓民贼”的专制君主。他们据国土为“私产”，民众以“战争非卫己矣”，“何乐而为之”？学生们还斥责那些“诩诩然以忠勇相励”的所谓“忠臣烈士”，不过是为专制君主卖命的“奴隶”钱瑞香：《论中国民族无尚武精神之原因》，《童子世界》第23号。对统治者吹捧为“中国之英雄”，而实则是“误国”罪人的李鸿章之流大加鞭挞，指出：“不举数千载破碎混乱之政而毁裂之、改革之，使前此之国贼民贼群贼人贼悉无所凭借，以存积重腐之窠臼绪余，则不可与言爱国。”只有推翻清朝，结束专制统治，才能“完全吾爱国之观念，施行吾爱国之实事”《教育界之风潮》第5章。。把革命排满，作为实现爱国宏愿的前提条件。
3．民主主义的广泛传播。1901—1905年。中国出现了一个办报热潮，在国内及海外出版发行的报刊达200种。仅据杭州、南京、武汉、南昌、镇江、扬州、常熟、泰州、衢州、埭溪、海盐等12个城镇的调查统计，主要由学生订阅的报刊就有51种，总销数达8200份。杭州调查表见《东浙杂志》第4期；常熟、扬州见1903年。9月22日、30日《国民日日报》；海盐见《浙江潮》第7期；其余均见《警钟日报》。同时还刊行了数百种革命宣传品以及近代东西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译著。这些书刊受到普遍欢迎，《江苏》、《浙江潮》、《童子世界》等激进刊物都一版再版，供不应求。《猛回头》初版5000部，“不及兼旬，销罄无余”《再版〈猛回头〉广告》，《游学译编》第11册。再版5000部，很快又被订购大半。清政府曾屡下禁令，规定“学堂如有购阅此等报章，及为寄售传播者，学生即时驱逐出堂，并加以惩治；堂中委员不事先禁阻，亦一律记过撤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67页。并禁止学生将学部准置以外的书籍带入学堂。1904年。军机处又开列《革命军》等20种书刊，通令严禁。不料禁令越严，流传越广。如《湖北学生界》开始并不引人注目，张之洞禁令一下，数千部立即售尽，“各处投函购阅者纷纷不绝”《再版广告》，《湖北学生界》第4期。于是再印数千部，还准备三版、四版。一些报刊书籍还开辟专栏或编出专辑，有针对性地对学界进行宣传，以多种形式，从各个方面积极鼓动学潮。
集会演说是学生接受民主思想的另一途径。当时各地进步人士广开演说会，多以学堂为会场，学生则成为主要听众。有人还以课堂为宣传阵地。周震鳞所编教科书专设《人种》一章，论“黄种中以汉族为最多最贵”《湖南学界之风云》，《国民日日报汇编》（二）。；蔡元培出题让学生论述“春秋战国时代的爱国者”；浙江台州黄岩县学堂以梁启超所撰《中国魂》为课本；湖南浏阳小学教员则通过重新解释旧观念，向学生灌输新思想。《浏阳小学堂教员曹典球开学讲义》，《湖南官报》第404号。
新式学堂客观上对转变学生思想也有显著作用。学生们聚居一处，不仅增强了团结，而且互相影响促进，有助于提高自身素质。蒋维乔曾深有感触地把自己入学前后的思想做了一个比较：“余昔从事学问，无一定之目的。今岁南菁改设学堂，既到堂后，与诸教习及同学志士相处，乃大悟新学界之别开生面。自顾平昔所讲求者，普通之学尚缺如也。堂中设理化、测绘、东文、西文、体操五科，余鼓其余勇兼习之，虽未能久，而余之思想发达，实始于此。”“故余今岁之动力，为生平未有。”“余乘此动力，颇窥新学径途，又多识沪上志士，而恨南菁学堂之腐败，去之。”离校后，他到常州开办修学社，联络同志结成团体，“以邑民同盟为国民同盟之基础”，从此，“学识始有所归宿，而抱定变革宗旨矣”。《鹪居日记》壬寅十二月除夕（1903年。1月28日）。
给学生以极大影响的，还有当时人“用以济目前倒悬之急”的“社会教育”，即革新革命的政治斗争。正如《苏报》所指出的：“十年。之间，闽严氏、浙章氏、楚谭氏、粤孙氏、梁氏，唱民权言革命，已大影响于学子之脑海。戊戌政变，谭浏阳以为国流血自命，而汉口、广东接踵并起，社会教育之势力，明效大验。”《说社会教育》，《苏报》1903年。5月24日。
民主主义的传播，使学生们“既睹世界外之风潮，大非生而盲昧、沉醉于经史中者可比”。《教育界之风潮》第3章。任教于京师大学堂的外籍教习说：该堂学生自称是将来主人翁，对当局和外籍教习表现出一种桀骜不驯的态度，使得敢于弹劾奕、载振等重臣亲贵的校长，“却可怜巴巴地惧怕这些不守规则的年。轻人”。1903年。12月20日巴克斯致莫理循，《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莫理循书信集》（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上，第298页。学生们对于专制政府、学校乃至家庭的压制，都坚决反抗，“以为不自由，毋宁死”《常熟殷次伊传》，《江苏》第4期。因而稍有刺激，则一触即发。在这一点上，对学潮持否定态度的《中外日报》倒是抓住了关键，它认为：“学生之滋事，实出于新旧思想之不同，非关于办理之不善也。”“新学无论何自而来，均足使自由平等之道入其脑筋……致粗鲁未化之新思想一得新学即行暴涨。”《论南洋公学事》，《中外日报》1902年。11月25日。一语道破学潮动因。
4．与学堂专制当局的冲突为直接导因。1901年。以后，进步人士普遍把救亡振兴的希望寄予学生，称之为“中国未来主人翁”。学生们也以加富尔、玛志尼、加里波的、西乡隆盛、克伦威尔，甚至拿破仑、华盛顿、林肯等东西方革命伟人自比。他们说：甲午战后，中国犹有“一线生机，实隐伏于学生社会之中”。然而，社会期望、学生自诩与实际境遇反差极大。当时官办学堂犹如“制造奴隶之大工厂”《无锡东林学堂之腐败》，《苏报》1903年。7月6日。民立者则多为山长塾师所把持，学生没有丝毫权利。《苏报》曾列举12大弊端，揭露学堂黑幕。《南洋公学一朝而同心退学者二百人》，《选报》第35期。详为：“一擅出法令；二威力束缚人；三教育不如法；四禁阅新书，禁止演说；五禁人在法律之自由，以自便其非法律之自由；六任用私人；七喜听谗言；八视教习为门客，无敬礼意；九视学生为奴隶，无体恤意；十以用人送脩敬为私恩；十一克减汉学薪水；十二侵及学生教习应有权利。”学堂把整个社会民主与专制的矛盾浓缩在一起，成为冲突焦点。身历其境的柳亚子说：“盖教育专制，万方同慨，而青年。子弟，苟非奴性独深，必不敢长居于黑暗，此破坏之原因也。”中国少年。之少年。：《中国灭亡小史》第4章，戊，《学界风潮》，《复报》第8期。学生们认识到，“欲自立于国家，不得不先求自立于学界，将由学界而发现而膨胀”。“惟有先长动力于学界，继长动力于政界，终则长动力于外界，三界均达，而后可实行而收其效。”因此，首先力争成为“一堂之主人翁”一学生来稿：《此之谓改良》，《中国日报》1904年。3月26日。借以“培养独立自主之品格”，然后“发达其民族主义，与欧美各强国争存于二十世纪之中”。然而，这一正当要求触犯了校方的利益和统治者的大忌，横遭压制。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学生们怒指专制学校为专制国家的缩影，毅然掀起退学风潮，把脱离学校压制的“直接之苦”，作为洗刷奴性，摆脱专制国家压制的“间接之苦”甚至“外人之羁缚”《教育界之风潮》第5、7、8、12章。的起点。南京陆师退学生自豪地将自己比作北美独立战争的抗英先驱，“将来新中国之事业，即基础于吾辈陆军第一番冲突”《江南陆师学堂学生退学始末记》，《苏报》1903年。5月6日。。进步舆论也形象地称退学为“摆脱旧中国建立新中国之小舞台”《敬告浙江志士》，《苏报》1903年。4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