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承认，写书和出书都是熬人的事。一方面，这部书前期阶段（从访谈到初稿）就历时一年多，是用时间“熬”出来的。作为一项颇为特殊的经济研究课题，其诞生过程，并非常规意义上的策划或写作。并且，一旦成书之后，当十多位学术大家的精彩见解分门别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时，人们或许并不会特别关心。在这背后，议程设置者曾经如何一步步地联络、设问、对话、梳理、行文、回访——实际上，整个流程远比这要琐碎。另一方面，这部书后期阶段（从修改到编排）亦几经波折，不仅要“熬”夜，也要“熬”心。尽管从初稿的意义上，可以认为这部书事先是在杂志上分期连载的，但要真正实现从片爪鸿泥的杂志专栏到自成体系的图书专著，必须经历一个化蛹为蝶的艰难进化过程。可想而知，最后这则编织成型、交由读者阅读的宏大经济故事，是多少激情与理想的集合。这个集合，恰好回答了我最终定下的书名：“中国经济缺什么？”——创新精神，以及理性。
一年多以前，当大洋彼岸的金融海啸波及中国实体经济，传统制造企业一片哀鸿遍野之际，除了欷歔与忧虑，我亦好奇：那些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法学家和思想家，会怎样看待这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对纾解内外失衡的中国式危机，又会有怎样的各自主张？时值年末，记者张新华向我提议：可否将“高端访谈”栏目办成你与经济学家对话的一个品牌专栏？对大家们想法的好奇，加上萦绕心头已久、立志打造系列专栏提升杂志影响力的深层次想法，让我立刻答应下来，并基于迫切驱散金融危机迷雾的经济时局以及找寻中国经济缺失的初衷，规定好了年度主题：向顶尖经济思想家“问计危机策”。这也即意味着，我自此要坚持每期对话一位大家。新华不辱使命，甘心当好我的助手。
前期，联系访谈对象、发放采访提纲、约定对话时间……反复邀约，直到一切妥当下来；对话现场，则不忘抓拍我跟经济学家们思想碰撞的瞬间；嗣后，又用心将录音整理成初具雏形的素材——当然，上述哪个环节实在“搞不定”时，这位名至实归的栏目主持，也不忘向我“紧急求援”。我呢，则反复核对他整理的录音素材，并用北大课堂及课后学来的经济学知识和相关理论，做好从整体到细节的层层把关，一边思考一边求证，不断对素材进行增删与调整。为了兼顾对话的专业性和可读性，常常会通宵达旦地写上几天几夜。经多番梳理、提炼、推敲，及至修缮成文。可以说，最终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文稿，往往源于我与大家们的对话，又超越对话现场。坦率地说，既然当初自己是出于好奇，才成全了这个专栏的诞生和存续，也就不曾有过站上巨人肩膀之想。但我的朋友们不干，前段时间，林坤找来了磨铁图书编辑，说要帮我把专栏出版成书，以延续其社会价值。这确实是桩好事。好事多磨。如今，书既成，欣慰自不待言，致谢必不可少。
首先必须感谢每一位支持我并接受对话的学者，他们博大的胸怀和非凡的智慧，令人难忘，让我受用终生。他们是：中国内地著名的法学家江平，著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张卓元、夏斌、刘伟、吴晓求、魏杰、盛洪、白重恩、艾丰、张文魁、魏加宁、黄桂田；以及海外著名的经济学家，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美国默顿·米勒（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研究奖获得者、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陈志武。（注：以上排名不分先后）在国内外学术界，上述名单里的任意一位，无不是各自领域内的翘楚和权威。眼前这部书，正是大家们各自思想精华的集中展现。在这当中，特别要感谢我的良师益友、为本书拨冗作序的经济学家夏斌教授。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尽管他身居金融所所长要职，却谦和地称我为“同事”、“小兄弟”。就在上个月，他被温家宝总理亲自聘任为国务院参事。
感谢我的母校——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前者给了我作为媒体人必备的素养，后者则让我在专业领域站得更高、看得更透。感谢我的老师们，尤其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刘伟院长、黄桂田副院长，以及何小锋、李心愉、王曙光等诸位教授。他们诲人不倦，引导半路攻读研究生课程的我，对学术研究从关注转向了倾注。特别感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副主任李明博士。作为我的顶头上司，他总是能将尊重信任与严格要求结合起来，让工作变得神圣而有趣。这部书从专栏到专著的历程，恰是与他精诚合作历程的简缩版。在前期访谈过程中，得到了樊纲、李稻葵、秦晖、蔡定剑、吴思、许章润、张鸣、任玉岭、汤敏、丁宁宁、向松祚等学者的特别指点，以及韩忠亮、刘丽坚、冯科、温观音、吴飞、欧阳君山、李力、陈建利、朱中原、杨剑、程洪瑾、惠丽鑫、冯啸鹏、魏小英、龚建辉、宋黎娟、黄杰雷、周为筠、宋守山等朋友的无私帮助。对他们长期以来的鼓励与支持，心中唯有谢意。当然，最应感谢的是一直在身后默默支持我的未婚妻，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修成正果了，这部专著也是我们伟大爱情的见证。在此，一并向给予我们生命与幸福的父母深深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