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日军锋芒直指北京。清廷无力抵抗，只得竖起白旗，投降议和。嚣张的日本人向清政府表示，他们不仅要清政府赔款和承认朝鲜独立，而且要求割地！此时的清政府已经是吵作一团，李鸿章、翁同龢等人主张决不能割地一寸，宁可多赔款；而以恭亲王为首的一干大臣则认为，如果不答应割地，日本人肯定不会议和，现在情形危急，为保京师无恙就只能顺从日本人的心愿。争论归争论，谁去议和签署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呢？清廷上下不管是慈禧、光绪还是满朝文武，当然谁都不愿意背上这遗臭万年的骂名。经磋商，慈禧决定先派一个忠实可信的洋员前往，既容易得知对方的意图，又不会引起对方的怀疑。几经挑选，选中了德国人德奎琳。谁知，日本人根本不见此人。后来又有张荫桓和邵友濂二人前往，日本人仍百般刁难，拒绝与他们谈判，而是直接指名要李鸿章来和他们谈。万般无奈的情况下，1895年3月4日，光绪帝正式发出了诏书，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给予他署名画押全权，让他出使日本。3月20日，在马关春帆楼，谈判正式开始。日本咄咄逼人，清政府则据理力争，双方唇枪舌剑，陷入了胶着状态。
4日之后，中日已经进行了三轮谈判依然没有结果。然而，当天下午的一声枪响，改变了整个谈判的进程。那天下午，李鸿章在谈判结束之后乘轿返回驿馆，就在李鸿章的轿子快到驿馆时，人群中突然蹿出一名日本男子，照李鸿章就是一枪！李鸿章头部中弹，当场昏厥过去。一时间，现场大乱，行人四处逃窜，行刺者趁乱躲入人群溜之大吉。李鸿章的随员们赶快把他抬回驿馆，由于随行医生的急救，子弹又没有击中要害，不久李鸿章就苏醒过来。面对着血迹斑斑的朝服，清廷这位73岁的老臣，在异乡他国，长叹说：“这血应该能够报效朝廷了！”
行刺事件发生后，马关警方很快抓到了凶手。经审讯，此人名叫小山六之助，21岁，是日本的好战分子。他不希望中日停战议和，所以决定刺杀李鸿章，挑起事端、激化矛盾，使战争继续下去。日方负责此次谈判的伊藤博文闻讯后气急败坏地说，这一事件的发生比战场上一两个师团的溃败还要严重！
清政府在李鸿章遇刺的第二天给李鸿章来电，除慰问伤势之外，还指示他据礼与争，争取更多的权益。28日，日本天皇下令停战；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签订了《马关条约》，也刻下了泱泱大国在清廷黑暗无能的统治下永远的伤痛。
李鸿章重乡谊
李鸿章在用人问题上非常看重同乡情谊。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对安徽籍求取官职功名的人非常关照。他在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凡是同乡前来投靠要官，他都接纳，并尽力委以官职，以至于局所军营都安排满了，外省人几乎没有了立足之地。
安徽怀远人刘铭传在家乡组建团练时，因事被判死刑，后得到看守的帮助逃跑，逃至苏州谒见李鸿章，李看在同乡情分上收留了他，并任命他帮哨之职。李鸿章还因乡谊任用过识字不多的小贩为道府官，刘铭传对此曾叹道：“把道府要差委以这种无能的人，哪有不坏事的道理！”
李鸿章对于科考中同乡人是否中试也极为关注，因为这决定日后官场上能否增加安徽籍官员的数量。光绪元年的恩科，顺天府乡试发榜的前一天，李鸿章在北京贤良寺设筵，邀请了几个同乡显贵，秉烛通宵等待考试出榜。等到天明，也没有应试的同乡来报告说榜上有名。于是派人到顺天府去看榜，结果安徽竟没有一个人中，李鸿章听到回禀非常不快，大声嚷道：“咸丰戊午年间，开科取士，没有我安徽籍一个人，结果闹出柏中堂大案，不要今年又闹笑话吧！”
张之洞的生活怪癖
张之洞号香涛，直隶南皮人，同治进士。他从步入仕途之始，就对朝中诸多问题持独到见解。清代资料关于他的记载随处可见。
张之洞性情乖僻，起居无常，一般都是每天下午两点左右开始入睡，到晚上十点才起床干活。幕府中人及下属有事，一般都要在半夜来见他，甚至有时候要一直等到天亮。有不知道情况的官员上午谒见，正是他神疲体倦之时，这些人要么被安排在门厅等候，要么就是谈话未已，张之洞已经闭目打盹，甚至鼾声大作了。后来，大理寺卿徐致祥参劾张之洞辜恩负职，说他“不按正常时间办公，起居毫无规律”。清廷谕令粤督李瀚章去调查处理。后来回复皇帝说：“如果夸他的话就是整夜办公，不敢有一丝的懈怠。诋毁他就应该说是不注意时间，没有规律。但是没有误过事，所以我以为这种小节没必要深究。”
张之洞最喜欢吃鲜果、糕点、蜜饯等物，处理公务的桌案旁边经常另放一个小茶几，上面放着各种鲜果及糕点十几盘，以备他随时取食。
张之洞喜欢守着桌子蹲在椅子上吃饭，最讨厌垂足而坐。
他的表兄张之万在写信给之京（之万胞弟）时说：“香涛（张之洞）饮食起居，没有一件事不奇怪。又生性喜欢养猫，卧室中常有数十头。猫有时把屎拉在书上，他就亲自拿手帕擦拭干净，居然不认为脏。还向仆人们说：‘猫不懂事，所以也不必责怪它，如果人这样可不行。’”
张之洞出身于官宦之家，本人科举及第又早，与潘祖荫、吴大澂等人曾在北京以流连诗酒、赏玩古董字画出名。后来，张之洞历任封疆大吏，爱好古玩的雅兴不减，并且自命精于古物的鉴别。某年，张之洞在京以高价购得一古鼎，斑斓璀璨，价值连城，之洞十分得意。回鄂时大张筵席，请僚属共同欣赏。他嘱咐家人在鼎中插梅花一枝，再注入少许水润花。没想到酒过三巡，鼎下竟有水徐徐流出，满堂惊愕，大为扫兴。经仔细检查，原来鼎居然是用碎片和胶粘接的。
张之洞升内阁学士还不到半年的工夫，就由李鸿藻保荐，放了山西巡抚。给他去道贺的人特别多。张之洞自然兴奋得不得了，他亲自写谢恩折子，得意忘形之中，写下了“敢忘八表经营”的话，一时传为笑话。（“八表”是八方之极，亦是“天下”的别称，“八表经营”一般解释为开国英主力战定天下。张之洞下笔不检，用了这句成语，这要是在雍正、乾隆年间，不丢脑袋也会丢官，但嘉庆以后，文字狱久已不兴，而且清流的口气，向来阔大，所以山西巡抚想经营八表，不过传作笑谈而已）。挖苦他最厉害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堂兄张之万。张之万曾经同时在身上带了两个挂表，有人便说，表只要准，一个也就够了。他回答说：“我带两个表不足为奇，我老弟有‘八表’之多。”
张之洞对于人才的选拔不拘一格，而且热衷洋务。经他派出留学的学生达数百人。学生出洋，张之洞必送行，等其回国则必定设宴接风。总督衙门有一挑水夫，人说今天总督接风的是留学生某某，挑水夫说：“这学生就是我的儿子啊！”
张之洞常居高位，又满腹经纶，故自命清高。他喜欢与文人名士交往，对僚属多不放在眼里，属下多有不满，但又都无可奈何。有一位布政使颇有点名气，但也是张之洞的下级，也不为张之洞尊重，张多次对他失礼。这位布政使对张十分不满。有一次，他又去总督府拜见张之洞，谈完公事之后，向张之洞告辞。按清朝官场礼仪，张之洞应将布政使送至仪门，但张之洞送到门厅就止步停下了。这时布政使回过头来，故作神秘地对张之洞说：“请大人多走几步，下官还有几句话要告诉你。”张之洞认为布政使另有重要内容要说，就又陪着他走了一段路，还不见布政使开口，这时两人己走到仪门，张之洞不耐烦地问道：“你不是有话对我说吗？”布政便说：“其实我只想告诉大人，按照礼仪制度，总督应该将布政使送到仪门，现在大人既已按规定把我送到仪门，就请你留步吧。”说完长揖施礼而去。
张之洞心性高傲，创办新政，讲究排场；爱好玩赏古董字画碑帖；经常请客宴会，诗酒流连；喜欢送礼赏赐，日常的费用自然很高有时候难免手头拮据。每当这时，张之洞就命人拿物去当铺典质。仆人一般都是拿皮箱去当，每口箱子当二百两银子，并不开箱看内里是什么东西，只照箱数付给银两。开春后银根松动，督署再用银两赎回箱子。总督当东西，这在清末官场也算是一桩奇闻。
张之洞的烧饼文
张之洞好风雅，自诩于钟鼎篆隶各类古文字颇有研究。偶然有一次，某同僚在去通州巡查的路上买了几个烧饼充饥，见其中一个烧饼的背面斑斑驳驳、弯弯曲曲好像文字一样，灵机一动，就拿纸拓下来寄给了张之洞，谎称是在北通古董店中见一古鼎，不知道是什么朝代的文物，现在把鼎上的铭文拓下来寄给你，希望以您的才学考订一下，以鉴此物真伪。张之洞接到拓片和书信以后，立即找来各种典籍，日夜参研，苦熬几天之后，郑重宣布是宣和图谱中的某名鼎，并且在拓片上提跋，历数某字、某字，都和图谱相合；某字因为年代久远铭文剥蚀；某字因拓手不精，致使字形散漫，并保证说此鼎绝非赝品。同僚见到回信大笑不止。
康有为历险记
百日维新失败后，慈禧重新上台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调兵三千，关闭京师九城门，停运京津铁路，并令步军统领衙门立即逮捕康有为与其弟康广仁。谁知康有为已经于9月20日天色未明时，带着仆人李唐，离开北京，乘火车去了天津。康有为不知道，就在第二天，北京发生了政变。
慈禧太后得知康有为已逃出北京、前往上海的消息后，大为震怒，火冒万丈。她立即发布密旨，诡称康有为进毒药丸谋害光绪帝，命令天津、烟台、上海的地方官严密捕拿康有为，一经捕获，立即“就地正法”。
慈禧的密旨由电报局传到天津。直隶总督荣禄得知康有为已在当天上午乘英轮重庆号渡海南下，便立即派水师的飞鹰号快艇追赶。飞鹰号快艇新从德国购进，时速为三十海里，超过重庆号商轮的航速一倍。此艇如果开足马力，定可很快追上重庆号。但该艇航行至中途时，管带（艇长）刘冠雄声音艇上煤尽而返回天津。实际上是因刘冠雄系北洋水师学堂的毕业生，在思想上深受该学堂总办（校长）严复的影响，同情维新变法，因而有意放走康有为。康有为不知不觉间又度过了一道险关。
9月22日，康有为随“重庆号”商轮到达山东烟台港。这时，北京清廷指示捕杀康有为的密电早已到达烟台的衙门中。清廷命令，“重庆号”商轮一到烟台港，道台衙门要立即派兵登轮拿获康有为，就地正法。但凑巧的是，那天道台李希杰因事离开烟台到胶州去，并随身带走了电报密码，留守的官员一时无法译出电旨内容，因而也不可能采取拿人措施。
这样，依然对北京发生政变浑然不知的康有为在“重庆号”商轮停靠烟台码头时，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处于杀身之祸的危险之中。他从容地登岸游览，买了六篓烟台苹果，沿着海滩拾了一袋彩色石头，然后才回到船上。等那位道台李希杰回到烟台衙门中时，康有为乘坐的重庆号商轮早已离开烟台港多时，正行驶在开往上海的海途中。
上海的情况不同于天津与烟台。一张危险的密捕之网早已张开，在等待着康有为的到来。上海的道台蔡钧及时接到了慈禧捕杀康有为的密电。为完成清廷命令，蔡钧立即派遣大量缉捕人员，由上海县衙门的黄某带领，前往黄浦江边的金利源码头守候。同时，他又派人设法搞来许多张康有为的照片，分交缉捕人员辨认。蔡钧还通知法租界巡捕房派出捕探，至码头守候。为了万无一失，蔡钧又商请上海海关税务司的洋员乘轮预先守候在吴淞口，带着认识康有为相貌的康之堂兄同往指拿。蔡钧还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分别发布悬赏告示，称凡捉住康有为者得重赏三千银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些参加缉捕的官兵、侦探、巡捕都张牙舞爪、磨刀霍霍，严阵以待。
蔡钧得知康有为乘坐的重庆号，将于9月24日到达上海，便立即照会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白利南，要求英方允许他派人登上自天津开来的所有英国轮船进行搜查与捕人。白利南拒绝中国派员登上英轮搜捕，仅答应由英方派两名英国巡捕上船查缉。
这时，英国驻上海领事白利南收到了在北京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发给他的电报，请求他援救康有为脱险。白利南请示了英国政府与英国驻华大使窦纳乐，得到同意，因而决定要尽量设法援救与保护康有为。白利南经过一番策划，派遣上海英租界工部局职员濮兰德将康有为主仆二人转送到停泊在吴淞口外的英国轮船琶里瑞号上藏匿，并派专人保护。康有为这时才知道北京的政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