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释迦如来应化事迹》，是清嘉庆十三年（公历1808年）皇族刻本。刊刻人为努尔哈赤之子多铎的四世孙和硕豫亲王裕丰。所依据的底本，则是乾隆五十二年（公历1787年）至五十八年（公历1793年），镇国公永珊邀集书家画工，历七年之久绘制完成的。永珊是康熙第三子胤祉的嫡孙。绘制者与刊刻者在当时都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刊、绘之间仅有十余年之隔，相信此书应该是世间最早的一部精刻本。永珊在刻书缘起中称，绘制过程曾“两经书手，三易画工”，可见用力之深著和绘制之精谨。书中包括二百零八个故事，每个故事都有图绘，有经说，生动地再现了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历尽千辛万苦成道传法的全部历程。而书法、绘事之均臻妙境，尤使此书具有收存观赏价值。
岁次乙亥春月，萧公子彦以重金购此书于京华。我有宝典，陋室生香，珍奇宝爱，不忍独享，公诸同好，愿付梓方，共襄法事，永住佛光。著名梵文学者、东方学家季羡林教授为之序，续修四库全书主编、大书家顾廷龙先生为之题签，无梦斋主人爰作小引。岁次乙亥六月十五小暑后五日。
（写于1995年7月12日）
“忆旧还寻陶令盟”
——序龚鹏程《北溟行记》
乙酉春节前夕，鹏程兄自台北打电话来，说他客座北大期间写的旅行随笔一类文字，不止我看到的那两篇，拾掇起来有六七万字，准备出一本书，叫《北溟行记》，希望我便中写一篇序。他的雅意让我略感为难。因为平生从未给任何一位友人或同道的著作写过序，没有“人之患”什么的理由，只是懒为此道。
电话那边的鹏程意识到我的迟疑，说要不把稿子先传过去，看了再说。于是鹏程的助理古明芳小姐很快传来了邮件，但我无论如何打不开装有文稿的附件。再传，还是打不开。后来改变格式传来简体字文本，才顺利打开了。刚阅读几篇，鹏程的电话来了，说已回到北京，不是催序，只为报告行踪。但在我，虽未答允，已分明感受到了压力，遂用足足一个晚上的时间，强迫自己通读了全稿。
我与鹏程相识已有十五六年的时光，见面不少，交谈不多。好像我们之间也不必做太多的交谈。一次与陈晓林先生三个人一起进餐，居然彼此无话。后来忆及此事，均不以为异，反而觉得有些深永的意味。鹏程既治学，又治事，学问和事功都做得有声色，是忙人，也是闻人。海峡两岸的学界，有谁不知道龚鹏程的名字？撇开担任陆委会处座的几年，他应该是台湾学者中来大陆次数最多的一位。不定什么时候，他就翩然地来了。研讨会论文他从来照交不误，但会议期间，却很少见到他的身影。他对按部就班的研讨，总有些不耐烦的样子。轮到他发表论文，也常常讲些近乎反调的即兴的话，然后就神行太保似的不见了。读了《北溟行记》，才知道这是他的惯技。会议没好好开，良辰美景、山川形胜、国宝异珍，却被他看了个够。
说到底他是个不喜任何拘束的人。我也是一样，参加会议遇有不知所云、言不及义的说辞，我会坐立不安，只好一次次地去洗手间暂避。但还会回来，不敢像鹏程那样果断，见势不好，溜之乎也。张艺谋导演的《十面埋伏》，媒体批评如潮，独缺正面解读。其实这是一部极具精神追寻的影片。民间帮会飞刀门也好，捕快衙门也好，都是禁锢个体生命自由的牢笼。他们各自规定的森严的律令，不过是驱动精神麻痹者跌入报复与仇杀怪圈的锁链。章子怡饰演的小妹和金城武饰演的捕头，在蓝天白云下，在令人震颤的爱情面前觉醒了，他们选择了追求个体生命的独立和自由的道路。他们愿意过像风一样的日子，共同飘到山野烂漫处。尽管对峙双方的首席或非首席执行官，最终扼杀了他们的选择，但那漫天白雪中的殷红的血迹，在诉说着独立与自由在苍茫中绽放出的绚丽的色彩。不是别的，正是自由、独立和爱情的面前，布防着重重叠叠、真真假假的“十面埋伏”，敢于和能够冲破“十面埋伏”的人，就能够完成人生的超越。
当然达至此种人生境界并非易事，所以《十面埋伏》把李延年的诗“北国有佳人”作为影片的主题曲，或作为背景音乐或由小妹反复吟唱。“佳人”的品质是“遗世而独立”，而结句“佳人难再得”，则是全诗的点睛。试想这是多么庄严、幽渺而富于哲学义涵的题旨。比起时下那些浅薄的搞笑以及歪曲历史的戏说，不啻有天壤之别。《英雄》亦复如此，她在各国争雄混战血流盈野的历史时刻，敢于倡言放弃，是何等气魄。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故不可不极审慎而明察。然今日之天下，以兵为戏，已司空见惯。连昧于兵家五事的阿扁陈也欲染指其间，不亦悖夫。国共两党争战二十余年，中有日人进犯屠戮，中华大地，血流飘杵。五十年小息，无论大陆还是台湾，都不过是小成，何敢闭目高蹈而忘其来路。儒家反认贼作父，佛家忌认贼为子。贼子贼父之不可倚，三尺童子如得母教尚且有知，当政者倘无智障，岂能不晓乎。鹏程《行记》“昧日”一篇，析此理甚详，读之与我心有戚戚焉。
俞曲园《病中呓语》预测其身后世事，多所言中，人以为神。其第五章：“大邦齐晋小邦滕，各自提封各自争。郡县穷时封建起，秦皇已废又重兴。”似指此前五十年的两岸情状。而第六章的诗旨，颇似今天：“几家玉帛几家戎，又是春秋战国风。太息斯时无管仲，茫茫杀气几时终。”亦可约略涵盖当今世界大势。
鹏程自是难得的人才，“遗世”和“独立”两种品格，他均当得。还是十多年前，一位长期旅美的既研究经济学又研究红学的学者，看到我主持的《中国文化》杂志编委中有鹏程的名字，他说这个人喜欢立异，别人这样说，他偏那样说。盖鹏程的性格，确有异乎侪辈、言必己出的特点。他为文简，视事易。揆诸中国思想史上的知行论，他类乎“知固易，行亦匪艰”的一派。为学则不专主一家，吾国固有学术的儒释道三教，均为其涉猎对象。不知者以为驳杂，然他于儒学能得其正，于道家能得其逸，于释氏能得其无相无住。他的学问过程是动态的，静中生动于他无缘，动中取静却给他以生命的欣悦。
他的天性本乎自然，情感乐见自然之趣，但理性认知，却倾向于识外无境。故他单纯的内心世界，不免存有矛盾，性简每为事繁所苦，知易行易的理想，又常为人事所挌。昔贤为学治事，讲求“知止”，大德智亦主定慧止观并重。鹏程辞陆委之处座，卸佛光之长校，北溟游走，浪迹天涯，吃狗肉，喝压酒，莫非已臻“知止”之境？去年10月7日，我与内子邀请鹏程参加北京知识界的“金秋有约”，他拈得的诗签是：“登仙非慕庄生蝶，忆旧还寻陶令盟。”也许可为之作谶。
然鹏程终归是古之文人与今之学人的同生体，就前一层面而言，他可以仰观浮云，俯鉴流水，浸润辞章，自得其乐；就后者而言，他却无法须臾忘情于政治，不能做到完全停止对社会的文化批评。他对台湾社会所持的批评态度，人所共见。客座北大访古览胜期间，大陆社会的诸般世相，也没逃过他的眼睛。百年中国文化传统流失的程度，以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为最甚，随着经济的腾飞发展，如今正在修补与重建的过程之中。但文化是一深层义涵，传统是一稳固形态，重建如果只停留在浅层模仿，则混淆古今、不分雅郑、荒陋不伦种种悖谬，殊难避免。故祭孔有颠倒祭品、牛尾巴猪屁股正对着孔子像的大不敬，参观世界遗产承德避暑山庄，看到街上有大红布条写着“本店新推出二嫂开苞豆腐”一类广告，推销工艺品的售货员，则一个个“背着清朝服装，见游人至，则皆唱喏”，“男人们也一句句大人万福”。而各种名堂的“学术会议”、“高峰论坛”，又如雨后春笋般争相竞办，不惜重金地“花钱买虚热闹”（红楼梦里赵嬷嬷的名言）。鹏程不禁发为感慨：“暴发大户人家的气象，总是如此的。”
他敏悟地发现大陆经济发展过速带来的某种隐忧，如果遇到机会我想他会坦诚建言的，只是这样的机会我们此地“永久住民”尚且乌有，他以客座来宾的身份，恐怕不易得罢。台湾的事他更念兹在兹地系念于怀，本书有好几篇都是关于台湾的诤言傥论。他不是逐臣，而是自我放逐，但屈、贾之忧怀，他多少是有的。幸好，他会喝酒，可以化解烦忧；他能写诗，可以稍释愁怀。
写到这里我才有了一点作文的感觉，不妨乘着文兴到鹏程学问与文章的“老房子”里再看看。他学问的本源是诗，为学的根基是中国诗学。他自述生平，只说自己的生命“兴于诗”，其实他的学问也“兴于诗”。他虽未因“诗”以成“礼”，却能够因“诗”以成“学”。2000年9月，鹏程尝以《云起楼诗》见赠，翻读数过，惊为古人之作。他的文章，也深得古人为文的脉理韵致。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诗文一科，他真的是窥见了堂奥，其文思之快，“日试万言”在他不成问题。至于驱遣文言到娴熟地步，今而后快成绝响了。《行记》中许多篇章，都因熟练地牵引古人诗文，而倍增文笔情趣。《天寒话诗词》一篇，与吴世昌先生商榷如何解词，他步步为营，“以强凌弱”，令人忍俊不禁。但又说吴先生不懂文学，未免太过。
也许在古诗文领域，他不时会有“举世无谈者”的孤独。所以当独行燕市之际，忽然得到陈兴武先生《蜗咏三章》，顿时喜形于色。陈诗确写得不错，尤其第三首：“独爱风流惜此身，行藏在我任时人，只今别访名山去，高蹈烟霞望绝尘。”诗味足，措意对景，可慰游子之心。但鹏程似更喜欢方仙桥的《海上》：“一念家山百感俱，吴江枫落渺愁予。杜根涤器甘穷死，梅福成仙定子虚。大错铸成新造国，余生留读未烧书。乾坤自此多长夜，只梦桑田见海枯。”他说每诵及此诗，也经常是“百感俱”。
鹏程感兴趣的另一领域是晚清史事，我猜想他也是由诗文而喜欢同光诸老，然后由诸老之诗文再入于兴衰变幻之历史。我不知道他是否同时也受到高阳的影响，高阳的小说越写到后来越逼近历史真境，至少他和高阳应该是忘年好友，彼此切磋晚清史事的机会不会没有。《北溟行记》中谈名园、谈帝京景物诸篇，如《雄秀》、《离馆春深》，以及由八达岭长城谈到《悲伤的铁路》，多得之于鹏程这方面的学养。《行记》中这类文章，如果不是对晚清的历史与人物掌故烂熟于心，断难写出。而且不只是见景生情，寻常讲些历史故实，而是借以发历史嬗变之感慨，寄寓深切的家国情怀。十七八年前鹏程初来大陆时，目睹中华文化命垂一线，他感到自己是个“文化遗民”，现在面对台湾有人要“去中国化”，他又感到自己成了“另一种文化遗民”。
鹏程呵，鹏程！你北溟行走得好辛苦耶。
附记：龚鹏程先生所著之《北溟行记》，2005年5月由台北文哲出版社出版。
呓语
我与《明报月刊》相见甚晚，她已经是翩翩一少年的时候，我才知道天下有此隽才。那是因了余英时先生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和《近代红学的发展和红学革命》两篇文章，虽然当时看到的是辗转相传的复印稿，还是让久蒙劫尘的我，有蓦然一曲来天地之感。这是我与《明报月刊》的初识，订交则是彦火兄主政之后。
现在《明报月刊》已逾不惑之年，我与英时先生因缘晤识，也到了“志学”之岁。环顾当今世界，蚁蝗磨转，不胜今昔。两岸三地，内地人讲的是金钱经济，台湾人讲的是诡道政治，香港人讲的是内地的经济和台湾的政治。当然不能说现在是无声的中国，但超越利欲力势的思想，越来越少了。经济学家自己装满了钱袋，已不懂经济。政治家昧于天道，尤其不懂政治。大学成了赚钱的机器，学术却滑坡了。文化不自觉的思想荒芜时代，似乎正在来临。
俞曲园老人易箦之时，写下绝句九章，说他身后二百年的世界，都在其中了。人以为奇，称作《病中呓语》。当时是光绪三十二年，也就是1906年，距今恰好百年之数。第一至第五章昭示的内容，我们在已往百年中国的世变中已经看过了。现在的世势应该是第六章：“几家玉帛几家戎，又是春秋战国风。太息斯时无管仲，茫茫杀气几时终。”第五章描述的：“大邦齐晋小邦滕，各自提封各自争。郡县穷时封建起，秦皇已废又重兴。”仍有余绪存焉。至于第七章、第八章提出的愿景：“六龙一出乾坤定，八百诸侯拜殿前”、“璧水桥门修礼教，山岩野壑访遗书”，陈寅恪先生尚且认为“邈不可期”，我们也不必翘首以待。
何况，人类对大自然的失礼失敬，正在引起剧烈的反弹。
（载香港《明报月刊》2005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