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这十多天，对在座的“80年后”和“90年后”的年轻朋友，都是极不平常的。正像我一开始引述的那位北川的中学生所说，从这一刻，“世界变了”，世界变得更大，更可爱，也变得问题更多，更复杂。更重要的是，你们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变了，这个灾难不断，骚乱不断，突发事件不断的世界，需要你们直接去面对，直接去参与，直接去承担了。事实上，在未作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你们就已经接班了。我说过，在这次救灾中，最引人注目，最让人感动的，一是民间的力量，一是青年一代的力量。冲锋陷阵在第一线的解放军战士，主力就是“80年后”、“90年后”的这一代青年。我注意到，香港的媒体，外国的媒体都在赞扬中国的年青一代，说你们绝不是“自私的一代”，而是有责任感，有献身精神的一代。我们前面说的“理想国家”的目标，要靠你们这一代去实现，你们将打造一个新中国，建设新社会，创造新生活，你们真正是“任重而道远”！
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做不了多少事，只能给你们鼓劲。我曾经送给你们八个字：“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现在，我还要送给你们六个字：“仁爱，宽容，责任”：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人，特别是年轻人，总是在瞬间成长的。你们这一代就在汶川救灾这一瞬间成长了。你们成长了，我们就放心了。
但我们还要一起努力！
2008年5月22、23日写出前半部分，5月25、26日写完。
附：在随后的讨论中，一些年轻人（他们都是北京各高校的学生）发表的意见的部分记录。
我特别感到无力，我对自己失望。我发自内心地想去帮助别人，这确实是我生命成长的内在需要。我懂得了“行胜于言”，也更认可我们一耽学堂的原则：“静默为主，做事第一”。我要永远追问：“我要干什么？”现在，以后，如始如终。
我第一次面对与思考：生命与死亡。我也第一次感到：我就是整个世界。我为生命的死亡彻夜难眠，我不止一次地追问我自己：活着的我，该怎么活着？我给自己定了十个字：感恩；理想；责任（奉献）；谢罪（为自己的错误，弥补过失）；享受（生命肉体和精神的欢乐）。
我反感于那些革命主义、英雄主义的宏大叙事，小资情调的“高傲的悲悯”。我警惕以“名义”说话，包括“爱”和“善”的名义，“爱国”的名义。我想听到真正的当事人的个人感受，我想将个人叙述从宏大叙述中解脱、还原出来，个人与个人对话。我希望交流，而不是对骂。我们手里并无真理，真理也不是唯一的。那些不被我们视为我们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感受，我们要和他们交流，应该给他们，也给我们自由表达的权力和管道，没有个体的群体是危险的。
我们向谁哀悼？是死去的个人，而不是偶像。“挺住，中国”，怎么不是“中国人”，“人”到哪里去了？
人文的关怀仍然缺失，不要打扰那些受难者，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叙述自己的痛苦，是残酷的。我们要真正的爱与自由，不能有任何的捆绑与压迫。
面对有组织的媒体，我们并不清醒，不是自觉，而是从众，我们的知情权并不全面。我们缺少独立思维的条件和能力。
我更希望听到真正的底层声音，普通人内心的真实感受到底发出来没有？
民间的力量还是太小了。
不能以仇恨支撑自己，动不动就“反日”、“反美”。
现在，有些救灾活动变成形式和表演了，应该警惕。要发自内心，不要组织；要尊重个人选择，不要以多数压少数。
重要的是“担当”。要问的是：“你来干什么？”你能担当什么？
我们正处在生死之际，危难之际，要增强危机意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文化重建刚刚开始，生活重建还没有开始。一切只是心理层面的期待。要回到生命的最基本点上，共同伦理上。任重而道远，唯其艰难，才有意义。
时代的问题要由这时代的人来解决，时代精神从时代实践中长出来。任重道远的另一个意思就是不能急，人性的事是快不得的。不要埋怨，不要猜忌，要积极行动。看准了目标，就一直往前走。
一百块钱，有多轻又有多重？
——雪灾救助活动的启示
2008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让中国人过了一个充满不安的春节，也唤起了最初的自救救人的行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耽学堂发起了一个“春节临时救助活动”，在社会上募集了数量并不多的救助款，分发给每一个参与活动的义工（志愿者），数额在一百元到三百元之间，要求他们救助给周围需要救助的人，并把救助过程和自己的观察、思考，内心活动如实记录下来，并最终集成《2008年春节临时救助活动纪实汇编》。一耽学堂的总干事逄飞先生将汇编送给了我。我读了以后大受感动，深得启发，对这些年我一直在关注的青年志愿者运动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当时就想把它写下来，但接踵而至的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全球经济危机，都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文章也就始终没有写成，但心里却一直惦着这件事。而且事后来看，年初的雪灾其实是预示着2008年的“多灾多难”的，而春节的这次救助活动实际也是2008年举国举世瞩目的志愿者行动的一个先声。因此，在准备将我写在2008年的文字汇集成书时，就想到应该把这篇“雪灾救助的启示”补写出来，也算是我也参与了的一段历史的记录吧。
按原定的计划，准备谈四个问题。
（一）帮助你身边需要帮助的人
正如一位年轻朋友所说，这次春节救助活动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是一种“个体对个体的救助”，曾庆滨（广州）：《关于个人参与社会救助的一点思想》。一切都要“一个人去面对”，这就意味着“义工一个人就可以做起来”，也就是“慎独其身”。刘晨（昆明）：《谁是最需要帮助的人？》，孙丽烨（石家庄）：《一耽学堂春节临时救助小组纪实》。据说这是一耽学堂的一个信条。我以为这是一个重要的理念与实践。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命题：“帮助你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同时，又产生了一个问题：“一个人是否能够与另一个人发生一种关联？”《一耽学堂春节临时救助小组座谈纪要》。首先，就要去“寻找”。这几乎是所有参与活动的义工都要遇到的问题：“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在哪里？这个问题看似简单，真要做起来，就有了许多的想不到的困难与曲折。这是为什么？原来“身边的人、事往往都是擦肩而过，更何况我们是多么容易忽略边缘地带、边缘人群”。史一可（沈阳）：《活动纪实》。我们所受到的教育，使我们只关心自己，自己的家庭，三五个同学，朋友，我们所感觉的范围其实是极为狭窄的，但我们却“不免咀嚼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鲁迅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些“人”和周围的广大世界里的“人”是隔膜的。因此，真正要找到“身边需要帮助的人”，打破隔膜，首先需要的是改变我们自己：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思想视野。于是，义工们走出了家门，到村寨里去访贫问苦，到养老院去看望孤寡老人，到大街去和流浪汉、乞丐交谈，用眼睛去看，用心去发现。这样的一个“寻找”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深入认识中国社会，中国国情的过程。一位义工说，他在寻找中真正感受到了“社会底层的艰辛，在灾难面前的无奈”。韩晓宇（西安）：《活动纪实》。尽管这样的感受、认识还是初步的，但却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正像另一位义工所说，“忽然发现关注生活的眼光都不同了：我开始观察并‘看见’平常被忽略的社会的另一面，那些歌舞升平、光明敞亮之下的卑微、苦难和黑暗。我密切注视昆明电视台最受群众欢迎、有直接的申报救急栏目的《街头巷尾》《都市条形码》节目，我上街散步时开始观察那些乞讨的人，街上相互搀扶的残疾人，我仔细看人们的眼神、衣着、表情……连同我的父亲也开始关注报纸、电视中的讯息”。刘晨：《谁是最需要帮助的人？》。
于是，又有了这样的自我质问：“我怎么判断对方是不是需要我的帮助？我的帮助真的能解决他的问题吗？我怎么在不伤害对方自尊心的情况下帮助对方？……”，尽管这样的质问难有答案，但至少表明我们的义工的思考中，不只是有“我”还有“对方”，他们在努力地寻找真正的心灵的沟通与理解，这或许是更重要的。而且还有自我反省：“我自认还是个善良的人，平时遇到需要帮助的人，也会尽自己之力。可是限于自己的生活圈子和个性特点，更多的时候，我对社会的责任感，对人的善心只是停留在心理层面的，很少主动地去付诸实施”。包萧红（北京）：《一百块钱怎么花》。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如何把我们的爱心变成行动，而且要把“为别人的努力成为生活的一部分”，高勋（吉林）文章（无标题）。也就是我在一篇文章里提到的，要使志愿者（义工）行动变成“习惯”：“把这种关爱、服务精神真正成为自我生命的内在需要，以至变成近于本能的反应：看见有人需要帮助，就不加考虑，自然而然地伸手相助。于是，这样的志愿服务，就会渗透到日常生活中：不仅积极参与志愿者的有组织的活动，而且一人独处时也会随时随地为需要帮助的人服务”。钱理群：《“我们”是谁》，文收《致青年朋友》。这次春节救助活动的一个特殊意义，就是它所倡导的“个体对个体的救助”，就是一种“一人独处”时的习惯性志愿服务，如其倡议书所说：“见孤老病苦人，我应尽一份力！见鳏寡流离人，我应尽一份力！见无望失助者，我应尽一份力！见困急危殆，我应尽一份力！见我心不忍，我应尽一份力！知我力不及，我尽我心！知我心无悔，我尽全力！”转引自范英梅（北京）：《活动纪实》。一位参与活动的义工说得很好：“做好事要顺其自然，恰到好处，不露声色，润物无声式的，那种太明显的，痕迹太重的，反而让我不安”。阎国华（北京）：《活动纪实》。这里所说的“顺其自然，恰到好处，不露声色，润物无声”等等，都是习惯性志愿服务所应达到的境界。——当然，在最初倡导时也不免要造些声势，但它最终还是要返璞归真，使随时随地“帮助你身边需要帮助的人”成为一件自然的事，成为我们每个人精神素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而成为习惯，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
（二）寻求心灵上相契相感
许多义工都谈到，他们在寻找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首先得到的反应是“怀疑的眼神和委婉的谢绝”，或者“沉默”，这是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的，因此感到困惑。
他们遇到的是我们的社会环境问题：这是中国的志愿者（义工）运动所必然遇到，也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位义工在他的总结里，提出了一个“官民心态”的概念，很值得深思。
首先是“官员的不作为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当我们希望我们的那些官员可以多为民勤政的时候，他们却不知所踪”。以上引文见张钰（武汉）：《救助款使用说明》。这样的冷漠和官员们对“招商引资”的过度热情、趋之若鹜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的，但就是这样的巨大反差暴露了我们的政府职能的根本错位：为社会，特别是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公共服务，本来是政府的职责所在，而“招商引资”本应是市场行为，是不应由政府主导的。政府的失职是今天中国社会救助问题如此严重的症结所在，这是我们必须首先确定并正视的。
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怎样的国民。义工们遇到的还有周围的人的冷漠，作为一个普通的学生，却要去管那些连政府也不管，甚至自己的子女也不管的残疾老人，这是许多人都不理解的，甚至要怀疑其动机，这都对义工形成了精神的压力。于是，又产生了这样的追问：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许多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改善了，但他们“心里富裕”了吗？张钰（武汉）：《救助款使用说明》。这也是暴露了中国的改革，以至“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根本问题的。
更使得年轻的义工难以理解与接受的，是被救助者的拒绝或怀疑。一位义工说，当他意识到身处社会底层的人，他们的“防卫心理很强，不容易去相信别人”时，是感到一种莫名的痛苦和迷惑的。林清洁（福州）：《活动纪实》。这样的“防卫心理”其实是不难理解的：这些年从政府到社会对这些弱势群体的欺骗难道还少吗？在当今的中国，有多少种力量在打着“为弱势群体谋利”的旗号，为自己谋利，又不断继续侵犯他们的利益！他们能不“防卫”吗？而这样的“防卫心理”，却又确实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心理的危机：人与人之间已经失去了基本的信任感。这是会导致社会危机的。
其实，连义工自己也不能不有所防卫。一位义工谈到，他去救助街上的乞丐时，是心怀“不安”的，他害怕遇到“假乞丐”，并由此而想到：“当那些‘假乞丐’剥夺了真正困难者生存的最后办法，连社会中人们最后一点怜悯心都要被玷污，我们最后一块同情的空间都不得不带上‘打假’的紧箍咒时”，他的心里是感到深深的“悲哀”的。刘晨（昆明）：《谁是最需要帮助的人？》。
心灵的“相契相感”，“感通心地”，唐鼎峰：《北京》：《救助记录》。这大概是所有的作为理想主义者的义工共同的追求。但现实却告诉他们，在当今的中国，人与人之间——义工和政府官员，义工和周围的人之间，救助者与被救助者之间，要达到这样的心灵的“相契相感”，是极其困难的，需要长期而艰苦的社会改造和人心改造，人与人关系的改造。但我们又不能等待，从另一个角度说，在这样的心灵并不相契相感的社会环境下，坚持救助行动本身就是一个“绝望的反抗”，是改造社会，改造人心与人和人关系的开始。这也是这次和类似的救助行动的意义所在。
（三）根本的意义在于传播爱心
这也是义工们在参与救助活动时，经常质疑自己的：个人的救助行为究竟有多大作用？
这样的质疑是有道理的：如前所说，社会救助的根本责任在政府。正像一位义工所说，如果看不清这一点，过分强调民间救助的作用，就会为在客观上为政府开脱责任，“掩饰了事件本身的残酷，甚至粉饰了太平”。包萧红（北京）：《花不去的一百块钱》。
在看清自己的限度，即我们的救助不可能根本解决被救助者的困难，只是“杯水车薪”之后，也不可忽视这“杯水车薪”的作用：送去的是我们的爱心，这却是生命的活水和火种。很多义工都谈到，他们在一些孤寡老人无人照看，有的连子女也将他们抛弃，因而处于极度孤独，情感也受到极大冲击的情况下，及时给予救助和关怀，就使绝望中的老人发出了微笑，“燃起了希望”，如一位老人所说：“活这么久，总算感到了真正的温暖”。参看：路永照（山东滨州）：《活动纪实》，陈显韬（兰州）：《救助情况》，郑礼华（长沙）：《活动纪实》。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义工救助的主要意义，就在于“传播爱心”。屈国家（南京）：《春节救助的感想》。
不可小看了这“传播爱心”的意义。在我看来，这背后有两个理念，很可以琢磨。首先是“做公益，应该先从治人治心开始”，雒申升（北京）：《活动纪实》。“人们物质上的匮乏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改善生活状态，而人的精神的亏乏更难解决”，也就更需要精神的救助。路永照：（山东滨州）：《活动纪实》。而且就救助本身而言，最重要的，也是“唤起被帮助人的自信”，激发出他自身的自救力量。史一可（沈阳）：《活动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