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过去一般的西方老百姓并不关注我们，因为我们贫弱，和他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是一个遥远而多少有些神秘的存在。而现在，由于我们的日趋富裕与强大，由于大家都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比如说中国货，已经进入了西方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我们成了他们休戚相关的存在了，于是，中国开始成为西方人关注的对象了。这本身是说明了我们在西方，世界地位的变化，中国已经不是晚清时代的“东亚病夫”，我们成了世界大家庭的独立而不可小看的一员了。看清这一点，我们自己在心理上要适应这种变化，不能老是用受迫害的被围心态来看西方世界，总是觉得别人“亡我之心”不死，是自己的敌人，用我前面的话来说，不能再用“恶意假使”来和西方世界相处。同时，我们也要防止“中华中心主义”的自大心理的复活，以为西方世界已经没落，需要中国来拯救。应该说，这是中国和西方世界在全球化时代的一次相遇，双方都是独立的，并且都足够强大，但彼此的信仰，价值观，所选择的社会制度，又是这样的不同。在这样的新的情势下，彼此如何相处？这是过去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应该说，双方都没有做好准备。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疑惧和误会，摩擦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不错，西方是有些人，有些势力，希望我们变得和他们一样，用他们的信仰、价值观、制度来改造我们，以实现他们理想的所谓“全球一体化”，这实际上是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文化的不尊重，我们应该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维护自己生命的独立性与尊严。在面对西方一些普通民众的疑惧、误会，我们也应该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让他们了解、理解我们的想法：这都是必要的，具有合理性的。但是，我们也必须尊重别人的信仰，价值，制度，如网上一篇文章所说，“我们毕竟是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既是希望以一个强国的身姿巍然崛起，就必须接受世界的审视，就不能完全否认别人的审视视角和评价标准，回避别人坚守的价值”。（杨逸鲲：《不同的世界，同一个梦想》）这需要交流，而不是对骂，在交流中要善于换位思考，不能只顾自己说得痛快，而毫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和反应。要学会从对方吸取，补充与发展自己，更要寻找前面所说的“最大公约数”，在普世性的价值基础上寻求心灵的沟通，生命的交融，就如同这次救灾时一样。
确实，这是全球化时代的新问题：世界要学会理解中国，和中国相处；中国也需要学会理解世界，同时重新理解自己，学会和世界，特别是和西方世界相处。日益强大的中国，在世界面前，应该有自己的独立和尊严，同时又谦卑，理性，有节制，有分寸，表现出“礼仪之邦”的风度。
关键是要宽容，不同生命之间在相互宽容中达到生命的相互依存，相互关爱：求同存异，这本来就是我们的中华智慧。
灾难将成为常态，我们如何应对？
最后，我要说的，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感受：2008年，真的是多事之年！只有五个月，就发生了多少事情！先是冰雪之灾，又是火车相撞，手足口病疫的流行，同时是西藏骚乱，火炬传递中的冲突，现在正面临汶川地震……，真不知道还有多少突发事件在等着我们！问题是，我们应如何看待？这正是我想和诸位讨论的第三个问题。
我有一个基本的想法：不能认为这是一种偶然；相反，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常态，也就是说，我们从现在起，应该有一个新的觉醒，要在思想上做好准备，中国，以至世界，将进入一个自然灾害不断，骚乱不断，冲突不断，突发事件不断的“多灾多难”的时代。
因为我们将面临两个大紧张。首先是人和自然关系的大紧张。20世纪人类在推行工业化的现代化时，对大自然的过度破坏，到21世纪就必然遭到大自然的“反抗”。连细菌都在“反抗”：人类原来制造了无数抗菌素，现在细菌就用变异来应对，“反抗”，又反过来造成了在瘟疫面前人类的束手无策而要进行新的发明，就像作家王安忆所说，“我们和自然永远处于较量，协调，再较量，再协调的关系中”。这一次大地震，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一次大较量，大协调。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和大自然协调相处，并且转变我们的观念：不要再“向地球去开战”了，而是要“敬畏自然”。但较量也还是不可避免，要准备好自然灾难频频。
其次，是人与人关系的紧张。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不同信仰，价值，不同利益的国家，民族，个体，都处在同一个地球村里，来往越来越密切，所有的国内问题都成了国际问题，反过来也一样。这样的密切接触，联系，固然使人的生命越来越相互依存，产生生命共同感，但同时也必然是摩擦不断，冲突不断。既相互批判，质疑，冲突，又相互支持，共处：这将是国内各利益群体，国际各国家、民族之间关系的常态。
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21世纪人类将进入一个“多事之秋”，发生灾难，突发事件，那是常态。——如何应对灾难和突发事件，这就是当今之中国，面临的第三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有世界性的。
我以为，中国1975年的唐山地震和这一次的汶川地震，都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这大概不是偶然的。人们在面临汶山地震时，总要谈到唐山地震。我在地震第三天在网上看到一个《从唐山地震看汶山地震》的短片，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和老伴一直讨论到凌晨二时。唐山地震是一个大悲剧，又创造了三大奇迹。说是“大悲剧”，不仅是因为死亡人数特别多，更因为这是早有预报（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本可减少伤亡的灾难。预报的被忽视，显然是因为那是一个“政治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时代，政治任务（当时正在轰轰烈烈地批判“邓小平右倾翻案风”）大于人的生命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但当时也有坚持“人的生命更重要”的干部，某县的县委书记就抱着“宁愿丢掉乌纱帽，也要保一方百姓性命”的决心，而提前报警，创造了全县无一伤亡的奇迹。第三个奇迹是开滦煤矿因早有预防，也无一伤亡。
这次汶山地震，据说也有预报，也未引起注意。网上有许多传闻，这是应该由政府当局来加以说明的：老百姓应有这样的知情权。如果果有其事，按照这次地震所确立的“人的生命重于一切”的原则，是应该对有关部门问责的。
我在这里要讨论的，是另一个重要的教训。前面说的唐山地震的三大奇迹的创造，是因为执行了周恩来制订的三大治灾原则，即“预防为主”，“土洋结合”和“群防群治”。当时的地震预测工作，不仅依靠专家，而且组织了一支强有力的群众业余的预测队伍；而预测的成功，除了利用了科学仪器，而且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取象比类”的土办法，还充分利用了古籍中的历史文献。很显然，这三大原则，是那个时代的宝贵经验，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经验”的重要组成。
问题是，这样的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经验在改革开放以后，却被我们自己否定，抛弃了。群众预测队伍撤销，完全依靠专家；“土法子”被抛弃，完全迷信于现代科技；“地震不可预测论”成了指导思想；坚持“土洋结合”的专家被排斥。问题是，这样的对自己的社会主义经验的忽视以至抛弃，不仅发生在地震研究界，而且在医疗卫生、体育、教育各领域都有突出的表现。比如，医疗卫生方面，“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的方针，重视农村卫生工作，发展合作医疗的指导思想和做法；体育方面，以提高全民身体素质为首要任务，特别重视青少年的健康，并有相应的制度保证；教育方面，对普及教育的重视，对工人、农民子弟教育权利的特别维护，大力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中等专业教育，对包括中等师范教育在内的师范教育的重视，等等，这些已经取得成效，比较成熟的我们自己的经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在所谓“和国际接轨”的口号下被忽视，以至抛弃了，直到最近几年，才稍有恢复，但在指导思想上却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这次汶山地震再一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要知道一切思想与工作的失误，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这样的“抱着金娃娃讨饭吃”的蠢事，再也不能做了。在我看来，中国社会主义实验中所形成的这三大经验，应该成为今天的中国应对将成为常态的灾难，突发事件的三大法宝，而且应该吸取国际经验，加以发展。
一是“预防为主”。首先要有危难、危机意识，准备持续作战，这就必须早作预防，时作预防，并且形成预防体制。在这方面，日本的“防震避难融入日常危机意识”的经验就很值得重视（参看2008年5月19日《文汇报》报道）。
二是“土洋结合”。这里我想向大家推荐一篇文章：《雪灾教我们要更加尊重体力劳动》（作者：赵修义，载2008年2月14日《文汇报》），这是我所看到的唯一的一篇总结雪灾经验的好文章。文章说，“在自然灾害肆虐，造成无数的电网结冰倒塌的时候，我们从电视上看到的最惊心动魄的画面是，崇山峻岭中电力工人在数十米高的铁塔上，手持木棒、铁扳手或橡胶棒敲击结冰的电网”，“而最感人的画面是破冰的解放军战士一双双伤痕累累的手”。作者说：“这些触动心灵的画面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技术发达的现代社会，尽管我们已经有了许多技术装备，但是人的双手、人的体力还是最基础的。在诡谲多变的大自然面前，现代化也有其脆弱的一面，而克服这种脆弱性的法宝，就是人的体力，人的双手，人的智慧和勇气”。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反思：“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在一段时间里，我们一些同志在强调智力和脑力劳动的重要性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漠视了体力劳动的意义。加之，市场经济带来的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冲击，使得一些人把‘劳动创造世界’这个平凡而重要的真理忘却了”，“现在雪灾来教育我们了，该改变一下这种轻视、贬低体力劳动的愚蠢观念了”。文章最后提出：要“让尊重劳动，尤其是尊重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成为社会风尚”，“学校教育要把培养劳动观念和劳动习惯纳入教育计划”，“各级政府要真心实意地把落实‘体面劳动’的要求落到实处，逐步提高劳动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让尊重体力劳动体现在制度上”。这都说了要害。我在今年年初的雪灾中，最感痛心的，是在电视上看到那两位抗灾中牺牲的湖南电力工人家里一贫如洗的状况，不禁想到，在灾难降临的时刻，是这些普通的百姓，普通的劳动者挺身而出，救国于危难之中，而我们又是怎样对待他们呢？在灾难过去，我们是不是又把他们忘却了呢？在这次震灾中，又是这些普通的士兵，普通的农民、工人、市民，站到了第一线。我们自然会注意到，在险恶的自然条件下，一切现代化设备都无法发挥作用，显示其脆弱的一面时，依然是靠人的体力，徒步行进，靠人的双手，用土办法来救急。当然，现代化装备仍然起了主力的作用。这次救灾，正是显示了土洋结合，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普通劳动者和专家结合的威力。这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优势，切切不可放弃。
还要说一点，所谓“土洋结合”，在文化上来说，就是“尊重中西文化优势互补”，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也是左右摇摆，忽而“全盘西化，洋化”，忽而“中国第一，越土越好”，而且至今还存在着两种力量，各执一端；但我看来，最终还是要走“中、西结合”的路。
三是“群防群治”，其实就是“政府，专家，群众”的三结合。在这次救灾中，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两大动员，一是政府为主导的“国家动员”，二是民间社会组织和个人为主导的“社会动员”，正是这两大动员，把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物质与精神的力量，空前未有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形成了巨大的力量，举世瞩目，我们自己也料所不及。这是一个重要经验：政府的主导和民间的社会参与和监督，是缺一不可的；两者应该建立相互信任，相互补充的关系。民间的参与，本是中国的传统，但过去对民间力量的独立性与独立作用却重视不够，往往成为政府行政的附属力量，受到政府权力的控制与限制。因此，我们需要从公民权利与公民社会建构的高度，重新认识民间社会组织的社会参与作用，并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来重新认识民间社会组织的社会动员的作用，逐步形成国家动员与社会动员相结合的全民动员体制，只有这样的全民动员才能应对我们前面所说的日趋严重、频繁的灾难和各种突发事件的挑战。
当今中国问题，时代精神，青年使命
我们最后作几点总结。
一，当今中国面临着三大问题：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进入小康以后，要走向哪里，需要重建怎样的制度，文化，价值和生活？日趋强大的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和与自己有着不同信仰，价值，制度的西方世界相处？面对将成为生活常态的灾难，突发事件，将如何应对？
二，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并正在形成的三大精神：一是以生命至上为核心的仁爱精神，二是以多元社会、文化并存为核心的宽容精神，三是以社会参与和承担为核心的责任意识。
由此提出的，是一个理想的国家目标：建设更加人性化的仁爱中国；建设和国内各民族，和世界和睦相处的礼义中国；建设对国内每一个人的生命负责，对世界和平发展负责的负责任的大国。因此，必须对和这三大目标不相适应的观念，意识形态，制度进行全面的改革。
这同时也是对我们自己的要求：要学会关爱，学会宽容，要有责任感。
这里，我想对“宽容”再多说几句。大概有三点意思。其一，我们是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人多势众，惟其如此，我们就一定要宽容对待异己者，不要以势压人，不要咄咄逼人。要习惯于总是有人对我们指指点点，提出质疑，批评，要习惯于被人误解，猜疑，以至反对，对这些异己者的声音，要择其善而听之，其不善者则不听之，但不必作过激反应。其二，还要有自我反省的精神，不要自以为是，自以为真理在握，要学会在和不同意见的论争和自我置疑中探索真理。其三，任何时候都不要忽视个体，要保护少数。在国家意识特别强烈和民族精神高扬时，尤其要注意尊重和保护个体的独立选择自由，少数人保留自己不同意见的权利。我们这个国家太容易“舆论一律”，形成“多数暴力”，我们自己也很容易在集体有意识与集体无意识，在群体意志和所谓“宏大叙事”，有组织的舆论导向面前，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一个健全的社会，任何时候都不能只有一个声音；我们要学会和与你想法不一样的少数人对话。
三，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