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训”
务本节用则国富，进贤使能则国强，兴学育才则国盛，交邻有道则国安。
“辞疑”
（1）务本节用：抓住生财根本尽量节约开支，即开源节流。务本：古代经济以农为本，务本就是搞好耕织根本，努力创造财富。节用：有计划地合理消费，节约开支。出自《荀子·成相篇》，原文是“务本节用财无极”。（2）进贤使能：举荐贤者，任用能人。进，推荐、选拔。使，任用。贤，有道德。能，有才能。也叫“进贤任能”，出自《礼记·大传》，原文是“圣人南面而听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与焉：一曰治亲，二曰报功，三曰举贤，四曰使能，五曰存爱。”（3）有道：有道义，守道义。
“训义”
抓住生财根本努力节约开支国家就会富足，选拔任用德才兼备的人国家就会强大，兴办学校培养人才国家就会昌盛，与邻邦交往信守道义国家就会安定。
古往今来，无数英雄豪杰、仁人志士莫不以天下为已任。
一个胸怀大志、道德高尚的人，应当自强自立，健进不休，终日不懈，晚上也要戒惧警省。如能常以危厉自警，虽处危地，最终不能有咎害。
这个时候，要时时振奋自己的精神。但这还不够，还应事事小心谨慎，连夜晚都不能疏忽大意。只有这样严格地要求自己，才能够取得成功。
春秋之时，吴越争霸，吴国取胜，越王勾践成为阶下囚。勾践都伪装驯服，屈侍吴王。勾践在吴国穿罪臣衣裙，蓬头垢脸地从事养马等贱役。每当吴王乘车出游，勾践都要手执马鞭徒步跟在马车左右。吴王染病，勾践不吝口尝吴王的粪便，终于被吴王释放回国。回国之后，勾践一心报仇，当眼睛疲倦想自学的时候，他就用一种叶职针剌一般的草来扎自己，脚感到寒冷了，他反倒将脚浸在凉水里。冬天，他抱着冰，夏天，他靠着火。睡觉的时候，他不用订褥，而是躺在柴草上，他还将苦胆悬挂在住处，每天早晨起床之后，每天临时睡之前及饭前饭后，他都要尝一尝苦胆。为了富国强兵，越王勾践日夜不敢松懈，以至传下来了“卧薪尝胆”的成语。
在现代社会，一个有志与成功的人，也需要有“终日乾乾，夕惕若”的精神。否则，将无法踏上成功之路。因为人在事业发展之初，必招致各种嫉恨流言，稍有软弱、不慎，就很容易被暗箭射翻落马；但只要坚强不息，加上小心谨慎，就可创造更美好的前程。
古语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虽然人人不可能都成为“治天下”之才，但我们的商业、政业同样需要用圣贤的治国之法去实施管理。而孔子在为官道政业方面的主张，则是他践行仁德、兼济天下的具体表现。这不仅显示出他积极入世的强烈愿望，更表出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宽广胸怀，为当今的为政者做出了光辉的榜样。
孔子的“为政以德”的思想是说，统治者如果实行德治，群臣百姓就会自动围绕着你转。这是强调道德对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这是孔子学说中较有价值的部分，表明儒家治国的基本原则是德治，而非严刑峻法。唐大臣魏征性格耿直，以敢于直谏流芳青史，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为了扩充兵源，补充军队，下令把征兵年龄由十八岁到二十一岁改为十六岁以上，要强征十六岁以上不足十八岁的少年入伍。这道命令须得魏征的签字，但是魏征拒绝了，唐太宗问他理由，他回答说：“失信与民”。唐太宗很恼火，反问道：“我有什么失信于民的？”魏征回答说：“陛下即位时下诏宣布，全部免征百姓以前拖欠国家的财武，但是部门还在催缴；陛下下令已经服役已经缴纳租调的，从明年开始免除，现在不仅不免除，还要征兵，这不是失信于民是什么？”终于使得唐太宗收回了成命。
孔子说：为政者修养个人的品德，制定政策注重民众的感受，让更多的人从中受惠而不是产生人为的不公正。那么，政令的推行就如同天上的北斗，不需要任何外力的强行推动，自然而然的就会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与欢迎。
最重要的是，孔子在这句话中表述了儒家最精要的思想，为政者只有为民众所想，不怀偏私之念，才不会为民众所弃。这种思想穿透了历史的长河，至今仍然涣发着智慧的光芒，是我们国人永世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治大国若烹小鲜”，最早说这句话的人并不是老子，而是中国古代一个名字叫“伊尹”的大政治家。伊尹辅佐商汤取得天下以后，又辅弼商朝四代帝王，成为五朝贤相。伊尹出身厨师，因其深通先“烹菜”后“烹国”的治国之道，被人们称为“烹调之圣”，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大都把伊尹的治国之道牢记在心。
“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意思是：治理好一个大国家，就好像要做好一条小鱼一样。这是个比喻，“烹小鲜”就是煎烹小鱼。这是用烹鱼比治国。小鱼很鲜嫩，用刀乱切或在锅里频频搅动，肉就碎了。国家的统治者治理国家，要像煎小鱼那样，不要常常翻弄。这句话包含两方面的含义。第一，见微知著，从小的可以看出大的，或通过一小部分看出整体；第二，就是要像煎小鱼那样，不要用筷子去翻动，一翻就烂了，吃起来就不好吃了。治国不是小事，主政的人肩负着天下的重任，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举一动都要非常小心谨慎，切勿盲动。一项措施的制定，一项政策的出台，都要考虑再三，看它是否适合国情，会不会扰民，能否给老百姓带来实惠。尤其是治理一个大的国家，更要谨慎。
“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流传极广，深刻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家们。它的意思是，治理国家就像煎一条小鱼一样，一定要谨慎小心，切忌大肆炒作，政纲也不要频繁更迭。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在煎鱼的时候，不要随便翻动，如果翻得太勤，鱼就容易碎；当然如果一动也不动，则难免把鱼煎糊。因此，只能将调料、火候掌握得适中，文火烹煮，不急切，不燥动；这样煮出的东西，才会色鲜味美；如果火候不对、调味不对，加之心烦气燥，下锅后急于翻动，东一下，西一下（看似“有为”），最后煮出的东西“一团糟”，色、香、味什么都没有了，肉也碎了（却没有绩效）。“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寓意深刻而又简明扼要地向我们揭示出为政的关键之所在。要保证一个社会的平安和繁荣，治理者必须小心谨慎，认真严肃，要清净无为，不扰害百姓；否则，灾祸就要降临。如果为政者以个人的主观意愿，随心所欲地改变社会，朝令夕改，忽东忽西，老百姓就会无所适从，接着就是人心大乱，社会大乱。相反，如果为政者制定的政策法令能够一如既往得到坚定不移、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的话，就会收到国富民强之效，这样连外敌也会忌惮三分。结果就是达到了“无不为”和“无不治”。
所以，统治者治理国家，企业管理者管理企业，道理跟烹煮小鱼一样，不要常常翻弄。因为，一个企业几十人至上万人，国家十数亿人，如果制度反复无常，老百姓就无法适应，大家的行为无所适从，不知该做什么才好；最终使人步调不一，思想混乱。如果制度稳定，大家就会心情稳定，就会专心于工作，出大成果。
“钱门名爵”
钱永健，是美籍华裔化学家，是2008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之一。
钱永健（Roger Yonchien Tsien，1952年2月1日-），美国生物化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圣地牙哥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物化学及化学系教授。汉族，1952年生于美国纽约，祖籍浙江杭州，是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堂侄。
钱永健1952年出生于美国纽约，父亲是一名机械工程师，舅舅们在麻省理工学院当工程学教授。童年时代的钱永健就显露出科学天赋。
由于儿时患有哮喘，钱永健不得不尽量避免室外运动。他经常花上数小时在地下实验室中做化学实验。实验产生的鲜艳色彩让他着迷。
16岁那年，凭借一个金属易受硫氰酸盐腐蚀的调查项目，钱永健在美国全国性奖项“西屋科学人才选拔赛”中获一等奖。这项比赛现名“英特尔科学人才选拔赛”，是美国历史最久、最具声望的科学竞赛，参赛者以高中生为主，又称“少年诺贝尔奖”。
钱永健1972年获哈佛大学化学和物理学士学位，时年20岁。
1952年出生于美国纽约的钱永健在新泽西州利文斯顿长大，后进入哈佛大学学习，20岁获得化学和物理学学士学位并前往剑桥大学深造，1977年获得生理学博士学位。1981年，钱永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在那里工作8年，成为大学教授。1989年，钱永健将他的实验室搬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现在他是该校的药理学教授和化学与生物化学教授。
钱永健祖籍中国浙江杭州，他们家是名副其实的“科学家之家”。父亲钱学榘是美国波音公司的工程师，舅舅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学教授，堂叔是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哥哥钱永佑是神经生物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斯坦福大学教授，堂兄钱永刚则是中国解放军某研究所高级工程师、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
钱永健长期的合作者、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家显微成像与研究中心的主任马克·爱利斯门说：“钱永健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他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大脑，不仅因为他能够深入思考如何填补已知科学领域的空白，更因为他知道如何发现新问题。他挖掘得很深，理解问题又快，还擅长把问题的各部分统一起来看，发现新的研究工具，以此帮助其他科学家挖掘其他新问题。”
凭着在化学与生物学方面的天分，钱永健找到了让绿色荧光蛋白更亮更持久发光的方法，并创造出了更广泛的荧光蛋白色彩，包括黄、蓝、橙等颜色。“我总是被色彩所吸引。”钱永健说，“正是色彩让我的工作更有趣，当工作进展得不顺利时，因为色彩，我可以把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如果我天生是色盲，估计我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
绿色荧光蛋白为生物学与医学实验带来革命，它发出的荧光像一盏明灯，帮助研究人员发现生命体在分子层面和细胞层面的诸多反应。美国国家幼儿健康与人类发展学会的细胞生物学负责人杰尼佛说：“钱永健有巨大的影响，正是他，展示了以绿色荧光蛋白为基础的反应物的一系列应用可能，并推动了这一切在生物学界的使用。钱博士对于细胞生物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钱永健因为在荧光蛋白研究领域的成果，被授予诺贝尔化学奖。其实，兴趣广泛的他，并非从一开始就选择了这条道路。
对于自己的科研生活，钱永健曾有一句话：“你的科研应当理想地贴合你的个性，这样，当你遇到那些不可避免的失败时，才会有一些内在的快乐支持你。”这句话，似乎正是他人生的写照。
获得诺贝尔奖之后，钱永健说：“我这些天的任务就是坐在电脑前回复电子邮件、完成各种报告。”对于他来说，下一步的目标，是自己的发明能应用于癌症研究。
“我的DNA来自中国，我们家是一个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的混合体”
中国是钱永健生命里无法回避的主题之一。众多记者对他的华裔身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在回答“与中国有什么联系”时，在美国出生并长大的钱永健显示了他的幽默：“我的DNA来自中国，我还有不少亲戚在那里。我们家是一个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的混合体。”
自1957年杨振宁、李政道首开华裔科学家获诺贝尔奖先河，钱永健已成为第七位获此殊荣的华裔科学家。
钱永健表示，华裔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会令华人感到骄傲和自豪，也能激励更多的中国年轻人投身于科研事业。“因为我是华裔，可能很多中国人受到很大鼓舞，希望更多的中国年轻人也能投身到基础理论研究中来。”
在北京得到钱永健获奖消息的钱学森老先生很高兴，向钱永健表示了祝贺：“永健虽然出生在美国，但他父母都是堂堂中国人，因而此次获奖既是中国人的光荣，也是我们钱家人的光荣，可喜可贺。”
“钱氏风流”
钱王祠
钱王祠位于杭州涌金门外西湖之畔，宋朝统治者为表彰吴越国钱氏纳土归降，于北宋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将龙山（现玉皇山北麓）妙因寺改建为表忠观，由知州赵拃主持，在龙山西南妙因山下修建，旁有钱元瓘、钱弘佐二王之墓。苏轼撰书《表忠观碑记》，以祀奉钱镠等五王。朝廷赐田三百亩，由钱氏的后裔子孙守护在侧。
元时祠与碑均曾一度圮毁。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浙江督抚胡宗宪将柳浪闻莺处钱王故苑所修灵芝寺，改建为表忠观。杭州郡守陈柯重新摹刻苏轼的《表忠观碑记》，正宇供奉有钱镠等五王遗像，时有钱镠第十九世孙钱德洪自余姚前来守观，后又几经兴废。清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圣祖南巡，御书“保障江山”四字匾额，奉悬正中。雍正年间又添建功德崇坊、御碑亭、彭祖阁等。乾隆年间，钱泳等人呈请有司修治，阮元为之立石纪事。民国初，钱氏后裔又予修葺，至今祠址为聚景园。祠内有宋代以来许多帝王与文人的题记，碑则被移至杭州碑林。
钱元瓘墓
钱元瓘系钱镠第七子，葬于后晋天福七年（公元942年），其墓位于浙江杭州玉皇山南麓，有三室，墓壁有四灵、十二生肖等石刻造型，其中后室的石板盖上面刻有星象图有紫微垣与二十八星宿。据说最初有星数200余颗，现存也有180余颗，堪称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星位图，不但较之著名的苏州文庙所藏南宋星图石刻还要早300多年，而且面积亦超出数倍，实为一件十分难得的稀世宝物，对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钱谦益墓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他的一生充满波折，但由于曾经变节降清，而为士林所不齿。尽管降清后他又秘密参加反清活动，却难以改变旧日所为，终为世人诟病。其墓位于江苏省常熟市西郊虞山锦峰钱氏故宅拂水岩侧，其家白南宋末便迁居至此。钱谦益死后由常熟县士大夫王梦鼎、陈金如等人为其下葬，后来常熟县令为他修葺了墓碑，题镌“东涧老人之墓”，系钱泳所书。其妻柳如是之墓亦在附近。
钱大昕墓
钱大昕为清代太仓州嘉定（今属上海）人，其家为嘉定有名的望族，人称吴中七子之冠，著述累累，是乾嘉学术的重镇。其墓位于上海嘉定县外冈镇秦徐村钱氏故里，20世纪80年代进行过修复，墓碑为顾廷龙先生所题。镇西有钱氏宗祠，共有屋3间。另外，钱氏故居潜研堂亦为三间厅堂，位于嘉定县城内孩儿桥一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