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朱高炽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十五日登基，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五月十二日病逝于钦安殿，享年48岁。明史说他“东宫监国，朝无废事”，“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由此可见，仁宗在位时间虽然很短，却承成祖之初治，启宣宗之大治，在明代世上是有地位的，对朱明帝国也是有很多贡献的。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朱高炽即皇帝位，是为仁宗，他在治国方面颇有建树。仁宗在治国方面是个英明君主，但他继承父亲朱棣的皇位却是非常艰难的，可谓是历尽艰险。
由于明成祖朱棣是以藩王起兵夺得帝位的，因此，他对藩王权势过重的祸害自然十分清楚。但是，他是援引“祖训”的名义起兵的，是以藩王利益代表者和保护者的身份“清君侧”的。因此，他即帝位后，既要表面上维护祖宗成法，又要削除实际上来自藩王势力对新政权的威胁。
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朱棣恢复了被建文帝贬削的几个藩王的爵位，并有所赏赍，示之以恩。但时隔不久，他便找各种借口，把谷王迁到长沙，把宁王迁往南昌，并削去代王、岷王和辽王的护下兵。齐王在长沙骄纵不法，阴蓄刺客，私造兵器，并拘留告发他的朝廷官吏，朱棣便把他废为庶人。后来，谷王也以谋反罪被废。宁王到南昌后，有人告发他“巫蛊诽谤”之罪，朱棣派密探侦查，但未找到证据，不了了之。他从此行韬晦之计，终日以鼓琴读书自娱，总算平安无事。永乐十八年（1420年），周王被控企图谋反，第二年朱棣召他入京，把揭发他的状纸拿给他看，周王赶紧叩头请罪，回到封地主动献出了自己的护卫兵。这样，经过几年的削藩，势力最大的几个藩王的护卫军队几乎全被解除，中央集权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解除来自藩王的威胁后，最令朱棣头痛的是选定皇位继承人问题。成祖朱棣共有四个儿子，长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都为徐皇后所生。四子朱高燧早夭，生母不详。长子朱高炽，性情温和，端庄沉静，喜好读书，每次听廷臣讲经论道，不论盛夏酷暑、隆冬严寒，从不间断。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亲自册封他为燕世子。当时秦、晋、燕、同四个世子都在宫中教养，太祖经常考试他们各自的才具。一次，太祖令他们分别检阅皇城卫卒，其他三位世子都检阅完毕很久，朱高炽才回来奏报检阅结束。朱元璋问他为什么这么迟才完毕？他回答说：“寒甚，士方食。”朱元璋夸奖他有恤下之美德。但高炽体弱多疾，尤其是体胖跛足，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故不受朱棣宠爱。而高煦、高燧的性格与为人，则与高炽大不相同。高煦性情暴躁，诡计多端，是一个十足的无赖。朱元璋在世时，曾将诸王之子集中到南京，聘请名师，教他们学习文化和治国安民的经验。高煦对读书十分反感，举止轻佻，朱元璋很讨厌他。燕王就藩北平，他也久居于此。朱元璋病逝时，朱棣派他们兄弟三人赴京参加葬仪。他的舅舅徐辉祖劝他改恶从善。他不仅不听劝告，反而盗去辉祖的良马，不等丧事办完，便渡江北归。途中，姿意妄行，凡遇到自己以为可疑或不顺眼之人，便行杀戮。经过涿州，又故意制造事端，鞭笞驿丞，几乎致死。涿州地方官将他在这里的所作所为，上报朝廷，朝中大臣莫不大吃一惊。但高煦骁勇有力，深得朱棣宠爱。靖难战起，高煦立功卓著，白沟河、东昌之战，皆因其力战而使燕王转危为安。建文四年（1402年），燕兵已至江北，盛庸败之于浦子口，燕王正欲议和北还，适值高煦领兵到来，燕王抚其背说：“吾病矣，汝努力，世子多疾。”于是高煦殊死奋战，大败盛庸军，使南北两军战局为之改观。
朱棣夺得帝位后，朝中便围绕着立谁为太子的问题，展开角逐。亲近朱高煦的淇国公丘福等人，在皇帝面前夸耀他屡建奇功，当立为太子。燕府旧臣只有兵部尚书金忠以为不可。朱棣犹豫不决。一天，诸臣应制题《虎彪图》。图画一虎领众彪，作父子相亲状。解缙援笔成四绝句日：“虎力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朱棣知其意，立令高炽归，并于永乐二年（1404年）四月立其为皇太子，同时封高煦为汉王，高燧为赵王。高煦原封云南，但不肯就藩。永乐十三年，高煦改封青州，但仍赖在南京不走。朱棣也无计可施，听之任之。
朱高煦不学无术，粗野横蛮的习性变本加厉，居南京时为所欲为。他强行挑选各卫所的精锐士卒，加上擅自招募来的3000名壮士，组成自己的武装。指挥部下四出抢掠，无恶不作。南京兵马都指挥徐野驴职责所系，逮捕了为首行劫的军士。朱高煦反而上门问罪，用金瓜打死徐野驴。有关官员惧怕他，没有人敢如实上奏。
永乐七年（1409年）以后，成祖因北征和筹划迁都，常留居北京，命太子在南京监国。迁都前“政本犹在南”，北京称“行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定都北京，太子始自南京北归。其后，成祖又屡有北征之举，太子也处于监国地位。监国时期，高炽及其侍从辅导之臣历尽艰阻，储位几失于汉、赵二王构陷，他的政治经验及作为也是从这个时期获得及开始的。
监国的职责是处理日常政事。永乐七年（1409年）正片，成祖命礼部定《太子留守事宜》，规定“惟文武除拜，四裔朝贡，边境调发，上请行在，余常务不必启闻”，当时留辅太子诸臣，如尚书蹇义、金忠和阁臣黄淮、杨士奇等，皆不失为良佐，但太子所行之事，常因汉、赵二王进谗格而不行。辅佐监国大臣也常遭受不白之冤。永乐八年（1410年），发生了解缙“私觐太子”案。解缙是永乐内阁臣僚，很有才华，成祖也颇倚重他。立太子之初，他对高炽立为皇太子起了关键作用，因而遭刭高煦等人的忌恨。朱棣对高炽时常不满，也多次想更换太子，他宠爱高煦，礼秩超过皇太子。解缙对此多次劝谏成祖，认为这“是启争也，不可。”成祖认为这是离间他们父子，故此后对解缙恩礼浸衰。不久，丘福拥立高煦为太子的谋议传布到外廷，高煦乘机陷害解缙，说他泄漏朝廷机密。永乐五年（1407年），解缙被谪戍交趾。永乐八年（1410年），解缙入京奏事，当时成祖正在北征，解缙谒见皇太子后而返。朱高煦又说解缙有意识地等成祖在外，私觐太子，没有人臣礼。成祖大怒，将解缙逮捕入狱，并行酷刑。大理丞汤宗、宗人府经历高得呖、中允李贯、赞善王汝玉、编修朱绒，检讨蒋骥、潘畿、萧引高、礼部郎中李至刚等一并被打入大牢。王汝玉、李贯、朱绒、萧引高、高得呖瘐死狱中。永乐十三年，解缙也被害。这是成祖朝因太子争立而兴的第一场大狱。
成祖“靖难之役”之成功，也得力于宦官通风报信。即帝位后，为巩固“逆取”而得的政权，又重用酷吏监视内廷和外朝。故永乐初年，这两股势力很强。太子监国，偏要打击这两种人，于是朱棣对高炽更不满。加之高煦从中煽风点火，朱棣对朱高炽越加猜疑。太子地位及东宫官属、留辅大臣人不自保。永乐十年（1412年），大理寺右丞耿通上谏成祖，说：“太子事无大过误，可无更也。”成祖很不高兴。汉王朱高煦又造作谣言，说耿通受太子之托，为高炽开脱。朱棣大怒，命都察院会文武大臣鞠之午门，并说：“必杀通无赦！”群臣遵照圣旨行事，论耿通之罪当斩。朱棣还嫌不够，说：“通为东宫关说，坏祖法，离间我父子，不可恕，其置之极刑。”廷臣不敢争，最终按奸党罪，将耿通处以极刑。这是挥卫太子地位的又一个牺牲者。
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成祖去北京巡幸，令皇太子朱高炽在南京监国，并让尚书蹇义、学士黄淮，及洗马杨溥等一起辅佐太子监国。杨、黄等大臣均系东宫大臣，他们辅佐和支持高炽处理事务，深得太子的敬重，当然，也就成为阴谋夺嫡的朱高煦的眼中钉，他想借机将他们除掉以免后患。
永乐十二年（1414年）三月，明成祖带着皇太孙率领大批将士从北京出发，北上亲征瓦剌。六月，成祖率领军队胜利返回，返程途中驻扎在沙河时，兵部尚书金忠等奉太子命派使前去迎接。当成祖到北京时，迎接皇上的使臣晚去了一会儿，成祖生气了。当太子奏书由金忠呈给皇上阅后，皇上认为此奏书言词不当，大怒道：“这都是你们辅佐的过错。”此时，汉王朱高煦便乘机向皇上进谗言，说这是太子与诸臣有意这样做的，是对皇上不忠的表现，以此来造谣中伤他们。成祖听信了朱高煦的谗言，下令立即将尚书蹇义，学士黄淮、杨士奇，洗马杨溥、芮善及司经局正字金问等人扣押。在被押往京师途中，因有谕旨，蹇义得以返回南京，剩下的人待回京之后下锦衣卫狱中。杨士奇、金问二人继杨溥之后于第二天到京。成祖说：“杨士奇姑且可以宽恕。朕未曾认识金问，何以得侍东宫太子？”下令逮捕金问。之后不长时间，又召见杨士奇，询问太子与此事的关系。士奇拜见皇上之后，称颂太子对皇上非常孝敬，前几天迎驾迟缓都是因臣下辅佐有罪。于是，成祖又将士奇打入狱中。事隔不久，成祖又特地将他赦免，恢复原来的职务。而黄、杨等人在狱中被关了十年。狱中的杨溥等人，处境险恶，随时可能遭到杀害，但他们并不因遭受打击而沉沦下去，反而更加不屈不挠，意志顽强，发奋读书。
永乐十三年（1415年），朱高煦私募兵士，组成自己的精壮武装，又常以唐太宗自比。成祖逐渐意识到朱高煦将成为祸害。一次，成祖问尚书蹇义，朱高煦是否有夺嫡之谋，蹇义不敢回答。又问杨士奇，杨士奇回答说：“臣与义俱侍东宫，外人无敢为臣两人言汉王事者。然汉王两遣就藩，皆不肯行，今知陛下将徙都，辄请留守南京，此其心路人知之。惟陛下早善处置，以全父子之恩。”成祖默然。当他查知朱高煦的种种不法行为后，决定处置朱高煦，将其王子冠服剥去，囚之于西华门内。后因太子说情，成祖不予深究，但于永乐十四年（1416年）削除朱高煦两护卫，徙封山东乐安州（今山东惠民）。朱高煦迫于形势，怀着不满的情绪，终于离开了南京。
朱高煦夺嫡失败，朱高燧加紧了迫害太子的活动。会有陈千户者，擅取民财，事情败露，太子令谪交趾立功。数日后，念其有军功，复宥之。于是，朱高燧所亲宦官黄俨向成祖进谗言：“上所谪罪人，太子曲宥之矣。”成祖大怒，立即将陈千户杀死，并逮捕东宫官属周冕等人，皆下狱死。成祖又开始怀疑太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