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得很慢，几度哽咽的叙述进行了很久，但始终没有微笑过。她侧身坐着，并没有正面看着姚望，只是望着窗户外的天空，似在倾诉，又似在自言自语。
这是一个为了保守孩子的秘密而选择与世隔绝的母亲，多年来，可以想见，张小青很少有机会向一个朋友或者像姚望一样非亲非故的人倾诉，以致她似乎忘记了面前还有一个听众存在。
“就在那个时候，家里电话突然响了，看来电显示，是我妈。我想在最后一刻听听她的声音，想再也听不到了，也算是个道别，就接了电话。没想到，她第一句就问：青青，你还好吗？或许她对我的选择有了直觉，所以病了还牵挂着给我一个电话。我想我走了，她怎么办？我的心就软了……”
姚望看着她的眼泪流下来，几乎是无声无息的。往事的风吹拂着张小青，让她深陷其中，难以自拔。姚望毕业后，总是一次次面对女性家长的眼泪，母亲、外婆或者奶奶，但每一次当她们哭着把自己的故事交给她，姚望依然无法控制自己。她被哭泣的愿望占领时，就选择陪她们一起流泪。这些受难的女性，太需要一个可以一起悲伤的同伴了。
“我在公交车上遇到一次难堪就受不了，想自杀……小海是我妈带大的，她平时受了多少白眼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说过。小海三岁时查出是自闭症，我妈自责没有带好他。她觉得出生时好好的，她给他唱歌，就是那首我们小时候听惯了的宁波童谣，我像他那么小时，都记不住。‘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正在纺棉花，舅舅正在摘枇杷，舅母正在走人家，枇杷丛里一朵花，舅母戴了走人家。’他虽然口齿不清，这么长的句子，竟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她还以为我们生了个天才呢！其实那是机械记忆不是？就像一台电脑，内存很好，中央处理系统却出了问题。我妈说怎么会得这种病呢，是不是有一次发高烧没有照顾好？她掏出了所有的积蓄给他治病，我们背着他、抱着他折腾了一年，光北京的医院就去了十多家，一家医院告诉我们有种针，能治自闭症。一万一支，五支一个疗程。我们刚结婚，还背着债，她拿出存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打了六个疗程。医生开了很多补药，几百块钱一瓶的药，一个疗程就吃二十瓶。结果呢，看上去什么效果也没有。打针吃药治不了，她就到处去找中医、寻偏方，听说针灸有效，坚持了一年，每天他的头上要扎十七根针，背上扎二十根针，还要扎静脉、按摩，小海疼得尖叫，得三个人抓着他，她和我一起在旁边陪着流眼泪，苦头吃尽，也还是没效果。后来，她又听说艾草熏耳朵能治自闭症。每晚只能等小海睡下一个小时后才能开始熏艾，她跪在他枕边，从晚上十一点跪到凌晨一点，一跪就是两个多小时。我这个当妈的都无法办到的事情，她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却坚持着，天天跪，三更起，半夜眠，跪了一年多，当然，还是没有看出效果。再后来，她又听说打屁股能促进肾上腺素分泌，增强智力，就每天打他屁股。能试的法子，她都试遍了。我想，我走了，她怎么办？她爱我，用母爱，爱我的孩子，用双倍的母爱，我却要让她白发人送黑发人……我走过去把煤气关了，把窗户打开……”
姚望看到张小青的脸上都是眼泪，三十几岁的年轻母亲，眼睛下是两道很深的泪沟，嘴巴上方的两道法令纹刀刻般清晰，四道深痕，使她看上去很憔悴。王海的情绪不太稳定，时不时要发脾气，姚望刚刚拟订的方案需要家长配合，就约了张小青，和她当面谈谈。张小青一直都不太愿意到学校来参加各种活动。她母亲说那是女儿害怕遇见熟人，担心十年的隐瞒功亏一篑。她要强了一辈子，一个孩子却一下子把她渴望的理想生活全部颠覆了。为了减轻她来学校的心理障碍，姚望决定自己到她家去家访。
“他现在看见喷泉，不会再兴奋得难以自控了。社区教学一年多，每次出校门，经过公园的喷泉，我们都告诉他，不能去。他也跟着我们说，不能去。时间一长，他终于明白喷泉不能靠近。”姚望说。
“我们怕被别人看出什么，基本上把他关在家里，他从没见到过喷泉，又喜欢水，看到后兴奋也是自然的。”
“自闭症孩子本来就在社会交往上存在困难，如果你再把他关起来，他更加难以学习怎么在社会上生存。”
“在我怀孕时，对孩子有过很多梦想，我不奢望他成为爱因斯坦，想他如果成不了科学家、建筑学家、画家，也总应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个工程师、大学教授或者律师，再不济，跟我们一样，当个普通的医生或者老师，但是结果却太残酷。我本来想他在记忆上有天赋，总有用武之地，或许姚老师你能帮助我们，能让他上大学，好大学上不了，民办的也行，好歹是个大学。”她的眼睛里突然有了光芒，这光芒像一对钩子，朝姚望甩过来。
“对你来说，他和你最初对孩子的幻想不一样，这需要花时间接受。孩子有障碍，父母先要学会接纳他，在孩子还是婴儿时就要做到。这样才能让他更好地融入社会。自闭症到目前为止，无药可医，并且是不可治愈的，在医学不可治愈的前提下，我们只能靠教育。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双管齐下，才能让他获得进步。但教育不可能让他变成一个正常人，这个你还是应该面对。”对于一个饱受打击的母亲，姚望要给予的，不仅是陪她一起悲伤，更要让她学会面对现实，这有点残酷，但只有面对现实的教育，才是最有效的。为了让孩子能获得更好的未来，她不得不残酷。
“但我想他肯定会越来越好的，说不定会有奇迹，是不是？”
“是的，他一直在进步。现在学校有个高功能自闭症孩子，从来没有在正规学校上过学，是从培训机构转过来的，能背圆周率小数点后两百多位，但是他十五岁了，生活还不能自理。他的父母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就转到我们达敏学校，重新学习生活的各种规则。王海不是高功能孩子，所以你得有思想准备。对自闭症孩子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考大学，而是要学习与人沟通交往，适应社会。”
姚望听过太多自闭症家长的诉说，他们总会不遗余力，死马当作活马医，穷尽一切方法，劳命伤财，四处奔波。一开始花能花的钱，西医不成找中医，中医不成找偏方，偏方不成拜菩萨寻巫婆，在他们盲目治愈的道路上，留下的是和命运竭力抗争的足迹，但除了让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发了财，并没有什么成果。
有一次，她带王海去社区教学，路上经过一座寺庙，王海突然双手合十，姚望扶住他才阻止了他当街跪下去。他口中念叨的是：“菩萨，保佑——我——聪明——一点。”要多少次多少年累积的求神拜佛行为，才能让一个自闭症孩子形成见庙即跪的条件反射？没有上百次，也有几十次。从求医到求神，整个家庭确实把世上能想的办法都想遍了，一年年像无头苍蝇一样东奔西跑。
但这能全怪他们吗？
“每次带他去海边，看着潮起潮落，看他到了水里那么开心，我都想和他一起纵身跳下去，那个念头从来没有消失过。”张小青说。
有多少母亲向姚望描述过死亡的图景。她们坐着和她说起种种往事，那不祥的念头，如鸦雀在她们的叙述中围拢过来，她甚至能感觉到它们拍打着黑色的翅膀在她们头顶盘旋、久久不肯离去的情形。作为孩子们的老师，姚望不仅要教育学生，也要开导家长，给他们指出相对可行的方向。真正痛苦的人不是孩子，孩子感觉不到父母的痛苦，所以双重的痛苦都留给了家长，既为孩子没有着落的一生而痛苦，也为自己的命运里有了这样的孩子而痛苦。
“有一个母亲，是个留德博士，和你一样，生了一个自闭症孩子，和你不一样的是，丈夫因为无法接受这样的孩子，与她离婚，后来她创立了中国第一家自闭症服务机构。她说，是孩子，成就了她不一样的人生，让她和他的生命都充满阳光，活得更加精彩。有一个自闭症孩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拒绝自闭症人是我们的亲人的生活。小海妈妈，当现实不能改变，我们能改变的，只有自己。”
她依然侧着身子，时不时扭过头来，似要和姚望推心置腹，但她微侧的姿势，又仿佛顾虑重重。“如果能改变他多好，哪怕是个智障孩子，而不是自闭症。我都没办法从他嘴里知道他在想什么。”
这是姚望看到的自闭症孩子的家长。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为了孩子正在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爱情、婚姻、工作、爱好、朋友，几乎全部舍弃了，全身心地扑到孩子身上。可即便是这样，家长们还是没有得到正确的信息，甚至连最简单的信息都无从获得。自闭症是一辈子都治不好的，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作为孩子们的老师，在明知孩子们将终身智障、无法康复的前提下，姚望该用什么样的方式使他们在未来更好地生活？这是她选择特教事业的缘由。她三年前毕业于师范大学的特殊教育专业，母亲是聋哑学校的老师，父亲是大学特殊教育系的教授。她童年的经历现在回想起来，是值得纪念的。姚望的家中永远是络绎不绝的特殊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她的母亲不仅属于她，也属于别的孩子。她总是和那些不会说话的孩子分享着她永不枯竭的母爱。她的刚买的新裙子突然就穿在了聋哑女孩的身上；晚餐的饭桌上身边多了一个共进晚餐的小伙伴，他和母亲不停地打着手势说着他们共同的语言，那无声的交流甚至让她和母亲的有声交谈显得多余；客厅里坐着的一对客人，竟是毕业了的学生和他的聋哑未婚妻，茶几上放着两包喜糖。她也经常跟随父亲去测智商，在角落里和智障孩子们一起玩，那些父母们得到结果后那一个个绝望的眼神像一个个印戳深深盖在她童年的脑海里，他们的哭泣声像一阵阵久远的风，多年以后再次从时间深处吹到她耳旁时，变成了她决意终身不移的信念。
她从小就学会了手语，在与残障孩子刚刚开始争风吃醋之时，母亲便说，爱是乘法，只会成倍增长，不是减法。
她要等多年以后才能理解这特殊的算术，从单纯的醋意中走出来，用自己的摸爬滚打真正理解这句话。当年轻的同事都为接触智障孩子感到措手不及的时候，她却觉得那或许是返回童年的一种尝试。但姚望发现这已不是一个天真无邪的行动，这个承继家庭事业的选择让她刚刚大学毕业就突然成熟起来。
刘校长把四个自闭症孩子放在姚望的班级里，而校长自己又选择做班上的语文老师，那是校长对这个班级的重视。姚望觉得校长的安排是理所当然的。刘校长是众所周知的完美主义者，浑身有使不完的劲，简直可以改天换地，她对工作狂热的态度深深地影响着姚望。没有谁能像校长一样在凌晨三点起床，开始一天的工作。如果她出差，会在QQ上把这一天需要交付的事务留好言，更多的时候，她在伏案写关于教学改革的论文。她的头脑里有一座宝藏，每一个主意，挖出来都闪闪发光。她对姚望说：“才尽其用，你有现代教育给予你的最专业的素养，我必须创造一切可能的机会，让你变成最出色的特教老师。”那句话几乎成为姚望后来为孩子们做每一件事情的支柱。在众多智障孩子中，自闭症孩子的教育问题依然是最棘手的。最棘手的任务落在姚望身上，一定是因为校长相信她便是那最合适的一位，相信姚望可以像她一样执着坚忍，把爱和事业融为一体。每次姚望去参加教学比赛，校长对她说的一句话是：“你必须得一等奖，而且是一等奖的第一名，第二名也不行。”然后她会在学校里陪她一遍遍修改教案，她们把这种方式称为“磨课”，既是折磨也是磨炼，校长每晚都陪她一起磨到十二点。她和她从事特殊教育的母亲全然不同，母亲柔情似水又随遇而安，而校长的柔情一旦落在教学业务上，就常常以最苛刻的方式显现出来。每一件与专业业务相关的事情，她都要亲自参与。每一次教学改革，她都把所有的书稿全部看下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她比谁都内行，比谁都精通。她说：“业务交给别人去做，我不放心。你在台上上课，我在台下模拟当学生听课，你不能出现一个瑕疵。”
每一个年轻老师都被她骂哭过，毫不留情。她眼睛很尖，别想在她眼皮底下偷懒。
她交给姚望的四个自闭症孩子，每一个，都是一种挑战。
小敏家离学校有几十公里远，来回不方便，只能住宿。刚来时，姚望叫她的名字，她甚至连跟着她重复一个词也不愿意，这个八岁的封闭世界没有对她作出任何语言的回应。她成天在喃喃自语“Butterfly，butterfly，thebutterflygoesdown。Butterfly，butterfly，thebutterflygoesallround……”，她很小就能把一些英语句子背下来，伴随这个令人惊喜的表现的竟然是另一个让父母大吃一惊的行为——小时候，摔倒了不知道怎么爬起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个人转圈圈可以转很久很久而不觉得头晕，在她面前盯着她的眼睛说话，她从来都是视而不见。她的眼珠子似乎被丛生的幻觉带领，一直斜着眼，转来转去，却从不愿在人的脸上停留。
每个晚上，姚望都会去小敏的宿舍，和她说话，更确切地说，是姚望一个人在自问自答，像演独角戏。姚望把她抱在怀里，然后提高自己的声音，把嘴张得很夸张，小敏才会有些许反应，把她最末的一个词轻轻地重复一遍。自闭症者之所以对别人的话听而不闻，是因为外界的各种声音在他们耳中是浑然一体的，他们无法分辨不同声音的不同重要性，无法把说话声从嘈杂的环境中过滤出来。姚望不能逼她说话，只能建立与她的情感联系。她记得小敏第一次对她露出笑脸的情形，女孩儿的眼光仍然涣散四处，而姚望的双手正在变成她口中那只飞来飞去的butterfly，姚望的口形奇怪得像个小丑，声音高得让自己疲惫。小敏一定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只是她从来不会表达出来，她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她笑了。那一定是让她喜欢的事正在发生。一年后，当姚望有一天对她说：“小敏，到老师这里来。”她竟然真的走了过来。姚望难以掩饰自己的激动心绪，忍不住对着副班主任大喊：“你看，她真的走过来了！她听懂我的指令了！”姚望知道，一旦获得了对自闭症孩子两个以上行为的控制，她对老师的服从能力就会自动地提高。再后来的情形，姚望对她说吃饭、打开书，她都一一照做。夜晚，每次姚望从小敏的宿舍出来，她就会跑过来，抱住她，似乎是在表达对她的依恋。出操时，她也需要搂着老师才能走入队伍中。自闭症孩子因为先天缺少同理心，普遍表现出情感淡漠，但姚望相信那些难以发觉的情感一定是存在的，她从小敏与她的拥抱中找到了确定不移的证据。
她喜欢玩人民币，那就从一元、五角、一角入手吧，姚望用这些面值不一的人民币为她搭建一些基本的计算关系。自闭症患者从没有金钱观念，那么就让这些人民币变成玩具，介入到小敏的头脑中，姚望希望小敏有一天能学会用钱购买生活必需品。
淼淼平常坐在小敏旁边，是重度自闭症，几乎没有语言能力。他刚来时甚至分不清垃圾桶里的东西能不能吃。不知道教了多少次，他终于不再去垃圾桶里找吃的。他已经十三岁了，但因为他的重度智障和重度自闭，被分到低龄班。他来到姚望班级的第三年春天，她必须每天让他的椅子放在后门的角落里，因为只要有人靠近他，他就开始发出怪叫，发生攻击行为。姚望戴了十多年的项链被他一把抓去扯断了。她哭了很久，她对与自己朝夕相处的物品和人都抱有很深的感情。但她却不能怪他，或许她身上的项链在他眼里，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物。在他无法言语的世界里，向他走去的任何人，都有可能被他的大脑电波曲解成一种攻击物。也有可能是青春期的来临，身体分子的变化以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攻势带给他焦虑和苦痛。姚望把他和其他孩子们暂时隔离开来，并且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首饰都摘下来。去社区教学时，他走在马路上，整个身子是僵硬的，他必须时刻牵着她的手，好像是要每时每刻都确定自己身处安全之中。姚望也必须握紧他的手，以免他情绪不稳定时攻击路人或者撞墙自残。她觉得自己的手被人需要，她被一个孩子依恋，是她穿过大街小巷中爆发的冷嘲热讽的动力。
发现晨晨书写不错是个偶然的机会，刘校长发现他在写字时能暂时放弃哭泣，安静下来，便把这个信息告诉了姚望。象形文字与图案是同宗同源的关系，姚望尝试着让他从书写过渡到画画。很快，他在画画上的热情取代了他一天哭泣几十次的习惯。她手把手教他画，一笔一笔搭建起图像。从一条简单的水平线，到两条，然后画一条垂直线，两条，再过渡到三角形、正方形、圆、一个盒子的形状。两年后，他画出一只狗，并乐此不疲地画各种形态的狗。每一只狗身上的毛都一根根竖起来，眼睛尖细，放着冷光，舌头长到及地，唾沫满地似血腥，一个人用一条细绳牵着它，狗的大小却是人的几十倍。他从来不会用语言向别人表达自己害怕狗，而一幅画却泄露了他内心的想法。
姚望欣喜万分，那或许是解密他情绪的一条缝隙，她迫不及待地和他的父母分享，让他们在家里创造条件让他画画。她把他的画一张张贴出来，在教室里展示，每个看过这些画的人都会说，这画的是狗还是狼？这恰恰是他心中狗的形象，在一幅画里，他表达着自己对于狗的看法——一头可怖的庞然大物。每次看到狗，他都会尖叫。姚望希望他能画下去，用画把他隐秘的心理图案展示在纸上，这将成为姚望和他的父母走进他内心的一个入口。
每次在校长新开设的社区教学沙龙上，老师们诉说走出校门遇到的冷眼冷语，她听到校长不断重复的一句话是——“不是人们心怀恶意，而是他们对我们的孩子不了解。要他们了解，我们除了等待，还需要努力。”校长坚定的目光一直在告诉所有的同事，她不会改变走出去教学的决定。姚望必须像所有的老师一样，跟随校长的身影，踏上社区教学的改革之路，等待看似平静的海面又一次迎来拍岸惊涛。
姚望把张小青请来，是因为她给王海做了个案，并写了详细的教育支持策略。姚望要把个训方案交给她，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母亲运用和理解起来会更有效。她用母子扣做了一个画板，上书“王海的快乐一周”，每个钟点都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规划这个钟点该做的事情，所有的时间都被填满了，每件事情都可以被看见，完成一件，撕掉一张贴纸。这是她要强化的视觉提示，时间一项项以事件的形式排列，如物体被整齐排放于柜子中，帮他完成从时间到空间的转换。根据这种图表，他能按部就班地完成每一个任务，而不会在茫然的时空中感到焦虑和恐慌。她给出的支持策略是——如果一天不发脾气，就奖励听音乐，如果两天不发脾气，就奖励游泳。这是他最喜欢的两件事情。
一年级时，他不会漱口，母亲教他时，他总是把水咽下去，张小青打电话给姚望。姚望对她说，要试着换位思考，以王海的方式理解，把所有的动作细化，变成更加细小的步骤，直到他能接受。首先为了防止他把生水喝下，你要准备凉开水，其次你要放慢脚步，先让他做“喝——吐”的练习，接着过渡到“喝——含——吐”的练习，最后才是“喝——转——吐”，一步一步来。
后来，张小青又来询问绞毛巾怎么教，开瓶盖怎么教。姚望一一告诉她方法，张小青夸赞姚望是“教育自闭症孩子的百科全书”。他成了联结她们的情感集中点，张小青是他的夜晚，姚望是他的白天。她们在一个城市的两个不同地点，像流转的日月，为他共同合成完整的一天。
“我以前和你说过，一年前，我们打算一起上楼梯，他突然回过头来，眼睛往下看，却对我说，妈妈，我们上楼梯了。我把这句话当成了他第一次叫我妈妈，就是这句妈妈，让我觉得我们这些年的劳碌和奔波，不是一场空。”
这一声主动呼唤的“妈妈”，张小青等待了多少年？姚望说：“他有主动语言了，这是好兆头。用科学的方法训练他，他会越来越好。”
“有一个亲戚曾对我说：‘我的孩子得了白血病，随时有可能因为无法医治而死去，你的孩子至少健康地活着。’我说，我宁可他得了白血病。她骂我冷血。我回答她说，有个绝症孩子，至少在他有生之年还能天天叫你妈妈，而我的孩子从出生到现在，从来没有主动喊我妈妈。但我没想到他会叫了，真的会叫了！”
姚望几乎和张小青同时享受到了王海带来的这份惊喜。
也是在一年前，她开始教王海洗碗。她让他从厨房搬一盆温水到水槽。他端着水，慢慢移动脚步，他的动作依然因为僵硬而显得极不自然。在缓缓前行的道路上，王海突然说：“搬不动了，搬不动了。”那句话让她欣喜万分，他第一次用语言向她表达了自己的愿望。自闭症孩子主动表达的重要性，在他的个人发展中是占第一位的。王海虽然口口声声说搬不动了，但他没有放弃。三十米的路，他竟然整整走了二十分钟，说了上百遍“搬不动了”，而姚望也陪着他走了二十分钟，她一直在他身边说：“小海，好棒啊。”无论他听不听得懂，姚望都一如既往地给他充分的语言支持。但王海承受这样的压力，竟然始终没有发脾气，或许是姚望和他一起移动的身影给予了他足够的勇气和依靠？
一个学期，每个中午都训练，他终于学会了洗碗。到了学期末的夏天，他还像春天时那样，把短得不能再短的T恤袖子卷起来。她教他的一个步骤——洗碗前先把袖子卷起来，一旦在他的记忆里形成，就无法删除。这是自闭症人的刻板特征，不会因为季节的变更调整任何一个环节。姚望想，对难以接受变化的自闭症孩子来说，这个多变的世界有多么不可理喻。他需要多么用力，才能学会在这个世界生存。
他们的努力和失望一定超过了她。
但他对干净吹毛求疵的态度，他不允许一点点脏物留在碗上的习惯，让他手下的每一只碗都一尘不染，光亮如新。姚望常常想，如果有更多人了解他们的优点，接纳自闭症人，他长大后该是一个多么一丝不苟的工人？她多么希望他能凭借自己的优点，沐浴到人类社会人人皆可以通过工作确立自我价值的光芒之中。
“你在家也要让他帮你一起洗碗，他洗得特别干净。”
“我从没有想到有一天，他能帮我们干家务……”张小青又开始哭了。她为孩子能考上大学的希望而哭，为十岁孩子第一次叫了她一声“妈妈”而哭，为他学会洗碗而哭，这么多不同理由的哭泣集中在一个母亲身上，那个母亲，是不是和孩子一样也承受着常人难以理解的巨大压力？
姚望带他去社区教学第一天的遭遇，很长一段时间，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路人的责问与冷眼，他看见喷泉后的情绪失控，她每次都要抱着制止他跑向喷泉，一次又一次，说得精疲力尽，“每次我都要重复，重复，重复得自己想撞墙”，王海母亲张小青的话说出的也是姚望的想法，但有一天他突然明白了“不能去”的指令，又把她一天天聚沙成塔、垒石成墙的意志强化了。那一天，她听见他面对喷泉只喃喃地说一句“不能去”，就跟随队伍离开曾让他渴慕的事物。姚望和学校里的老师一样，把每周二的社区教学视为恐怖日，但他身上悄然发生的变化，却正是这恐怖日的产物。不断拓展的生活体验、更加丰富的生活内容，都促成着他良好“语言”的养成。
外出的日子，他想上厕所，他已经学会说“老师，小便”。姚望对他说：“你走过去，去问路边站着的那个阿姨，对她说，‘阿姨，厕所在哪里’。”
他愣在那里。她带领他走过去，来到陌生的女士身边，又重复一遍说：“王海问——‘阿姨，厕所在哪里？’”说完，姚望折回原地。
他重复了一句：“阿姨，厕所在哪里？”
但没等到过路的女士回答，他就低着头转身要走开。
“王海，不能走开，你得等阿姨回答。”
他的眼睛始终没看那位女士，低着头重复女子的话——“亭子旁边”。
那女士用惊讶的眼神盯着姚望和她带领的奇怪的队伍。姚望松了一口气，女士尽管有些不解，但始终保持优雅客气的态度，竟然没有发脾气，并作了回答，是她对这支长相奇怪的队伍产生了恻隐之心？
王海询问的结果依然是重复别人的话语，他还是不知道具体在哪儿。姚望就开始分解那位女士的句子：“亭子旁边。亭子在哪里呢？”她和他一起找亭子，然后让他找标志厕所的符号在哪栋建筑上。这是扔给姚望的又一个挑战，当他知道答案，却无法解读语言中的信息时，怎么办？这个“怎么办”，她又要花多少年才能解决？
“这些自闭症人努力认识这个星球很久很久，要融入他们在地球的家。但是我们才刚刚开始认识他们的秘密。”姚望早就做好了准备，洞悉他们秘密的过程，一定很长很长，甚至长过她的生命。而她愿意，在既有前人，又有后来者的漫长接力赛中，为他们充当一个驿站。
她相信他们不是冷漠无情的孩子，只是不会自主表达。这几乎是所有自闭症孩子的特质和最大缺陷，所以她一直在利用一切机会培训王海自主地开口说话，说真实的想法。去公园的路上，当他口渴要喝水时，她买了一瓶矿泉水，故意不给他拧开瓶盖，让他表达——“老师，拧开瓶盖”；午睡醒来穿衣服时，故意给他穿一半，让他说——“老师，穿衣服”；当他吃饭时，不分给他勺子，逼他讲——“没有勺子”。
正常的孩子就像海绵，会自主地吸收。而像王海这样的自闭症孩子却像一块水泥板，没有一条缝隙。她必须拿起锤子，一下一下，砸开一条缝。
有一次做梦，姚望梦见自己变成了他们，要想说话时，声音却变成了一些重复的词语，难过时，不知道怎么表达，从嗓子里发出的声音变成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尖叫，她越着急，听到自己的尖叫声越来越响，她看到人们在和她说话时，脑中出现的另一种图案把她召唤回去，让她忘记了身边的人。她好像被人施了魔法，不能看人的眼睛，一看眼睛，就会害怕。
这是一个奇怪的梦境，姚望把它解释为日有所思。那梦境来到她的夜晚，似乎是为了告诉她，要变成孩子本身，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理解周围的世界。以生活为核心，这是校长的理念，而对姚望来说，生活现场，是最好的打靶场。她要从瞄准目标开始，一环一环，一直坚持到打中靶心。
为了让孩子们认识橘子，她就带他们去橘园，和他们一起在橘子林里围着橘子做文章，她让他们一个一个闻橘子、吃橘子、说橘子、画橘子，和他们一起对着橘子唱“橘子，橘子，红又红，真像一只小灯笼；小灯笼，圆又圆，它的味道酸又甜”。那些橘子挂在枝头，一遍遍听这群特殊孩子的歌声。
她有时想，如果橘子会说话，它或许也已经学会对孩子们自我介绍说：
“我是橘子！”
她知道她有这样想法的时候，是在不停地重复中感到了疲倦。
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即使比正常孩子认识事物要缓慢得多，孩子们来到不需要任何迁移的自然之中，对事物的认识能力也在加快。那是面对书本无法达到的，“停在纸上，几十遍都教不会的东西，一到物体所在的真实环境中，摸一摸，看一看，尝一尝，他们几天就学会了。”这是校长在听老师们抱怨时说的话。事实总是证明校长是对的。
然而，对自闭症孩子来说，情况却和其他孩子不一样。认识一个物体，并说出它的名字并不难，难的是，摘下橘子，请同伴们分享，或者自己剥开橘子，主动说出一声“好吃”。
单是这个细节，有很多自闭症孩子一辈子都学不会。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三十多岁了，还在学习如何与人交往，而这样的能力，很多三周岁的孩子已经基本具备。在自闭症的谱系里，能表达自己的人不到千分之一。
人与人的交往，往往是从眼睛开始的。只有通过眼神交流，才能在别人的脸上读到无数种丰富的表情，表情之下蕴含的深意，以及与表情密切相关的语音语调的变化。但他们却天生不会这种眼神的阅读，这对正常孩子来说，在一周岁就习得的本领，却成为他们需要终身攻克的难题。吃再多的药练再多的气功也不能让他们学会突然开朗，主动打开这扇对视的窗户。改善的唯一途径只有教育。
姚望参与到王海的游戏中，把他所喜欢的玩具紧贴自己的脸放置，当他注视玩具时，他将有可能同时与她对视。这珍贵的“有可能”的几秒钟，或许是王海学会眼神交流的一个重要契机。她把和他一起玩当作表达爱的一个入口。在他还没有准备好进入她的世界时，作为一个特殊教育工作者，她得先行一步，进入他们的世界。直到有一天，她与他足够熟悉，能获得机会邀请他来参观和理解她所处的世界。
这曲折的过程，需要无限的耐心。她抓住一切机会让他看她。她和他说话，要他看着她，她的玩具和奖励物——一粒糖，一盒音乐CD在到达他的手上之前，停留的地方永远是她的脸上。当他看她时，她为他始终保持着微笑。
他或许能在这微笑中读到这个世界对他的关心、善意和爱。
当他果真看了她一眼时，她就会说：“王海，你真棒！”
对自闭症孩子来说，如果有一天他真正学会了眼神交流，从别人的脸上读到表情所包含的丰富内涵，他所面临的很多困境将迎刃而解。
“昨天，小海和我一起睡午觉时把被子拉到我身上，对我说，妈妈，被子盖一点。我差点当着他的面哭出来，你说他是不是学会关心我了？是不是？因为我每天和他一起睡午觉时，用同一条毯子，总是对他说，给妈妈盖一点。他是不是学会关心我了？是不是？而且，更重要的是，当我把毯子盖到脸上，他竟然主动与我对视了几秒。他一定懂得关心我了，是不是？他从生下来，就没有真正看过我。但这一次，一定是的。姚老师，您说是不是？”张小青说。
这或许已经是一个美好的开始了。他迈出的每一步，都是老师们和他的家庭刻苦“蓄谋”多年的成果。
谁说“潜能”这个词只能用在超常儿童和智力正常的儿童身上？姚望看到了王海身上的潜能正在慢慢显现。
谁说那潜能不是人类社会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