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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走出校门去上课

当刘佳芬抬头看王海时,他正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目光低垂,盯着自己的脚,身体僵硬得好像他身后的椅子。她走过去,握着他的手,手把手帮他从课桌里拿出他的识字卡片。

他一字一顿地说完“卡片”,就盯着自己的手掌看,那手掌上或许正摊开一张世界地图,有四大洋七大洲,从南往北纵贯着一条京广铁路线,自西向东一条是黄河,一条是长江。他看得津津有味,完全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当刘佳芬要求他看她时,他的眼神始终是空白的,没有焦点的,向内的,飘然的。他似乎把她从视网膜里过滤掉了。

他无法读懂人们脸部的表情和每一个动作的意义。

他无法根据环境调整自己的行为。

班主任姚望说:“每次我把彩色笔收拾好,放回盒子,他僵硬的身体好像突然获得了指令,一个箭步冲过来,把笔重新排列好。”

刘佳芬看到过他固执的行为。先是红色,然后绿色,在它们旁边依次是黄色、蓝色、黑色、白色。每次,他都要按这个顺序把它们排列起来,像他第一次在盒子里见到它们时那样,一共六支,他不允许这些笔排列的次序有任何改变。他的铅笔盒、课本和写字本必须放在书桌的固定位置,稍有变动,他就会大发脾气。

在学校里,有很多自闭症孩子。就像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人间也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自闭症孩子。他是其中的一个。

这是他来学校的第二年,刘佳芬把他安排到姚望班里,姚望一直在从事自闭症课题研究,而刘佳芬自己做了班上的语文老师。

班级里,一共九个学生,四个是自闭症孩子,他们永远是自顾自地坐着,自言自语,几乎从来不会主动说“我喜欢”,或者说“我讨厌”。他们听觉敏感,却对别人的话充耳不闻;他们视力正常,却不愿与人对视,无法读懂别人的表情和动作,无法理解别人的感受;他们的语言能力低下甚至完全丧失,即便掌握了少量语言,也很难与他人交谈;他们的外表与正常孩子没有区别,却几乎不具备任何社交能力。

“每一千个人中,至少有六个人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也就是说一百五十个新生儿中,有一个是自闭症。在地球村的七十亿居民中,六千七百万自闭症患者像一座座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的孤岛,在地球上存在,却又几乎无法与人类社会相沟通。这个数据超过了艾滋病、癌症、糖尿病三种世纪疾病患者的总和。”这是刘佳芬查阅美国一所大学的一份报告获得的数据。她来到达敏学校,和她的同伴们一起小心翼翼地登上这些在地球上渺不可见的岛屿,遇见这千万分之一,他们将披荆斩棘、垦荒浇灌,她梦想有一天,她和她的同事们在孤岛上此起彼伏、绵延不绝的歌声会在整个陆地和海域连成一曲完整的合唱。

一百多年前,交给沙利文的那个女孩子又聋又哑又瞎。成年后的海伦回忆蒙昧未开的童年,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情形——“我大部分时间自闭在自己的世界里,对正常的生活反应迟钝”,“1887年3月3日,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安妮·沙利文来到了我家,她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一个生命如果能改变和支持更多的生命,对刘佳芬来说,那是一件多美好的事情。

“小敏,看老师。”刘佳芬握住小敏的手,指着自己的眼睛。小敏却把脸朝向右侧,斜着眼睛向左上方看,或者把脸朝向左侧,斜着眼睛向右上方看,好像在她的左上方和右上方,正掀开神秘的一角,能让她看到她想要看到的一切。她的眼睛特别大,这加重了她表情的怪异程度。当刘佳芬和她交流时,她自顾自地嘀咕着,好像身边没有任何人和声音。她究竟在眼角看到了什么,如此着迷?

这是第一次,淼淼今天上课能坚持坐在位置上五分钟,以往不到两分钟,他就会站起来不停地挤眉弄眼,自言自语。刘佳芬给他的奖励是一根棒棒糖。吃完后,他突然起身,走到门后的垃圾桶边,从里面找到那张她丢弃的糖纸。

刘佳芬几乎在他移向垃圾桶的那一刻就已然知道他下一步要做的事情,一年多的了解,她似乎掌握了他心里的每一个节奏,以及一个节奏后等待的另一个节奏。她跑过去,夺过糖纸,对他说:“淼淼,这是垃圾桶,垃圾桶里的东西是垃圾,垃圾有细菌,不能吃,吃了会肚子疼,会生病,生了病就会打针。”

“打针。”当他看那张糖纸时,眼神不再是游离的。他不愿放弃那上面残存的甜味。她只得拿出纸笔,让他画画,转移他的注意力,让他遗忘那张诱人的糖纸。她说了几百遍?她自己都数不清。不能让他有一次成功,必须发现一次,制止一次。只要有一次成功,就会让他错误地认为放在垃圾桶里的食物和放在水果盘里的食物是一样的。她相信总有一天,他能明白垃圾桶里的东西不能吃。当他愤怒时,就会用自己的头猛烈撞击墙壁。刘佳芬就会飞奔过去,用手垫在墙上,让他的头撞在她手上。她无法制止他,只能等他在撞击之中一下一下地发泄完。她的手掌对于疼痛的忍受能力也一天天在加强。

晨晨一天可以哭十几次,陌生人突然出现在门口,他要哭;对面的同学大声叫一下,他要哭;吃中饭时菜里有鸡肉,他从不吃鸡肉,也要哭;中饭吃完了,没事干,还是要哭。哭是他说的“不”,老师们根据他的“哭”努力猜测他说的“不”。他哭的时候,说的永远是同一句话——“背书包”。他前脚跨进教室大门,后脚就想背着书包回家,一年过去了,他还没有适应从家里到学校生活的转变。每次他哭的时候,刘佳芬只能握着他的手,教他用食指点着卡片一个个认字,他被新的任务引领,才会忘记他执着的哭泣。她和他每天在一起相处八个多小时,但他每一次凝视她的时间从来没有超过两秒。

王海长着一张方脸,白皙的脸上嵌着一双深邃的眼睛,鼻梁高挺,他甚至还有一对浓密的长睫毛。若把他的照片放到挂历上,那一定是人见人爱的模特宝宝。当他不发脾气,只是安静坐着,不再尖叫,谁能看出外貌如此完美的孩子,竟是一个低功能自闭症孩子?命运把英俊的外表和自闭症同时赋予一个孩子时,似乎是为了告诉人们,它翻云覆雨的手掌里从来不缺乏慢慢滴落的残酷。谁都不知道王海刹那间爆发的愤怒从何而来,甚至没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兆,他一不乐意,就从椅子上跳起来,捂住自己的耳朵尖叫,整个校园都是他残酷的尖叫声,尖叫过后就是不停地啃手指,直到十个手指鲜血淋漓。上课时,她的视线始终不能离开他,一发现他有了波动,她就必须来到他身边,用言语安抚他,让他平静下来,轻手轻脚地拿开他的双手,说:“王海听话,不能啃手指。”他一定有自己不高兴的理由,别人无法感受他的压力,所以他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来宣泄。她必须一步步探索他心中的秘密花园,翻遍一砖一瓦、一草一叶,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故,让他竟然会这么痛苦。

沙利文一开始教海伦在手掌上认字时,想让她明白杯子和水的区别,小姑娘因为不断重复的举动大动肝火,但沙利文却把她引入花园之中,在喷泉那不断运动的水流中找到关于水的精确概念。和沙利文一样,对刘佳芬来说,与孩子们相处,容忍和等待是一门必修课。

和七岁前的海伦一样,王海依然是一个幽闭的房间,把很多门都关上了,但刘佳芬正凝视和行走于这座房间之外,寻找一道门。她相信一定有一道门为她预留着,等着她去发现。

她要班主任姚望做个个案,一个钟点一个钟点记录,一天一天建档案,从他做的每件事情分析他的行为和情绪。这很难,也很考验耐心,但坚持下去,总会有进展。找到他愤怒的原因,也就找到了打开他重重心门的一把钥匙。

“孤独症者,就像被困在机器人里的灵魂,他们一生都无法逃脱,在各自的星球上独自生活着。与常人相比,他们无论多么不同,都需要被世界了解,他们与平凡人一样,也是其中的一块拼图。我们眺望一颗颗遥远又美好的星球,看见遥远星球上的孩子,正一个一个降落在地球上,也许,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好导游,能理解他们的星球,帮助他们认识在地球上的生活规则。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尝试做那个导游。”

这是台湾一个导演为自闭症患者写下的解说词。就让她也成为其中的一个导游吧,这个身份确实很像她现在扮演的角色。

她在课堂总是在问“这是什么”——

这是汽车吗?不是汽车是香蕉。

这是苹果吗?不是苹果是茄子。

这是不是鼻子?不是,是耳朵。

这是妈妈吗?不是妈妈是阿姨。

刘老师在试衣服吗?刘老师不在试衣服,在写字。太棒了,奖励答对的同学一个笑脸。

他在睡觉还是在做操?他在睡觉。他在看什么?看电视。他是在打枪还是在看电视?他在看电视。他在写字还是在看电视?他在看电视。他是在看电视还是在画画?他在看电视。这个小朋友在干什么?在看电视。谁在看电视?小朋友在看电视。

给老师说说图片上有什么?关灯睡觉。谁关灯睡觉?小朋友在关灯睡觉……

一个个相同的句式,就是她的导游词。不知道在孩子们眼里,她算不算一个好导游?不停地重复,一句句重复,一天天重复,一年年重复,直到有一天,他们学会在选择之中说出正确答案,并且说“不”。对中轻度自闭症孩子来说,机械记忆并不是难事,找到“不”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更多的时候,王海和很多自闭症孩子一样,只会鹦鹉学舌,重复你的话语。

你几岁了?

几岁了。

你十岁还是九岁?

九岁。

九岁还是十岁?

十岁。

你到底几岁?

到底几岁——嗯,九岁。

这是他的回答,永远在重复最后一个词语。只有反复发问时,他才能懵懂而机械地背出答案。当他回答时,眼睛中的焦点又飘向很远。或许在他们眼里,这个世界是假的,只有头脑中的世界是真实的。而人们总是在那个假的世界里,对他发号施令。在他面前,是安装了无数按钮的导航系统,那么多按钮,他不知道自己该按哪一个,才能控制自己在这个假的世界里前行,而不至于摔得鼻青脸肿。刘佳芬正站在他所认为的假的世界里,努力帮他找到每个按钮对应怎样的表达。她反复地问,用各种游戏方式发问,抓住每一个细节发问。直到有一天,他能正确地回答。

今天当她问“我是谁”时,他竟然答对了,说:“你是刘老师。”以前,他要么重复一个词“谁”,要么回答“我是刘老师”。这个问题她不知道自己问了多少遍,几十遍?上百遍?分清“你”“我”“他”三个词对普通孩子来说,是一件多简单的事情。但对自闭症孩子来说,当弟弟说“我吃苹果”,爷爷说“我也吃苹果”,妈妈也说“我也吃一个苹果”时,那么这个“我”是指爸爸呢,还是指爷爷呢?或者是指妈妈?是指男人呢,还是指女人?是指老人呢,还是指小孩?这是一个十分难以理解的问题,在他们的思维里,同样一个“我”,竟然有这么多变化,这足以让他们措手不及——地球上的事情真是太复杂了。

王海终于把“我”和“你”的区分弄明白了。她给他的奖励是让他听一段音乐。

王海手中不停转动着一盒磁带,他喜欢圆的东西,包括磁带里两个圆孔。他也和其他男孩子一样喜欢玩具汽车,但他只喜欢其中的两个轮子。他喜欢它们的方式是不停地旋转轮子,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当录音机里的乐曲开始流动时,她发现,他嘴角的微笑,也在阳光之下静静地流动着,很像在静谧之中突然响起的另一段旋律。

他笑起来的时候,多像一个正常的孩子。

看得出,他在享受音乐。但是,他依然不能说出:“我喜欢听音乐,我真开心。”或许,他这一生都没办法说出。他说不出的,她必须通过自己的眼睛去寻找。

即使他没说出,作为他的一个导游,刘佳芬已经通过日复一日的察言观色,在他一次次的选择中,知道他一些基本的喜好。当他把手举起,她通过他的表情、举起的幅度和节奏,就知道他究竟是出于喜悦而要拍手,还是因为痛苦而要尖叫;当他张开嘴的那一刹那,她已经从他身体运动的方式,知道他是要推人抗拒还是要手舞足蹈。

因为日复一日地与他们在一起,她对孩子们的喜怒哀乐有一种极其敏锐的直觉,也有着一种特殊的理解和忍耐。

在所有花朵中,她对向日葵有着偏爱。在她的梦境中,曾出现过漫山遍野的向日葵。那梦中的向日葵像她的孩子们一样生长着,而王海便是角落深处的那朵。风来时,每一朵都扭着他们的小腰肢,太阳转动时,每一朵都变换着仰望的方向。在太阳的眼里,无论他会不会通过一只蜜蜂,向别的植物介绍自己,是不是在一阵风中触摸对方的花盘,和旁边的向日葵私语,能不能结出营养丰富的葵花籽,具有实用价值,都一定是一样的美好,一样的芳香。孤独的向日葵之歌,在天地之间,没有多少人聆听,但她愿意留在他们身旁,做一个忠实的听众。

当脾气暴躁的海伦第一次建立单词“water”与流动的水的联系,突然明白“原来世间万物都有名称,每一种事物都能让她迸发思想的火花”,那一刻,站在她身边的沙利文一定像如今的她一样,为一个生命借助她的双手得以觉醒而备感幸福。

今天,刘佳芬要带着他们到校门外去学习。她要把课堂教学和社区教学结合起来的想法,并不是心血来潮。当所有学校都因为担心出校门遭遇安全问题而把校门紧闭时,她却逆流而上。她甚至没有想过逆流而上会遇见不可预知的暗礁,迎面扑来的大浪随时有可能把她一口吞没。

她要把校门打开,让孩子们走出去。当他们的母亲沉溺于苦涩的命运体验时,她愿意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既像多情的母亲一样去爱,又像一个卓尔不群的老师那样去思考,她要在爱中提炼出冷静,早早规划孩子们的未来——比如,像明亮这样的孩子,离开学校后怎么自理?又能去向哪里?

田娟带着身体里日益严重的高血压和亡者的遗嘱,一天天接明亮上学放学,已经坚持了三年多。

奶奶到学校来说:“衣服破了,田老师缝。肚子饿了,田老师买吃的。学习用具没了,田老师添。田老师比妈妈还要好。”

明亮一直在学会新的东西,但他依然不能独立上学放学。唯一一次她和田娟带他们去外面过马路,也是险象环生。

但田娟的自行车后座,并不能驮起他的一生。

刘佳芬常常会想,明亮毕业以后能不能一个人独自过马路?还会不会因为找不到回家的路而号啕大哭?迷路了还有没有人能找到他?找到他会不会把他安全送回家?

这样的问题让她深夜辗转反侧。

并不是每一个陌生人,都是刘佳芬,也并不是每一个陌生人,都是田娟。

每次想到孩子们的未来,刘佳芬都好像从遥远的地方目睹了一场受难的场景回来,突然被扔进现实之中,在浩浩荡荡的人群中,她的孩子们那么弱小、无助,很多孩子甚至连说“帮帮我吧”也不会。这样的想法给刘佳芬送来了连绵不绝的不安,也为她大刀阔斧地改革催生了勇气。

他们终将从校园走出,从老师的百般爱护和时时关注中走出,回到这个以智力正常和身体健康的人群为主的社会。对于像王海一样的自闭症孩子来说,因为在社交方面的巨大缺陷,他们走上社会的道路将比普通智障孩子更加艰难。

“培智学校只负责九年义务教育,嫌他太大;养老院嫌他太小;福利院只接收没有父母的残障儿童、弃婴和没有子女的老人;保险公司不接受残疾人投保;社会保险又暂时没有这一块。”这是一部影片里对自闭症人失去父母后所面临困境的描述。那时候,谁来做他们的导游?当他们的父母老去,又有谁愿意来陪伴他们的风雨人生?刘佳芬无法停止对他们未来的想象,这想象往她心里一天天添加砝码,渐渐地变成了难以言说的痛苦。每想一次,就往这痛苦的土地里浇了一层水。痛苦弄湿了她的思维,她每想到一个法子,都能感觉那潮湿的让她难以自拔的味道。她必须找到法子!如果一切设计是从孩子们的未来出发,一定是对的。她要让缠绕她的痛苦变成希冀,改革的希冀。现在,很多培智学校开始采用他们的教材,这不是一个最好的肯定吗?一些专家们当初怀疑的目光如在眼前,现实已经把它们毫不犹豫地推翻了。

把模拟的社会场景搬到学校来,不如直接去社区中寻找教材。这是刘佳芬的新决定——智障孩子本身迁移能力就差,作为老师,只能减少中间环节,让他们直接去社会中学习怎么自理、如何自立。社会是最好的学校。

出发的队伍有点长。二年级去公园找厕所,三年级去公园认识健身器材,和公园里的普通孩子一起玩,四年级去菜地认识蔬菜,五年级去水果店买水果,六年级去小吃城找店铺,七年级到银行去存钱,八年级去快餐店学习吃饭,九年级去医院学习挂号看病。

那一朵朵高高低低、胖瘦不一的向日葵,正列队准备出发。她获得的是一块不一样的土地,一块蛮荒之地,一块被很多人遗忘的土地。但就在这块不为人注意的土地上,她要让这些特别的种子同样生根发芽,开出属于他们的花朵。

她接触残疾孩子是因为教育局的一纸任命。十多年前,她在教育局听到她将去聋哑学校担任副校长时,忍住了眼泪。

教育局领导给她的理由是:像她这样年年都是优秀班主任的老师,更适合去聋哑学校,因为那里更需要有爱心的老师。

爱心把她推离了她去城镇小学担任副校长的轨迹,让她走近了一群与她完全不一样的人。这成了她几年后竞聘来到达敏学校的前奏。

如今她不得不承认,这个决定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她相信一首诗里所说的,命运之神总是拿着他的板凳,在最穷最苦的人群中歇足,听他们说话,和他们在一起。

一开始是外力的安排,后来竟成了自我的理想和需要,让她甘愿做一个板凳,让孩子们歇脚,让他们在九年的学校生活中,能因为她和她的同伴们的陪伴,而获得生命的快乐和休息。

出校门的日子,对孩子们来说,是节日。平时,父母们害怕让别人知道自己有个智障孩子,害怕他们出去遭遇不测,多半把孩子关在家里。孩子们正像经历一场旅行一样走进外面的世界。

但对老师来说,这不会是节日。

“嗨,你看这么多傻子,都是傻子,傻子大游行,一起跑到大街上来了……”

“快来看这个,长得特别怪,哈,五官怎么都挤在一起的?”

“这口水滴滴答答的,看着就恶心。”

“快看这个,像上了发条似的,在甩手晃脑袋……哦,长得倒好看的,真是聪明面孔笨肚肠啊。”

路人看见这支特殊的队伍,呼朋引伴地聚拢过来。走出校门的队伍得到的第一个“礼物”是一阵阵肆无忌惮的笑声和猎奇的目光。

很多孩子听到他们笑,也跟着笑。

王海和三个自闭症孩子好像没听到,依然盯着他们想要盯的地方。王海一直在摇晃着双手,乐此不疲。

姚望低着头,说:“他们看我们就像在参观一个动物园,刘校长,我能不能回到学校去?”

“你可以想见,孩子的家长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和绝望。如果我们现在不带他们出去,以后他们真的只能永远待在家里了。”

在学校里,永远都是香樟树散发的宁静和芳香混合着老师们柔和而熟悉的声音,从早到晚,在校园里飘荡。孩子们享受着人生中最美好安宁的一段时光,在学校就读的九年,几乎就是桃源生活。老师教他们吃饭,系鞋带,上厕所,同伴们之间会有愤怒和争执,但没有歧视,没有嘲笑,没有仇恨,没有三十六计。与智力上的缺陷相匹配的是情感上的单纯。暑假分别时,孩子们甚至会抱在一起哭泣,只因为漫长的两个月,他们将无法见面。他们会一次一次给刘佳芬打电话,在电话里她常常听到他们沉默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刘老师,在干吗?”

她在电话那头笑,她愿意把这句话读成:“刘老师,我想你了。”

从学校去公园只要穿过一条马路、一个小区就到了。这段短短的路程,斑马线上汽车喇叭声霸气十足地鸣响着,每一辆车都有可能来不及踩刹车,威胁到孩子们的生命;路人七嘴八舌的议论声,像法庭上的审判。与王海并排站在一起的安安是个轻度智障的孩子,因为癫痫,在服药,脸色蜡黄蜡黄的。他看着刘佳芬,显然是听懂了路人说话的内容和语气里的嘲弄,他说:“刘老师,他们在说我们是笨蛋。”那些话语像一把把看不见的刀,正摩挲着孩子们的自尊;她也得时刻提防一只在路口拐角突然出现的狗,它狼一般的步伐和眼光会使王海和淼淼心怀恐惧,大声尖叫,一旦尖叫来临,王海爆发的脾气就势不可当,而淼淼的以头撞墙同样令人手足无措。在自闭症孩子的眼里,或许这地球上的一切都是那么不可理喻,要领悟其中的奥秘,就像人类登上月球去揭秘每一颗岩石的成因,每一座山峦的历史,每一块盆地的发展。

姚望领头走在前面,副班主任殿后,刘佳芬居中。八个孩子,三个老师,正手拉手穿过斑马线,穿过路人异样的目光和肆无忌惮的议论,穿过突然出现的猫狗,穿过他们以后在路上行走会遇到的众多可能性,到了公园。四五百米的路,对于刘佳芬的孩子们来说,是一段充满冒险和不安的长征。

“我们一起去找公共厕所。”姚望的声音听起来有点低落。

孩子们还未开始行动,所有在公园里的老人就聚拢过来。一束束目光,又像探照灯一样照过来。

“看上去,好像是白痴。”队伍走过去了,人们还看不够,再赶上来,继续看,继续嘀咕。

“傻子来公园干吗?真是扫兴!”

在公园中央是一个喷泉。水柱不停地上升、坠落,在短暂的一瞬变成各种形状,又回到池面上。王海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跑到了喷泉旁。

眼看着他的衣服被打湿,刘佳芬追过去,拉住了他,说:“王海,这是喷泉,进去要淋湿的,会感冒。”

他的眼睛里只有那正在运动的水流,只有追随而去的愿望。看得出这是王海第一次见到喷泉,对于一个正常的九岁孩子来说,连喷泉都没有见过,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但她制止的声音似乎并未对他产生影响。他一意孤行的态度并没有发生变化,这架势,似乎要和喷泉融为一体。

当她以为已控制住他时,他突然用手开始抓站在他旁边的安安。她害怕他发脾气,但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姚望,把安安带到旁边去。”她蹲下来,挡在他和安安之间,说:“王海,不可以抓同学,你如果生气,抓刘老师吧。”

不知道他是听明白了,还是他此刻能抓到的东西只有她的手。他把指甲深深地掐进她的手背,划过一道深痕。

“唉,那傻孩子发神经了!”

“知道要发神经,还带出来!傻子应该留在家里,到外面凑什么热闹?”

“那老师也真是的,知道他要抓人,还不制止,还让他抓。这不是纵容他抓人么?”

“谁知道呢?或许那老师也不太正常。”

她始终微笑着,面不改色,不愠不怒,不慌不乱,甚至不急不躁。她手背上渗出的血痕也丝毫没有影响她对他的微笑,好像那些疼痛不是出现在她的身体上,好像她早已准备好了迎接这突发的伤害。她温和的语调一如往昔,她知道不能提高自己的声音,自闭症孩子的听觉十分敏感,他的那对耳朵就像一双雷达,音调的高低缓急出现些微变化就能影响他的情绪。如果此时她有激烈的表达,只会加剧他情绪的不稳定。

“王海,刘老师好痛啊,王海,可不可以不抓了呢?刘老师知道你心里难过,但刘老师真的很疼啊。”

她等着他自己慢慢地雨过天晴。她几乎要叫出来了,但努力咬着自己的下唇,不发出任何异样的声音。

他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当他的眼光离她那么近时,她依然看不清焦点在哪里。她的手有多疼,就表明此刻的他有多么的不安。

她相信,他现在一定比她还痛苦。他一定不想伤害任何人,只是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当一个不会表达的孩子,生活在一个必须靠语言才能达到互相沟通的世界里,会遇到多少挫折?

她手上的疼痛还在继续。这是他说的“不”,只是这个特殊的“不”说得有点漫长。

当他终于放手,停下来时,他看了她一眼。

“我知道,王海也不想抓刘老师的,是不是?王海以后不能再抓刘老师了,刘老师很疼。”她拿起他的手,在自己手背上抚摸,他并没有逃脱。他一直都抗拒和别人的身体接触。他顺从地把手交给了她,他的手被她牵动着抚摸她手上的抓痕,他的许可能不能看成对她的一种道歉?她看着他的眼睛说:“这是伤口,王海摸摸刘老师的伤口,安慰一下刘老师。下次不要把刘老师弄伤了,不可以打刘老师的。好吗?”

他依然是静默的,看着不远处的喷泉,他生平第一次见到的喷泉。该如何让他理解伤口?伤口对他来说,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告诉他伤口是指人或其他动物的皮肤、肌肉、黏膜等受伤破裂的地方?她知道她将需要漫长的等待。她甚至觉得等待正是她的使命之一,在无数个不眠之夜,一波三折的现实,不仅没有让她心存沮丧,反而让她对这项事业拥有了更坚定的勇气。

她犯难的是,如何找到更有效的方法?

“刘老师,我们回去吧。”

“不行,你继续你的教学。我又不是第一次被孩子们抓。你带他们去分辨男厕所和女厕所。要不我们今天白来了。”

2002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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