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上，张浩正站在义卖的桌子前，有模有样地叫卖自己的作品。他那么小，已经三年级了，却比一起义卖的同学还要矮一大截，看上去像是个幼儿园大班的孩子。他说话的声音很轻，喉咙里隔几秒就咳一下，好像里面卡了刺，老是吐不出来，其实是声带先天发育不良。衣服套在身上，却显得空空荡荡，俯身时，开胸手术后的疤痕会露出来，惊起注视的人一身鸡皮疙瘩。那么瘦，那么小，远远看去，像只营养不良的小猫。
但此刻的他是欢乐的，手术和身上的疤痕并没有给他的内心留下多大的阴影。他的叫卖声和无处不在的阳光一样响亮。他来学校三年了，似乎每一天都在发生新的变化。刘佳芬看着张浩，关于他的记忆连成了一片。
十年前，他从命运手中接过新生儿中六百六十分之一的几率，坠入一个医学世家。常人有四十六条染色体，而他却多出了一条。这多出来的一条染色体，就像他多出来的一片翅膀，使他的外貌和智力，与常人迥然不同，也迫使他在控制迎面而来的气流以保持飞翔的平衡性时，要面临那些只有二十三对染色体的人们所不能想象的困难。
他的脑袋比正常孩子小，两只眼睛的距离远远超过常人，下颚短小，舌头特别长，四肢却特别短小。人类的基因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全世界的唐氏综合征患者都长着一张相似的脸，在人群中，一眼就可以被认出。几乎没有一个唐宝宝智商超过60，一般都在25到50之间，抽象思维能力受损严重。看到他们的第一眼，让每个人都难以忘记。在刘佳芬来达敏学校之前，她从来不知道还有这样一群孩子存在。
是以前很少有这样的孩子，还是有人把他们藏起来了？他们存在的身影几乎成了视觉上的盲点。
她后来才明白，以前没有见过唐氏综合征的孩子，不是他们不存在，而是因为他们大多过着深居简出、不为人知的生活。先天愚型的独特外表让他们父母的自尊屡屡受挫，外人的眼光和嘲笑随时会袭来，他们后退的脚步，除了走向隐居之路，没有更好的选择。在他们之中，一半的患儿伴有先天性心脏病、胃肠道畸形、视力障碍和甲状腺功能低下。
张浩胸前占据他整个身体三分之一面积的疤痕就是他医治先天性心脏病留下的痕迹。治疗室缺房缺留下的那几道巨大的疤痕，张牙舞爪地统治着他瘦小孱弱的躯干。
很难相信，这个二年级时连“1 1”都不会的孩子，如今竟然学会了做手工。现在他嫌自己不够高，双手托举着自制的手工花，站在了椅子上，他对着络绎不绝的人群亮开了嗓子，喊：“花，花！”他的脸上也笑开了花。
三个月前，刚搬到新校舍，也是他，成了操场上的主角。他穿着熨得笔挺的校服，在四个护旗手中走得最挺拔铿锵，这是他第一次做护旗手，原来的护旗手毕业了，张浩训练了一年，在上个学期的六月就顺利地接了班。几乎所有的唐宝宝都喜欢音乐，钟月发现他在律动的节奏中总能比别的孩子做得更好，他的笑容是显现在他脸上的清晰语言，被所有老师和孩子注视的机会让他找到了欢乐所在。
和国旗在一起时，他总是很爱笑，一笑，两只眼睛就眯成线，像一对向下的小括弧，嘴巴也弯了，却像向上的大括弧。三道括弧，让他的笑容看上去特别甜。
每个星期一，他忠实的观众们就会站在50米长的塑胶跑道上看着他帮旗手一起把国旗升起来。
这条跑道的一头是围墙，一头是校门，中间一侧摆放着一块石头，写着“恒爱”。那块面向教室的石头，不是冰冷的摆设，是一面镜子，刘佳芬这样做，是要让它镇在每个老师心里。她要告诉他们，爱，对于像他们这样的特殊教育老师来说，不是激情，不是兴之所至，而是一种忍耐与毅力，是细水长流，东流到海，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是教一千次都教不会，继续教一千零一次。
在石头边上，五种颜色的油漆在塑胶跑道上描出五朵向日葵，阳光打在跑道上，无边的色彩，让在黑暗中隐匿了一夜的花突然浮现在晨光里。每一朵巨大的向日葵，长着二十一片花瓣。每一片花瓣上，都站着一个孩子。除了生病在家休养的孩子，盛开的九十六片花瓣，以九十六个孩子的形式绽放。
那是达敏学校搬迁后的新校舍，花瓣们会在每一个晴朗的清晨一起唱歌。
刘佳芬喜欢向日葵，在她办公室里挂着一幅画，主角也是尽情吸收阳光的向日葵，是老师们勾勒外形、孩子们在手工课上填色的作品。
在升旗仪式上，孩子们唱的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胸前的红领巾，花蕊般迎风飘扬。一双双手，有举在头顶的，有攥紧拳头的，有放在耳际耷拉着的，有握如钩子的，高高低低，奇形怪状。那是他们向国旗的敬礼。
还有很多孩子，没有举起手。他们无法理解敬礼的意义。
王海低着头，盯自己的鞋子，微笑的样子，好像被白天的梦境吸引。
歌声由广播里的乐曲引领着，零零落落，唱得此起彼伏。
即便队伍是这样地不整齐，歌声是这样地寥落，校门栅栏外的目光是这样地让人不安，刘佳芬还是觉得向日葵上盛开的升旗仪式，这支在世人看来哀伤的队伍聚在一起，如同花开一地，铺展成一个完美的小王国。
她叫张浩为“小可爱”，每次见到他时，她都会看着他那张奇异的国际脸，夸奖他漂亮的衣服，夸奖他升旗时像小马一样有力的脚步和解放军叔叔般的英雄气，夸奖他才读三年级，就已经学会帮同学洗碗。她很奇怪，虽然他的智商只有二十几，但他似乎能领悟她所有的夸赞。夸赞声刚出口，她就能看到他脸上出现的三道会笑的弧线。
她就像一个拿着一篮子花朵的路人，当她经过他时，那夸赞之语，是篮中的花朵，她一朵朵佩戴到他小小的灵魂上。
他的灵魂因此芳香四溢。
孩子灵魂里发出的笑声，是对刘佳芬的最好奖赏。一百年前，那个伟大的女性沙利文像她一样，从残疾孩子的脸上读到过珍贵的笑容。沙利文带着海伦来到田间，亲手从种满甘蓝菜的田地里抓住青蛙，让海伦用手“看”它；她在草堆中寻找蟋蟀，让海伦通过蟋蟀鸣叫时后腿产生的震动，感受一只昆虫散发的生命气息；她让海伦触摸棉花，并告诉她这是整个国家南方最主要的作物和爆发南北战争的因素之一；海伦的手中出现了破壳而出的小鸡、鱼儿咬钩时震动的鱼竿和一朵盛开的花朵。一天到晚发脾气的盲女海伦“看”到这一切，终于笑了。
在精神上的共同向往，使刘佳芬跨越时空，与沙利文心神交会，她们用共同的叹息洗濯自己的灵魂，也教育着孩子的心灵。爱和理性随风入夜，润物无声，奇迹暗暗抽芽吐穗，自然生发。
张浩学会了第一个正步走，剪出了第一片花瓣，认识了第一个汉字……
当然，也有人曾对她所说的“奇迹”不以为然——“所谓的奇迹又不能让他们魂兮归来，变成正常人。如果你把这些改革的心思放在超常或正常儿童身上，那应该更加有效。每天对着一群白痴殚精竭虑，究竟会有什么划时代意义呢？”
她心中栽培的奇迹在旁人看来多么微不足道！这些没有良好基因的种子，扎根于土地，那么艰难地顶破寒冬的封锁与包裹，在一块常被遗忘的土地上，探出孱弱的花苞，开出花朵，不也是世上最令人心动的一种姿势？
此刻，广场上的张浩看到别人往捐款箱里投钱，甚至跟着老师向他说了声“谢谢”。那个获得“谢谢”的陌生人眼睛里，没有害怕和排斥，流动着同情与欢喜的波光。
他们大多是来自学校附近社区的居民。但三个月来，学校的邻居们正悄悄发生着变化。
几个月前，当那个充满敌意的女性跑到学校指责孩子们的到来破坏她家风水时，张浩只是回头看看她，继续和同伴一起，把国旗升到顶端。当她指着仰面升红旗的他，评论他的长相时，他虽然收起了笑容，却没有其他表现，看来他并不能完全明白她所说的话。
刘佳芬一直希望他能听懂越来越多的语言，只有在那特殊的一刻，她的希望截然相反，她希望他对这些不明就里的嘲讽是全然不懂的。当她看到他无辜而单纯的眼神没有多大变化，就松了一口气，她不害怕自己受委屈。校长不受委屈，谁来受委屈？
那女人叫骂着，恰巧站在王海身边，尖锐的声音成为对王海的直接刺激，他不停地啃手指，而淼淼又一次以头抢墙。
她安抚住王海，又抢先一步捂住了淼淼的脑袋。
自从姚望的“王海快乐一周”计划实行后，他已经很久不发脾气。一个一个步骤环环相扣，设定好他需要使用的时间长度，好像把握住了他秘密的节奏。但那一刻，在他的世界里，这个陌生女性的出现和愤怒的声音究竟给他带来怎样的恐慌？
只有听任他内心的情绪随着手指上流出的血一点点发泄完。他小小的生命独自承受着在黑暗中探索的惊慌。
等人群散去，王海渐渐平静下来，慢慢走回教室，他的手又举在耳边，五指张开，微微蜷曲，不停甩动起来。手是重要的心理语言，人们相见与告别的肢体语言是握手与挥手，孩子受惩戒时往往打的是手心，山盟海誓时恋人们互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在佛教中，千手观音炫丽的千手表示遍护众生，佛教徒手心朝上叩拜以示虔诚。王海不停舞动的手要说出怎样的自我？
刘佳芬看着他的背影，他的手更像是沉醉于自我时发出的叹息，这叹息是一个谜，等待着她去解开。她走过去，和王海说：
“王海，下次刘老师叫你王海，你必须回答我，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刘老师好，如果你答对了，我们击一下掌！像这样，把手举起来，然后两只手掌贴在一起。好吗？”
“好。”
“王海！”
“王海。”
“你应该说‘刘老师好’。”
“刘老师好。”
“好，我们击一下掌。”王海举起了手，“啪”的一声。他慢慢长大了，手掌几乎和她的一样大，合掌的那一刻，看上去，合二为一，像一双手。
他露出了一丝浅浅的微笑，好像已把自残的愤怒与忧伤全然忘记了。
在学校新的街坊邻居中，对学校表示抗拒的，并非只有那个来学校吵闹的女子。还没开始装修时，成堆成堆的生活垃圾堆在校门口，让学校变成了垃圾场；校舍装修时，几块砖头带着居民们的排斥和愤怒破窗而入；当学校搬迁进来时，一个男人跑进校长室要求学校索赔，理由是学校破坏了风水；一位老人抱怨学校装修加高了房子，影响她休息，会加重她多年的心脏病……
拒绝的理由五花八门，居民们使出十八般武艺，只为了把智障孩子驱逐出“境”。
她不能愤怒，居民与智障孩子之间巨大的鸿沟只有靠她自己去填平。
每一天，她都必须穿过小区的小巷，走到新学校去。最近几个月，她培养的新爱好就是在路上停下几分钟，和学校旁边的居民聊会儿天。从气象预报里可能要下的一场雨到老人菜篮里的螃蟹预示的有客来临，从新媳妇红色高跟鞋传达的欢快脚步到老女婿熟门熟路的节日礼，从老人的咳嗽到小孩子的新书包，国事家事，风声雨声，她保持着固有的微笑，天南地北、花鸟虫鱼地聊着，虽然只有三言两语，看上去，好像他们是她熟识多年的老街坊。
这是那个前来争吵的女子后来看到的情形——张浩结结巴巴地喊他“阿姨好”，全然不记得那曾经发生在他身上的嘲笑，期待的眼神像两粒黑水晶在她眼前闪光；学校的礼堂、电脑室、图书室宣布面向居民开放，社区里的选举、打球、节目排演都搬到了学校的礼堂，孩子们的笑声加入到他们的欢声笑语之中；站在学校的栅栏外，就可以看到突然有孩子脾气失控，开始攻击老师，老师们不但没反击，仍然面不改色地忍受孩子们的“刑罚”——牙齿咬、脚踢、掐脖子、抓头发，一边安抚他们说“老师很疼的”，一边静等暴风雨过去。
刘佳芬在学校里教孩子练习怎样微笑着和邻居们打招呼，这是学习社会交往的绝佳时机。她抓住一切机会要把社会上出现的每一个契机都变成课堂。现在张浩和同学们在广场上接受别人的捐助时，对每一个驻足停留的路人叫得这么亲，这么甜，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为了更好地融入新校区的环境，她设立了社区教学沙龙，一是为了让老师有倾诉的地方，二是为了让他们找问题和成果。但老师们诉说时，显然把沙龙当成了诉苦会。
“刚开始去超市，孩子们看见糖果和零食，就往嘴里塞。王海从没去过这样大的超市，不让他吃，他就尖叫，就满地打滚，其他孩子也欢天喜地在那里拆包装，挑吃的。我们俩只好一个劲儿向超市的管理人员道歉，然后兵分两路，一个原地看住孩子，一个去赔钱。现在每次去，王海和其他孩子知道得付钱才能吃东西，不闹了，倒是保安紧紧盯住我们，防贼也不过如此。买完东西去收银台，学生有时在口袋里翻了半天也翻不出钱来。好不容易翻出钱来又不够，收银员只好找到管理人员，重新解开电脑密码，消除已输入的商品价格，后面排了长队的顾客都在抱怨，工作人员和后面的人们看见我们，除了白眼，没有给过比这更好的脸色。”姚望为了社区教学哭过很多次，往事让她激动得落下泪来。她低着头，一头学生发垂下来，刚巧遮住了流泪的脸庞，她每天像一个妈妈一样，照顾十个孩子，其实自己还是个刚毕业不久的孩子呢。
“我们带孩子们去游乐场。华华平时都关在家里，从来没有坐过滑梯。我鼻子敏感度比较强，感觉到了异样。一看，大便已经从华华的裤管渗出来了。大家都在指责我说，傻子还带出来，也亏你们老师想得出来。既然带出来，也不看好。我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找来了几张塑料纸和报纸，包住孩子的下身，副班主任一点点把滑梯擦干净。我扛起华华，从游乐场跑回学校，一公里的路，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都不敢把他往地上放，怕弄了一地，又遭人白眼。那时，那么多人看着我们，如果地上有条缝，我真想钻进去。”这是田娟的声音。她刚刚送走了明亮这一个班级，明亮去了工疗站，麦苗青了又黄，一茬又一茬，田娟重新做了一年级的班主任，新的班级又是重度班。
“我们去小吃城，没一家能进得去，什么都没吃，倒是吃饱了一肚子的气。摊主不卖东西给我们，每句话里都是傻瓜长，傻瓜短，说傻子晦气，到他们那里吃东西，会把真正的客人吓跑。赶讨饭的，也不过如此。孩子们虽然听不懂，但似乎有所感应，都围到我们旁边，张浩害怕地看着我，几个孩子也不敢说话，我当时真想哭。我从小到大没被别人这样侮辱过，而班里的孩子受了别人的侮辱，有几个还傻笑着，什么都不懂。唉……”钟月倒是没哭，她脸上的雀斑一粒粒散布于眼圈下，似乎是黑色的泪滴凝结了，使她看上去更显忧郁而憔悴。
几乎所有的老师都在等她一句话——好吧，既然这么困难，我们不带孩子去社区教学了。就让他们在学校过九年世外桃源的生活吧。
“是学校让你们受委屈了……但我们做了这一行，就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受委屈是我们的分内之事。过去我们关起门来办学，只求平安，孩子们走出去后，我们受嘲笑，担风险，但和以前相比，孩子进步大吗？我看到了，你们也看到了，现在孩子们走到外面不怕不慌，学会了很多生存能力，平时也再没有出逃的孩子。只要是对孩子有利的，我就不会改主意。”
多年后，当她参加一个培训游戏时，会想起她此刻说过的话。
那是一个倒下去的姿势，当她准备仰面倒下时，她身边站着的都是她的同伴，姚望、田娟、钟月、李华……
那一刻，她想，即使没有人接住她，她大不了也只是摔一跤。
没想到的是，在她倒下去的一刻，同伴之中，有人拉住了她的衣角，有人抱住她的腿，有人搂住了她的腰。
她没有摔倒。
“你看，刘校长，你倒下去时，还戴着玉镯子。如果摔碎了，怎么办？”
“有你们在，我从来没有想这么多。玉镯子也是身外之物，碎了就碎了。如果做一件事情，畏首畏尾，怕摔跤，什么事也干不成。当初社区教学，孩子们只要发生一件事故，我们就会承受巨大的压力。但我只想着，走出去，对他们一辈子都有好处，能让他们学会生活自理，将来有更好的生活，我就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只有把安全工作做得最细，其他的，诸如玉镯子、金项链的，都不那么重要了。”
当老师们在社区教学沙龙上倒苦水时，刘佳芬从来不说自己的旅程也和他们一样，每走一步，要么是碰一鼻子的灰，要么是临头一盆冷水。她想让学生去学校附近的宾馆参观，宾馆不接纳；她求保安让孩子们进入学校旁边的高档小区去观赏花木，保安铁青着脸说，我们这是最高档的小区，你们这些孩子还是不要进去了吧。为自己的事情，她从来不求人，为了孩子，她却四处请求。
刘佳芬对同伴们说的是迷雾之中透露的些微曙光。
她曾偷偷实行过一个跟踪行为。跟随一个孩子，不让他发现，盯着他在红灯前停下来。当绿灯亮起来，他犹豫地迈开脚步，那一刻，她攥紧了拳头，她想喊他的名字，让他小心，飞闯红灯的自行车正从他身边擦过，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当他竟像惊涛中的孤舟飘摇靠岸，顺利到达马路对面时，刘佳芬摊开紧攥的手掌，手心掐出一道道指甲痕。谁也不知道她为何在马路边上自顾自地笑起来，她看到的一幕足以安慰最近一两年来受到的委屈。谁能想到如此有秩序感的他竟是个脑瘫孩子呢？读一年级时，还要老师一口一口手把手地教吃饭，而现在新的能力像星辰一样照耀着他的未来，意味着从今后他能在正常人设计的道路上按常人设计的规则自在行走，这多么令人激动。突然降临的喜悦就像听到自己的孩子第一次喊妈妈，看到他蹒跚着迈开了生命的第一步。
她不知道让孩子们走到市中心的中山广场上去是不是一种冒险行为，会不会再一次招来冷嘲热讽。但广场的主角应该是所有人——老人和孩子，男人和女人，正常人和残疾人。孩子们的身影出现在一群谈论国事家事的退休老者、几对牵手散步的情侣和正在练习广场舞的人群中间，在刘佳芬看来，老弱妇孺、各色人群咸至，不分贵贱，既可在此歌之咏之，舞之蹈之，又可散步集会、思恋休憩，是孔子也向往的情形，也是一个广场本来应该有的情形。
于是，花了几个月做的手工作品此刻跟随老师和孩子们的步伐出现在广场上。孩子们扯了一面旗帜，摆了一个摊，义卖手工作品。手工花的花瓣用贝壳和蟹壳做成，张浩的班主任钟月去一家家饭店讨食客们吃剩下的壳，把里面剩余的肉洗净晒干，用来做原材料。几个外观奇特的贝壳做成的风铃，有着异域血统，它们来自澳大利亚，是刘佳芬远涉重洋看留学的女儿时带回来的，很奇怪，她的思维万变不离其宗，她总是能在一切接触到的事物中找到与孩子们的交集。花杆子用树枝做成，一位七十多岁的老父亲到山上去捡来，精挑细拣，一捆捆背下山，只为了他的女儿刘佳芬一句话——“孩子们要做手工，城里找不到合适的树枝，精细动作可以刺激智障孩子的大脑神经发育。”多年以后，刘佳芬看到这些已经在省里和全国获奖并被收藏的手工作品的照片，看着这些在山野中茫然死去的树枝在一群智障孩子的手指下复活，就会想起父亲微驼的后背与这些枯萎的植物之间曾经经历过的美妙关系，父亲总是不假思索地为她驮起她渴望的东西。他背来的树枝支撑起一束束特殊的花朵，再也不会凋零，在她多年后一次次凝视时，它们借助孩子们的双手保持住永远盛开的姿势，成了父爱的代言。而那时，父亲已经不在人世。
十八岁那年，她在选择事业时犹豫不决。
“或者去教书，或者去乡公所，做计划生育工作？”她问。
“做老师。百年树人，是积德行善的好事。我不想看见一个女孩子满街跑着去捉大肚子。”
她后半生的轨迹，就因为父亲的一句话发生了完全的改变。
钟月的手工活特别好，张浩是钟月手工组的新成员。他总喜欢盘着腿，懒散地消磨时光，这是很多唐宝宝的通病。拨一拨，动一动，不叫他，他不动。但他还是愿意听从钟月的安排，被一些图片所吸引，活动起他又粗又短的手指来。训练一个孩子做手工，往往需要六七年。张浩年纪小，钟月让他先从基本功学起。三个月后，他才握住了剪刀，在布上沿着事先画好的弧线试着剪出圆形。看着一块布变成一片花瓣，是一年后的情形。
今天是世界助残日，特殊人群的特殊日子，如果不是钟月和孩子们在广场上挂起了横幅，路人不会知道这一天是什么日子，更不会知道，全世界残疾人为这一天拟订了一个口号——“我们自己的声音”，只有在发声时遇到了挫败，才会说——要自己的声音。而广场毗邻市政府，它有足够的胸怀去包容居委会大妈的扇子舞、舞蹈家的应景之舞、歌者的军歌和情歌、诗人的吟风诵月、学生的袅袅童音，它有足够的空旷允许三教九流、风霜雨雪成为它的客人。
广场，也应该同样属于她的孩子们。
张浩正站在广场上，左手举着自己贴的布贴丝绒花，右手手指点着图案，朝围观的人们发布他的独立宣言：“我做！我！”
含糊不清的发音并没有造成理解上的困难，围在摊边的人们都听明白了张浩的话，知道这幅待价而沽的作品出自于这个长相奇特的孩子之手。
包围着张浩和同伴们的社区街坊中，站着刘佳芬熟悉的一位女性。她叫吕雪芬，是孝闻社区的书记。她正和街坊们一起围在孩子们的义卖点前驻足称奇。梅花、玫瑰、向日葵……老师的奇思妙想和学生并不灵巧的双手珠联璧合，让所有人都很难相信这些作品竟出自于智障孩子之手。人们纷纷捐款，甚至那位曾经拒绝孩子们踏入大门的酒店经理也听从了吕雪芬的动员，来买学生的手工作品。刘佳芬看到学校和街坊们之间的坚冰正在融化，搬迁风波已风平浪静。事情的结果果真如她最初所说的——“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既然我们能那么疼爱孩子们，一开始是因为过度的怜悯，现在是他们本身的可爱。要相信，他们终究也会被别人所爱。”
吕雪芬递过来500元捐款，塞进了义卖箱，这位女性的母性情怀在学校之外，与她遥相呼应，成为她的支持。当刘佳芬因为连续不断的冲突，向社区管理层求助时，吕雪芬马上开始一家一户去了解情况，消除街坊对孩子们的敌意。学校里出现了她和社区干部的身影，他们的手上拿着玩具和水果，孩子们欢天喜地跑到他们跟前，一个个像约好了似的，大声喊“老师好”，伸开双手要拥抱他们，好像他们已经认识多年；端午节，小区组织包粽子活动，她叫了孩子们来，老人们手把手教孩子学习包粽子，老老少少站在一起，有说有笑，像一家人。
在共同的笑声中，街坊已经抛弃最初的看法。
一只受伤的小象，往往不会被象群抛弃，每一只母象，即使没有血缘关系，都会像它真正的母亲一样保护着小象；在狮群的生存法则里，如果捕到的猎物足够整个狮群吃的话，那受伤的狮子不会挨饿。
人类的法则一定高于动物界。
她要回去做关于生涯教育社区化的课题，沿着小路走回学校。走出广场时，她又回转身来，看站在广场中央的孩子们，他们没有遇到以往的嘲讽和排斥，这是第一次。在12月3日这个特殊的日子，他们被正常人群包围着，沐浴在同情的光辉里。这是个好兆头。
“我们生活在残疾人之中，残疾人也生活在我们之中。不要把我们和残疾人想成两种不同的人。一些人认为正常人要先过好日子，残疾人可以先不管，或者认为，普通人都管不了，还怎么管残疾人？我觉得这就是把普通人和残疾人对立起来了。其实我们每个人过了60岁以后，都很难说是否完全健康。疾病和灾害，随时可能造成新的残疾人口。谁能保证自己永远是健康人？所以，当我们把残疾人的权益保障好时，就等于是把自己的权益保障好了。”这是中国特教第一人陈云英女士的话，刘佳芬记下了这些话，每次她到超市去，到广场去，为孩子们能在那里活动争取时，她就把这些话传达给身边的每一个人，让他们也明白，爱护弱者和残疾人，就是爱护自己。
她向学校走去，冬天的风吹得紧，风声与身后孩子们的笑声融合在一起，在她心里刮起了一阵隐秘的风暴。
她行走的小巷像一条细小的枝丫，从它出发，可以连接城市中心的各条道路，每一个走在路上东张西望的人，打着响铃骑车的人，坐在车站发呆的人，都像是街道上抽出的绿叶，还没细看，她就与他们擦肩而过。她处于这些转瞬即逝的绿叶丛中，想找到其中那些残缺的孩子，但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很少能遇见残疾人。这些年，她的身体里住着两个阵营，一边连接着最初的童年，那时，残疾人的身影几乎是不存在的，好像他们的存在只是一个遥远的事实；另一半连接着后来几十年的特殊教育生涯，她与他们朝夕相处，她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与他们的交集。
此刻，她的两边好像融成了一体，那种割裂感突然消失了——“我得走出一条别人从来没有走过的路。也要让我的孩子们享受以往的智障孩子没有完全享受的生命质量。沙利文虽然用一生塑造了一个盲女的奇迹，但我的目标不是一个，是一群，和未来的无数个。”
在寒冷的街道上，她内心秘密的想法，让自己也有了暖意。
2005年12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