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有关商业活动的起源远早于欧美。在灿烂的文明进程中，我国古代商业不仅商品交换范围甚广、货币手段丰富，而且还涌现出了一大批着名的富商巨贾，产生过影响久远的商业理论。但是由于许多朝代的统治者都奉行“抑商贱商”政策，因此在商业经营形式、经营策略，亦或是商业组织架构的探索上多流于个体商人或商邦小规模的尝试，缺乏欧美商业那种清晰的革命性的发展潮流，商人的命运也随统治者商业政策的变迁而跌宕起伏。
1.1.1 从远古到夏朝、先秦时期辉煌的商业
商品交换和商业的产生，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在我国，远古时代就有了关于商品交换和商业的口头传说。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炎帝、黄帝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崇奉的先祖，他们也被认为是最早提倡和发展商品交换的人。《易·系辞下》中记载：“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农氏即炎帝。“日中为市”是传说中最早的对商业活动的描述，它的主持者是炎帝。这说明我们的祖先是古代商品交换的奠基人。黄帝治天下，则又把商品交换活动向前推进了一步。《易·系辞下》说黄帝时“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
发明舟楫运输，役使牛马，极大地改变了运输条件，使大规模的商品交换成为可能。传说黄帝时代为太平盛世，“道不拾遗，市不豫贾，城郭不关，邑无盗贼，鄙旅之人相让以财”（《淮南子·览冥训》）。“市不豫贾”即不干涉商贾的交易活动。
尧、舜、禹是我国古代的圣人。《淮南子·齐俗训》中说“尧之治天下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泽皋织网，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其所无，以所工易其所拙”。这说明尧把商品交换作为治理的重要手段，通过商品交换强化社会分工，而分工又进一步促进交换的发展。尧成为商品交换活动的组织者。
当尧作为帝王治世时，舜只是一个平头百姓，后因人举荐尧发现舜不仅德行好，且有治国之才，尧便把王位禅让给他。舜在受禅之前，曾干过许多行当。据史书记载，舜曾“耕于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邱，就时于负夏”。也就是说，舜曾做过农夫、渔夫、手工匠人，还做过小商小贩，这种身体力行的商业经历是炎黄二帝所没有过的，所以舜是我们所知道的亲自从事买卖的第一人，可称“华夏第一贾”。
禹时天下一统，商品交换活动有了更大的发展，其中一个突出标志是铸造使用货币，如《管子》中有“禹以历山之金铸币”之说。
自舜作了可考知的第一贾后，在夏商时期我们发现了第二位商贾，即商人的始祖商族首领王亥。据说王亥发明了牛车，驾着牛车往来于远距离的部落之间进行交易活动，后来王亥在有易被有易之君杀了，他夺了王亥的牛车，王亥成为第一位为了商品交换献出生命的君王。
夏启以后，社会分工继续扩大，一个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阶层——商人阶层出现了，商业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部门从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中分离出来。
“殷人重贾”，正是因为经营商品交换的人在当时多是商族人，所以专门做买卖的人就被称为商人，这个行业就被称为商业。
纵观商代和西周的商业，还只是处于初级阶段，虽然商业已经产生，并有了初步的发展，比如城市商业开始萌芽，市场类型日趋多样化，有大市、朝市，还有夕市，设置了管理市场的官职，并征收商税，但其规模仍然是很小的，市场范围是狭窄的，尽管也有些平民经商，但商业交易的主体力量是官府和贵族。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剧烈变革的时代，是学术思想活跃的百家争鸣时期，是诸侯争霸、列国争雄的时代，也是我国古代商业史上第一次大发展的繁荣时代。这一时期的商业发展呈现出许多重要特征：首先，打破了商周时期“工商食官”的格局，出现了自由经商的热潮，并涌现出一大批富比王侯的自由大商人，如范蠡、子贡、白圭等。到战国晚期，大商人更为活跃，甚至粉墨登场治理朝政，如吕不韦。其次，货币有了明显的发展，铜铸币取代海贝成为主要流通币种，并出现了黄金等贵金属的流通。再次，各诸侯国普遍重视商业，把“通商惠工”作为富国强兵的必要条件。各诸侯国、各地区之间的商品交换相当活跃，尤以齐国和郑国的商业最为发达。最后，出现了比较系统的商业政策，如管仲的“官山海”与“盐铁专卖”、“四民分业”。此外，计然、范蠡的商业理论和白圭的“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等商业理论对后世商业影响巨大，是我国商业思想史上的一朵奇葩。但是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以至于成为以后各代统治者的基本商业主张，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商业的发展。
1.1.2 隋唐宋元时期，我国古代商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隋唐直至宋元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我国商业也在曲折变化中发展前行。
国家的统一、生产的发展以及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为商业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其具体表现为：
1）进入市场交换的商品品种和数量的大规模增加
在唐代，作为新商品进入市场的有蔗糖等，流行较广的商品是茶叶，瓷器与陶器已经分开，逐渐代替金银器、漆器成为重要的日用品。进入市场的新商品在北宋有印刷书籍等；在南宋时期包括丝绢、稻米、水果、花卉等；在元代则主要是棉花。
2）城乡市场数量的增加与格局的发展演变
在宋代，商业城市大量增加，城市商业店铺鳞次栉比，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汴京热闹的市景。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许多有名的老店，在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还出现了许多早市、夜市、草市。市的布局更趋合理，而且交易时间延长。唐代城市的布局原来是规范的“坊”（居民区）“市”（商业区）分离，交易集中在“市”内进行，居民集中居住在“坊”内。但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限制逐渐被打破，坊里也开设了商店。坊市分离的制度到北宋时期已被完全打破，城内城外遍布商店，而且相同行业的店铺往往集中在一起，不仅有“行商”，还有“坐贾”，有商家和商贩之分。批发和零售的分工也比较明显。
3）革命性的货币手段的出现
唐初民间多沿用五铢钱，唐高祖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不再以重量为钱币名称，并冠以铸造年号，这种钱成为唐以后历代钱币的标志，流通达1300多年。
唐宪宗时，“飞钱”出现，飞钱即汇票，它的出现使商人在异地交易时不必携带大量现钱，安全方便，扩大了地区间的商品流通。到了宋代更是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与会子。元代已开始广泛发行纸币——中统元宝交钞和至元通行宝钞。货币手段的革命性变化刺激了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4）饮食业、服务业的发展和中介的大量出现
唐初，为商品流通服务的行业有了很大发展，如驿站、驿店、搬运业、车坊、柜坊等。此外，还出现了专门接待外来客商、提供货物、组织居间贸易的邸店商和专门说合的牙人（中介）。在唐代，消费服务业也已出现，但在城市经济生活中成为重要的社会行业却是从宋代开始的。其主要服务行业有染业、浴堂、瓦子（戏场）、诊所、客店、租赁、租车、修缮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饮食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茶坊、酒肆、面店等随处可见。
5）商业行业不断增加，并出现了专业的商业组织
早在《周礼》中，就有划分市场地盘成行列的记载，同类货物陈列在同一行列内称为一肆。到隋唐时，肆成为商店的专称，同类商店则组成行，隋丰都市有100行，唐长安东市有220行，说明商业内部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经营成为我国古代商业的基本经营模式。作为同业商人的组织——行，有行首、行老、行头，即一行的首领，各行都有固定的交易地点，有其特殊的服装、传统的活动及经营方式，并历久相沿形成惯例。
6）普遍重视经营之道
首先，重视提高服务水平。如在饮食店中，“每店各有厅院东西廊，称呼坐次。客坐，则一人执箸纸，遍问坐客……人人索唤不同。行菜（跑堂的）得之，近局（厨房）次立，从头唱念，报与局内……须臾，行菜者，左手杈三椀，右臂自手至肩，驮叠约二十碗。散下尽合各人呼索，不容差错”。（《东京梦华录》卷4《食店》）堂倌端饭菜时能两手叠至二十多碗，送至多桌不会出错，可见服务技能高超。其次，注意方便顾客，做好生意。如在汴京的肉店，“生熟肉从便索唤，阔切、片批、细抹、顿刀之类。至晚所有燠、爆熟食上市，凡买物不上数钱得者是数（便宜零卖）”。（《东京梦华录》卷4《肉行》）再次，注意推销，有了印刷广告。
最早的广告在战国时代是叫卖、旗帜、幌子。到了宋代，叫卖和旗帜、标帜广告仍然流行。雕版印刷术起始于隋，盛行于唐，扩大于五代，到了宋代已经相当成熟，出现了商标广告印刷。现存最早的商业广告是“白兔牌”的济南刘家功夫针铺。
印刷广告和商标的出现是我国古代商业推销手段的一大进步。最后，赊销方法广泛流行。赊销这种商业交易方式在北宋时已经形成，苏轼知扬州时奏文中就有记载，可见宋代批发交易中流行赊销。
小资料1—1
东坡奏议
“商贾贩卖，例无见钱。若用见钱，则无利息，须今年索去年所卖，明年索今年所赊，然后计算得行，彼此通济”。（《东坡奏议》卷11）
小思考1—1
商业经营之道
南宋时期，赊销已经在批发交易中盛行。今天，我国商业交易中现金交易仍然是最主要的交易方式。从宋代的赊销和西方盛行的分期付款等交易方式中，我们可以学到哪些经营之道呢？
7）以丝绸之路和海路贸易为主的对外贸易蓬勃发展，说明当时的商业“国际化”已达到相当水平。
1.1.3 明清时期，民族商业在内外交困中艰难前行
鸦片战争以前，我国的商业发展出现重大转折。一方面，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市场的扩大，国内商业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商业行帮和植棉、织布等商品生产的地区分工，江南纺织业已有雇主与雇工情况；另一方面，由于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几乎与世隔绝，我国商业落在世界潮流的后面，“外强中干”免不了落后挨打的结局。
1）城乡市场进一步繁荣
城市商业区进一步扩大，行业繁多，有些城市出现了专业化很强的行业，使之成为国内或邻近地区该行业的批发交易中心。如山东的临清为北方布匹、绸缎主要的批发中转地，万历年间，这里有布店73家，缎庄33家。此外，在同一市场上还出现了同类商品不同产地的专业化商店。如河北宣化的绸缎铺有南京罗缎铺、苏杭罗缎铺、潞州绸铺之分，并且有许多有名的商号或手工作坊。城市中的庙市也相当发达，是城市固定行铺的必要补充。这些庙市多是定期集市，当时全北京共有庙市31处之多。农村集市的规模也扩大了，商业街道成型，外地客商很多，本地坐商也不少，集市有了简易的建筑和设施，甚至发展成固定的店铺和街市，有些集市还发展成为商业中心。
2）商业内部的组织和管理有了明显的进步，投资形式出现了新的变化
以前的商业投资主要是单独投资，单独经营，明末出现了合伙经营的新动向，在企业内部管理上开始雇佣经营，有了主管和从事一般经营业务的伙计，并在业务上有了专业化分工。如苏州的孙春阳南货铺有六房，“其为铺也，如州县署，亦有六房，曰南北货房、海货房、腌腊房、酱货房、蜜饯房、蜡烛房，售者由柜上给钱取一票，自往各房发货，而管总者掌其纲，一日一小结，一年一大结”。（钱泳：《履园丛话》卷24《杂记下·孙春阳》）这已经具备了百货店的多商品部综合化经营的雏形，批发和零售分工更加明显。
3）商邦、行会和会馆的出现
明代以前，我国商人的经商活动处于单个而分散的状态，没有出现具有独特特色的商人群体。自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商路的开辟、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商品流通数量和品种的增多、商人地位的提高、商人队伍的成长，商业竞争日趋激烈，各地先后出现了一些商人群体——商邦。“商邦是以地缘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张海鹏、张海瀛：《中国十大商邦》）商邦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发展到了最后阶段。
明清时代活跃的着名商邦有十数个之多，如山西商邦、陕西商邦、山东商邦、福建商邦、徽州商邦、洞庭商邦、广东商邦、宁波商邦等。
商人组织由以地缘为基础的商邦到以业缘为基础的行会，是中国商业的一大进步。“行会是行邦组织，它是以行业和地域性的传统联系及行规和习惯势力为凭借的封建团体”。（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早在唐代，商业行业组织就已出现；宋代以后，随着工商业的逐步发展，行业组织的规模日益壮大；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会馆趋于兴盛，表明商业各行的内外事务日益复杂，需要建立一些组织来适应商业的发展；清代，中国行会日趋成熟，并形成了一套制度、行规。
会馆本是一种地方性的同乡组织，但到了明清时期，会馆发展成为客商联谊、聚会的重要场所，以增强同乡、同业商人的竞争力量。据统计，清政治中心北京曾有会馆392处。
明清之际，重农抑商政策仍很盛行。如清雍正五年（1727年）上谕内阁：“朕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清世宗实录》卷57）抑商政策不仅抑制了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而且抑制了包括商品生产在内的整个商品经济的发展，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发育。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资本主义列强相继入侵中国，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商业也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商业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原本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商业逐步沦为二流，而西方商业则吹响了前进的号角，西方商业革命，尤其是零售业革命爆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