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近30年的经济发展史是一部由海外资本及其代言人所主导的从产品化到商品化、从商品化到证券化、从证券化到美元化的历史。
当“中国经济陷入美元陷阱”成为全世界的共识时，美元化的中国正陷入富裕名义之下的贫困化。在外汇储备突破3.4万亿美元，持有各类美元债券超过万亿的今天，中国仍然无法改变透支环境，透支资源，透支劳动者健康的增长方式，似乎只有维持这种透支未来的增长模式才能维持多数人的就业和基本生活。在此，住房保障、教育保障和医疗保障并没有计算在内。如果把住房、教育、医疗的预期支出考虑在内，那么中国大部分家庭都将出现赤字。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赤字家庭的面积将进一步扩大。同时，政府的赤字也在扩大。政府的支出增长是刚性的，但政府的收入增长却主要依靠卖地收入和房地产增长。后者充满了不确定性。政府显性赤字的扩大和家庭隐性赤字的扩大，暴露出国与家的贫困化趋势。当大量的国际热钱进一步涌入中国并不断稀释人民币的含金量和降低人民币的购买力时，以储蓄来增强自身保障的中国百姓正加速贫困化。贫困化趋势使我们需要进一步扩大投资和生产，需要进一步商品化和证券化，需要进一步引进外资甚至热钱使中国经济进一步美元化，美元化又反过来稀释了人民币的含金量，降低了人民币的购买力，从而进一步导致了贫困化。可见，“商品化——证券化——美元化——贫困化”形成了一套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系统。中国经济陷入于美元陷阱、穷国大量借钱给富国等状况，仅仅是这一恶性循环系统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经济现象。
商品化、证券化、美元化的循环过程是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进行的，循环的结果是中国得到美元以及虚拟化或衍生化的美元资产，美国得到资源、能源、廉价劳动力和经济控制权。这种经济一体化模式是美国国家战略长期布局的杰作。即使到了现在，国内媒体仍然在为这种“中美国Chimerica”模式“欢欣鼓舞”，认为“这就是全球化的结果，谁也没有选择，谁都不能逃避”。但是，张庭宾早在2004年6月就发文针对“中美国”模式发出警告：美国是地球上唯一的“超大胎儿”，而中国仅仅是滋养这个超级胎儿的“超级胎盘”，当营养被吸干之后，这个“超级胎盘”将被抛弃。他指出沃尔玛等控制着资金、信息、物流的跨国公司是维系中美之间利益输送的“超级脐带”，同时，充当“超级脐带”的利益搬运工具还包括迫使人民币升值政治手段、向中国出售的国债和机构债券、泛滥美元政策等。
中国经济从商品化开始，逐步向证券化和美元化升级的过程是一个逐渐迷失自我的过程。商品化和证券化仅仅是实现市场化的工具。工具本身无可非议。中国的问题是出在海外资本及其国内代言人主导了商品化和证券化的过程，收获了中国商品化和证券化的成果，完成美元化之前的布局，使中国经济陷入美元化和贫困化的循环之中，最终导致中国成为“正常的发展中国家”。（详见路爱国《改革三十年——中国成为“正常的”发展中国家？》）
在改革开放初期，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我们已经开始放弃自主创新、自主发展的原则。当时最时髦的经济口号是“以市场换技术”。这场经济政策实践的结果是，丢失的市场并没有换来先进的技术，更没有形成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力，只是引进了外资，引进了美元。国际产业资本开始了美元化前夜的布局。中国经济的商品化过程是外资主导的过程，最终由外资完成了对中国大部分产业和大部分市场的控制。
随着外资企业占据了中国主要的市场空间，跨国资本将蚕食的目光投向国内影响国民经济命脉的产业和企业，并开始了所谓的“斩首行动”。当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开放促改革”等经济口号代替了“以市场换技术”的口号。中国经济从轰轰烈烈的商品化阶段进入了轰轰烈烈的证券化阶段。石油、煤炭、电信、有色金属、水务、银行、保险、基金、证券、信托等重要领域开始了引进外资、股份制改制、海内外上市的竞赛。中国银监会甚至规定国内商业银行改制必须引进外资（进而必然地把民族资本拒之门外）。由此足见以向外资出卖股权为特色的资产证券化运动达到多么疯狂的程度。以银监会等部门为代表所推动的出卖中国核心产业股权的证券化运动，必将与20世纪50年代末的毁林大炼钢铁运动一样，被载入近现代中国经济发展史。随着外资机构抛售股权、获取暴利、卷走财富，当初为外资廉价参股或控股核心产业而摇旗呐喊、百般辩护的官员、学者和媒体现在选择了沉默和回避。由境外投行、海外资本及其代理人所主导的中国经济证券化过程是一场日益贬值的美元与中国实体经济收益权甚至控制权之间的交易，是已经丧失了信用的“信用货币”对中国经济版图的瓜分。
外资主导着中国经济的商品化过程和证券化过程并完成了自身利益的布局。在此之后，国际资本开始了以争夺中国货币发行权为核心的美元化过程。
实现中国经济的美元化需要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国际金融资本在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管理、信托和担保等领域完成了国内的布局；同时，国际产业资本完成了对中国主要产业的渗透甚至控制。
第二，在捍卫经济主权方面，中国的监管机构并没有以美国为标杆进行对标管理和对标学习，没有像美国一样对境外资本和机构进行严格的限制和严密的控制，国际资本可以任意进出国境。
第三，缺乏制定汇率政策的自主性，代表国际金融资本和国际产业资本的政治力量和政治组织可以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来完成国际金融资本的套利，同时，让那些以进口零配件和原材料在中国组装产品并在中国销售的跨国公司获得更为强大的竞争力。
人民币升值既可以削弱民族产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又可以削弱民族产业的国内市场竞争力。正是由于本币升值对民族产业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因此，本币升值的尽头就是大幅度的贬值。在升值与贬值的一轮循环中，国际资本可以全面完成产业控制和财富转移。
中国经济的美元化进程就在上述三个条件下顺利进行中。在外汇储备陡峭的增长曲线上，可以领略到美元资本在中国境内攻城略地的汹涌来势；同时，也可以看到，在防范国际热钱方面，我们已经没有金融国防可言。国际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席卷中国不仅没有得到任何有效抵抗，相反，还在各级政府的对外开放、招商引资的号召下获得了政治支持和政策支持。
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失灵，美元政策开始主导国内经济的走势是中国经济丧失自主性并步入美元化轨道的重要标志。国际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从此可以通过操纵美元政策和美元走势来完成在中国的播种、布局和收割，从而实现对中国国民财富的掠夺与转移。与美元政策和美元走势相联系的石油、黄金、有色金属、农产品、股票指数等期货市场不过是深藏于幕后的国际金融大鳄完成金融屠杀的屠宰场。
张庭宾在新作中首次提出“货币三态”理论，即货币发展的三个阶段和三种形态：以实物包括贵金属为货币的“固态货币”阶段，以国家机器强制推行的纸币为货币的“液态货币”阶段，以金融衍生产品为支付手段的“气态货币”阶段。相应地，以“液态货币”标价的资产数倍于以“固态货币”标价的资产，而“气态货币”标价的资产又数倍于以“液态货币”标价的资产。这些“液态货币”和“气态货币”自身并没有应有的内在价值，因此才需要在世界各地流动并捕获实体经济的价值来充填自我。当中国政府和居民大举购买美国国债、“两房”债券、雷曼“迷你债”，以及其他在华金融机构发行的各类理财产品的同时，海外机构就是拿着中国政府和居民交出去的美元在中国大量收购各类实物资产和企业股权。以“货币三态”理论来分析，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以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名义用大量的实物资产和企业股权去换取“液态货币”资产和“气态货币”资产。如果中国政府和居民手中持有的“液态货币”资产被注水或蒸发，如果持有的“气态货币”资产的泡沫破裂，那么政府和居民的财富将归零从而重新陷入贫困化。事实上，现在政府持有的“液态货币”资产正在被注水或蒸发，机构和居民持有的“气态货币”资产的泡沫已经破裂。
美元化为什么必然导致贫困化？“货币三态”理论揭示了以富裕的名义制造大国的贫困背后的原因。摆脱贫困化的经济道路在哪里？这是所有关心未来30年中国经济命运的人现在必须考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