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法制思想管仲认为，法为治国的根本，只有实行法治，国家才能安定、富强。法是君主安邦定国的重要手段，是否实行法治是国家治乱的关键。
他认为，法出乎道，具有至高无上性；但是，法又生于君。那么，法与君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管子》认为，君主出法制令，而一旦法令制定之后它就凌驾于君主之上，具有至高无上性。
管仲是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要统治好人民，就必须重视法治建设。《管子》将君主以法治国同工匠以规矩正方圆看成是同样的道理，书中说：“巧者能生规矩，不以废规矩而正方圆，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所以，“倍（背）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圆也”。
首先，实行法治有助于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达到至德至尊。《正世》说：“为人君者，莫贵于胜。所谓胜者，法立令行之谓胜。”“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君主立法行令可以约束群臣百官，使他们忠于职守，这样才能使君主居于至尊之位，更好地驱使群臣、控制百官。所以，《正世》说：“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职，百官有常。”有了法才可以使百官有所遵循，办事才有章程。只有实行法治才可以有效地制约权贵，强化君权。《明法解》明确地指出：圣明君主，要求臣下尽力国事而以法守本分，所以臣下努力侍奉君主而不敢私顾他们的家；臣下君主的身份分明，上下的权位清楚，所以大臣各处在他们的职位上而不敢相互夸耀。如果国法废而私术行，君主就失去左右成了孤家寡人，臣子就成群结党组成派别。这样，君主的权势衰弱而臣子的权势强大，这就叫做动乱的国家。这就是说，只有以法治国才能使臣下守法安分，不敢以权谋私，从而树立君主的权威。
其次，实行法治可以使平民百姓安分守己，竭诚为国效力，也更有利于对百姓的统治。《明法解》说，君主都希望百姓为他效力。要使百姓为君主效力，必须建立法制推行政令。所以治国使用民众没有比法制更好的了，禁止放荡，制止暴行，没有比刑法更有效的了。《形势解》说，君主确立度量标准，公布分工职责，明确法度规则，用这些来统治百姓，而不是先乱发指示，这样百姓就会遵循正道。法律规定老百姓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让他们进退行止，唯法是从。如此，那么万民就敦厚诚实，返回务农而节俭勤劳（《正世》）。相反，如果国家缺少法度，那么百姓就不知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这样国家就会陷入一片混乱。《法法》篇说：“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矣；法不立，令不行，则民之用者寡矣。”只有以法治国，才能有效地驱使民众为国效力，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再次，以法治国可以除暴安民，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君主的统治。《正世》认为，法治不能实行，盗贼就不能得到有效的镇压；盗贼不能镇压，动乱就不会平息，以强凌弱，以众欺寡，这是天下的忧虑，万民的祸患；忧虑祸患不能解除，百姓就无法安居；百姓不能安居，那么天下就会对君主绝望。为了达到除暴安民的目的，必须实行法治。所谓“法禁不立，则奸邪繁”，“禁淫止暴，莫如刑”（《明法解》）。此外，实行法治还可以使国家通过税收政策、盐铁专卖等法规来调节民众的利益，保护矿产资源，防止贫富悬殊，有效地预防社会动乱。
《管子》不仅强调法的重要作用，而且还从法律形式的三种类型上强调了法的规范意义。管子认为，在上古蛮荒时代，为了平息纷争，辨别名分，法作为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社会中的那些圣贤制定出法令制度，法作为社会的最高准则是不能凭人的主观意志随意更改废止的。任何事情都需要用法来监督。因此，法必须具有客观性。当然，法作为全国都要执行的标准还必须具有规范性。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干了违法犯罪的事情，都要予以追究。同样，社会中的尊卑名分、贵贱地位、是非曲直，都必须依据规范的法度来维护。此外，法还具有强制性。法令制度与道德不同，它是用强制性的手段来整饬社会秩序的，威慑暴行，制止纷争，法的主要手段和内容是刑法与诛杀。法是国君治国的法宝之一，君主正是靠法令与刑法才使那些不法分子不敢随便破坏社会秩序。法的内容一旦确定下来，它就具有公开性与公正性，是任何人都必须遵守奉行的，无论君臣，不分贵贱，都要自觉执行。法既然是人们都必须遵守的，因此它必然就有公开性，使任何人都必须知法才能做到守法。要想国家走向繁荣富强，就必须保持法的尊严。治国必须采用法律制度，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法的无情正如天地的无情一样，惟其无情才能保证国家与百姓的根本利益，才能使社会走向安定有序、富裕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