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消费思想史上，可以说《管子》是最具特色的了。它一方面崇尚节俭，主张开源节流；另一方面，在特殊的情况下，又主张侈靡消费，第一次将侈靡消费理念展现于中国的思想家们面前，以致被视为中国传统崇俭消费观的异端。这看似矛盾的消费理念，正表现了《管子》通达权变的谋略智慧与善于变革的精神。
崇尚节俭，反对奢侈，是《管子》的基本消费观。《管子》认为，从消费的基本原则来说，国虽富，但俭而不侈，这是正天下之本。从日常消费要求来说，应一切用度以“足”为准，坚持以节俭为治国之道。从消费引导来说，要崇尚节俭，反对奢侈，这是从政的当务之急；凡不明白这一道理的，不能使他管理国事。《禁藏》篇认为，对统治者来说，带头节俭，在百姓中树立简朴的形象，就会受到百姓的拥戴，其统治地位就会得到巩固。否则，不管百姓的温饱，骄奢淫逸，不但会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甚至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存亡。
《八观》篇分析了“侈国之俗”，进一步强调了节俭禁奢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为国之急”。认为君主没有积贮而宫殿房屋华美，百姓没有积贮而衣着服饰讲究，乘坐车子的人讲究装饰的派头，步行的人讲究衣着的华丽，生活用品少而奢侈品多，这是奢侈国家的习俗。国家奢侈，费用就多；费用多，百姓就贫困；百姓贫困，奸诈的念头就随之产生，邪恶虚伪的行为就随之而出现。贫困的产生是由于奢侈，因此，禁止奢侈浪费是国家的急务。当然，管子并非主张越节俭越好，而是主张适度消费，侈不离度，俭不伤礼。它从封建礼制方面规定了天子、将军、大夫、百工商贾、刑余戮民的消费标准。从中可以看出，崇尚节俭在其治国方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管子和先秦诸子在消费理念上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主张侈靡消费。当然，侈靡并不是绝对地主张奢侈消费，而是一种政策和策略，是一种特殊的理财之术。侈靡消费是因时制宜的，是根据现实社会中出现的贫富失度这一情况而制订的计策。侈靡消费具有以下作用：
一是扩大消费是人们的内在要求，是调动劳动积极性的重要手段。《侈靡》篇认为，饮食是百姓的欲求，侈乐是百姓的愿望，满足他们的欲求和愿望才能使用他们。如果只给百姓穿兽皮、戴兽角、吃野草、饮生水，谁能使用他们呢？提高生活水平是人们的基本愿望，如果长期处于极端低下的生活状况，就会挫伤人们生产的积极性，制约国家的发展，所以要提倡提高消费水平。
二是扩大消费可以促进生产。管子认识到生产决定消费，同时，消费可以促进生产。正是由于消费对生产的促进作用，管子主张当社会财富有相当的积蓄时，为了进一步生产的需要，要鼓励侈靡消费。《侈靡》篇说：“不侈，本事不得立。”他认为扩大消费，可以刺激与促进商品流通，从而推动农业以及其他行业的发展。管子第一次阐述了消费、市场流通和生产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内在联系，揭示了消费对于开拓市场、发展生产的重要作用。
三是侈靡消费也是经济调控的一种重要手段。《侈靡》篇说：“夺余满，补不足，以通政事，以赡民常。”意思是说，财富有多有寡，民众有贫有富，富者侈靡消费，就不会积滞财产，而财产通过侈靡消费形成散财，从而使民众的日常所用得到满足，实现“夺余满，补不足”的目的。这一理论将侈靡消费限于富者范围，从一时来看，对夺有余、补不足会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但社会是复杂的，富者散财之前必然会大量敛财，尤其是统治者会进一步加剧搜刮民脂民膏，因此，这一理论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四是侈靡消费可以扩大劳动就业的机会。管子认为当国家出现自然灾害而民失其本的时候，鼓励富者侈靡消费就会增加贫者的劳动就业机会，使贫者有工可做，有饭可吃，从而达到安居乐业。此外，侈靡消费可以使社会财富不会过多地集中在一小部分富人手中，使贫民有活干，有饭吃。贫民起码的生活条件有了保障，就不会因为天灾无食而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也就不会铤而走险去犯上作乱了。因此，在特殊情况下，侈靡消费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统治者的统治地位。
管子认识到了扩大消费可以拉动社会需求、增加就业机会的经济规律，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侈靡消费的范围只能是“君臣”、“富者”，提倡侈靡消费的目的是“财不私藏”，增加贫民的劳动谋生机会。可见，这一理论的实质是避免竭泽而渔，力图使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