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辅佐齐桓公的目的是使齐国成为中原霸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使齐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支持这一军事力量的雄厚物质基础。这种物质基础自然需要老百姓提供。但是，管仲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主张对人民进行竭泽而渔式的索取，他明白那样做无异于自杀。为了保证财源，除了不断地开辟新的财源之外，对于人民要有节制地索取，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取之有度，即先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甚至使百姓富足起来，然后再向人民索取。这就是他所讲的“予之为取，政之宝也”（《牧民》）。
所谓“予”，其实就是统治者在政治、经济上对老百姓采取宽惠的政策；“取”，则是获得百姓的部分劳动成果与支持，以期达到富国强兵、政治上称霸的目的。怎样才能做到“予之为取”呢？首先要了解民情，并使“令顺民心”。管子从分析人们的心理入手，认为人们的普遍心理是：恶忧劳、恶贫贱、恶危坠、恶灭绝（《牧民》）。因此，为政者要顺应民心，就应该想办法使他们佚乐之、富贵之、存安之、生育之。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巩固，社会才能稳定，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所以，《国蓄》篇更直截了当地说：“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老百姓对于给予他们什么总是高兴的，而对于夺取他们什么总是不满的。可见，管子对人性的观察与分析是十分深刻的。
人首先是自然的动物，人要穿衣吃饭，要生存，还要繁衍子孙，这是人的自然本能。当然，人也是社会的动物，人除了生存的本能需要之外，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尚有精神与情感的需要。在社会关系当中，吃饭穿衣、繁衍子孙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在大自然面前，在自然灾害面前，人们还是那样渺小，还是那样无能为力。旱也好，涝也罢，灾害不断，粮食就会歉收，生存就会受到挑战。在有限的物质面前，统治者总是千方百计地巧取豪夺，那么劳动者所剩余的就十分可怜了。
一般来说，面对统治者的巧取豪夺，老百姓只有敢怒而不敢言的份。但是，为了生存，为了生儿育女，繁衍后代，老百姓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一旦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得不到保障，他们繁衍后代的基本要求都无法实现，那么他们自然会为了生存铤而走险，起来造反了。这样，国家也就会走上亡国灭种的道路。为此，管子否定只取不予的做法，认为这会引起百姓各种形式的抵制与反抗。这样就带来一个矛盾：一方面，滥取于民，人民会起来反抗，危及社会稳定与国家生存；另一方面，国家必须取于民才能获得和增加财政收入，否则国家没有足够的粮食、武器、车马，又怎么能够保家卫国、称王天下呢？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处理好“取”与“予”之间的关系，管子强调指出，应该特别讲求“取”的方式方法，做到“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国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给老百姓好处要给在明处，取老百姓的财富要在暗地里进行。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
一是寓税于价，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进行“取”和“予”（《国蓄》）。因为商品交换总是要为所取得的商品付出代价的，这种“取”总是会“见予之形”。但是，商品交换不可能只予不取，而且，商品交换的任何一方总是希望取大于予；商人从交换中取得利润，取大于予是商人生存的前提。
怎样才能使这种“取”让人看不出来呢？管子认为，要善于利用商品价格的变化或几种商品比价的变化从中取利。例如，国家可以通过价格手段调节粮食需求平衡控制物价，从而达到控制国力平衡，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目的。粮食是百姓与国家的生存之本，但粮食的价格在丰年与歉年、春季与秋季是有差别的。管子主张在秋季和丰年粮食价格趋低之时，国营商业以比市场较高的价格买进粮食；在歉年与春季粮价趋高时以比市场稍低的价格卖出粮食。在这一进一出中，国家就会获得很大的赢利。但由于这两次交易是分两个时期进行的，单独对每一次交易来看，农民看不出是“取”，而是认为对自己有利（市场价低时国家高价收购，市场价高时国家低价销售），是“予”了自己。
此外，在农事繁忙、急需物资的季节，国家为百姓提供各种物资，包括种子、贷款，帮助老百姓从事农业生产；等到秋后粮食上市，货多价低，国家再将贷款、物资折成时价收回粮食，国家无形中又赚了一大笔。当然，在利用不同商品的比价变化方面，管子又提出了“谷贱则以币予食，布帛贱则以币予衣”的主张。意思是：粮价低贱时，国营商业用货币收买粮食；布帛价低时，则用货币收购布帛等衣料。这样，国营商业既可利用廉价大批赚钱，又可使生产者按比较稳定的价格卖出自己的商品，防止私商进一步压价收买，使生产者感到国家“予”了自己。
二是通过放贷与预购从中获取利润。放贷指国家向百姓出贷钱、粮、物以取息；预购是指国家在农民缺钱时以低价向百姓订购农副产品，购价与市价之差相当于贷款的利息，所以预购也包括放贷取息的意义。放贷与预购都缓解了接受放贷、预购者的燃眉之急，表面上是“予”，但实际上国家从中获得了大量的利益，是“取”。
三是实行盐铁专卖，提高盐铁价格，从中获得利益（《海王》、《轻重甲》、《戒》）。
管子的“予之为取”具有重要的意义，这表明管子将老百姓的利益始终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他认为国君富有并不算真正的富有，只有老百姓都富裕起来国家才能真正富强。国家与君主要赢得老百姓的欢心，没有比给他们利益更好的了；给人以利益，没有比政府给老百姓以优惠政策更好的了。所谓“以民为本”，关键是要让老百姓得到多方面的实惠。老百姓与国家是鱼水相依的关系，民富是国富的基础，只有上下一致，同心协力，才能实现称王称霸的目的。其次，“予之为取”的做法，标志着统治智慧的极大提高。
无论是君主还是老百姓，谁都不喜欢强拿硬夺，“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通过“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的方式，尽管也从老百姓手中夺取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是不声不响，表面上看起来顺理成章，不会引起百姓的愤怒。这不能不说是统治术的极大提升，怪不得历代的统治者都称赞这一办法是“治国之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