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经济思想管仲有高超的经济思想。齐桓公问管仲富国之策，并建议对房屋楼台、树木、六畜、人口征税，管仲一一否定之后，郑重提出了自己的富国策：『唯官山海为可耳』。『官山海』就是把山川和海洋资源收归国有，也就是盐铁专卖的意思。管仲由此首次在中国历史上提出了盐铁专卖制度。
他还用优惠政策刺激商贸，通过鼓励奢侈消费拉动内需。管仲任齐国相国时，居所富丽堂皇，极尽奢华。但司马迁著《管晏列传》时却说，尽管管仲比国君都富裕，生活标准也超过了他的行政级别，齐国人民却不认为管仲奢侈。他的真实主张是奢俭并重，即不一味强调节用，也明确提出『高消费』的主体是君主、统治阶级上层和巨商富贾。以现代观点看来，管仲所倡导的奢侈消费，只是让『富者散资于民』的一种手段，根本目的还是以消费促生产。
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占绝对支配地位的核心产业，因而只要保证了农业生产的稳定，保证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基本上可以做到国富民足了。当然，管子心目中的农业是泛指农、林、牧、渔，而非狭义的“农业”。这些都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
管子认为土地和劳动是获取社会财富的基本要素。《问》篇说：“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富矣。”就是说，按照农时季节辛勤耕耘，就会产生财富，国家就会富强。《八观》说：“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力毋以致财。”《水地》篇说：“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可见，管子将土地看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财富的基础。在《乘马》篇中，管子还将土地看做政事之本，说：“地者政事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则事不可理也。”这里所说的“地者政之本”，并不是说作为自然资源的土地本身可以左右政事、具有根本性作用，而是意在阐明，在合理分配土地、正确使用土地，以使土地最大限度地为国家带来财富这层意义上，才具有“政之本”的作用。因此，有了土地这个基础，通过劳动者按照农作物生长的四时季节辛勤劳作，财富便会源源而来。为了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必须相应地制定按照土地肥瘠程度征收赋税的政策，使耕种不同土地的农民都有收成，都有收入和生活来源，这样才能保证广大农民尽心尽力地按时耕作，获取丰收。
发展农业，还要很好地解决水的问题。水是农业的命脉。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一个水患频发的国度。齐国位于黄河下游，滔滔黄河横穿国中，奔流入海。除黄河之外，在齐国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还有济水、淄水等河流。这些大河为齐国的农业生产提供了丰富的水源。同时，因齐国地势低洼，黄河泥沙淤积致使河床增高，导致河水在雨季冲决河堤，造成水患，使老百姓无家可归。所以齐国发展农业生产的首要任务就是治理水患。治水首先必须有一个严密的组织和强有力的队伍。朝廷以司空为治水的最高行政长官，全面负责全国的抗旱、排涝、修渠、筑坝等事务，做到即使有水患发生，也不影响农业生产；即使旱灾频发，也不影响农业收成。司空之下，设立大夫、大夫佐各一人，领导、指挥校长、官佐和各类徒隶。在具体事情上还要挑选水工头领，勘察巡视水旱形势，安排水利工程的修缮事宜。挑选治水队伍是在每年秋后普查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秋收结束后，官府进行土地、人口、户籍的普查，统计男女老幼的人数，对于那些不能参加治水劳动的，免除劳役；久病不能服役的，按病人处理；年幼体弱的，按半劳力处理。这样便组成了一支强有力的治水队伍，保证了治水工作的顺利进行，从而确保了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的丰收。
粮食生产只是农业生产、增加社会财富的一个方面，要确保人民富裕，还必须发展多种经营，所以《管子》的《牧民》、《五辅》、《立政》等篇都论述了“养桑麻，育六畜”的必要性。这样，搞好粮食生产，老百姓就不会饿肚子；广种桑麻，多养六畜，老百姓就会富裕起来。春秋初期，随着大片荒地不断得到开发，山林湖泽逐渐得到利用，林牧渔业也逐渐地发展起来。管子敏锐地注意到这种变化，于是将多种经营纳入自己的治国方略。他算了一笔账，证明种植瓜果蔬菜的重要性：假如一种粮食没有收成，就会缺少一种粮食，粮价就会上涨10倍；两种粮食没有收成，粮价就会上涨20倍。遇到这样的年景，国家就应该提倡以瓜果蔬菜来弥补粮食的欠缺。不仅如此，瓜果蔬菜还可以使人民的生活逐渐地富裕起来。他说，老百姓要填饱肚子，每人需要30亩地，一亩地一石，每人需要30石粮食，糠麸畜产相当10石粮食，则每人拥有50石粮食。再加上布帛丝麻和其他副业收入，老百姓手中有余粮，自然就会去换钱，日子就会富裕起来。
作为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管子的治国思路与胸怀都是十分开阔的。无论是发展农业、兴修水利、种植桑麻、发展畜牧业，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抓住了这一点，就抓住了巩固政权、富国强兵的关键。这样，齐国离摆脱贫弱、走向富强、称霸天下的目标就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