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时期是明代历史发展的一个分水岭。正德前后，无论思想学术、文学艺术，还是日常生活、社会风尚都有着明显的区别。正德之前，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笼罩了整个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所以不仅人们的生活拘谨、守成而俭约，社会风尚也趋向简单、质朴而醇厚；正德以后，这种社会风尚发生重大变化，不仅学术上天下之士“厌常喜新”、“慕奇好异”，在文学艺术上，人们追求“异调新声”、浪漫真情，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一扫明初“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饰器皿不敢奢侈”的风尚，不少名门世家、缙绅士大夫以至于家境稍裕之户都追求一种奢靡的生活方式，这种日常生活中追求享乐的倾向，在晚明许多小品文中均有反映。对这种社会风气进行分析不难看出，其驱动力量除了慕奇好异、追求享乐之外，好美求丽也是重要的因素，其中包含着晚明人的审美品味与情趣。
一 打破服制喜着奇艳
如果说正德以前人们在服饰上还有碍于服制禁令，只能循规蹈矩，不敢从新从鲜的话，那么正德以后随着僵滞的文化格局的松动和人们的思想解放、对美的追求，使明中、后期服饰风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真正展现出了明代服饰艺术的风采。
从顾起元《客座赘语》中一则小品中可以看到，自明中叶开始，明人的衣着服饰的变化加快，且朝着款式、花样、色彩、作工的多样化与精工细作的方向变化，显然是人们追求物质生活中满足与外在形象的时髦与漂亮的表现，其中说：
留都妇女衣饰，在三十年前，犹十余年一变。迩年以来，不及二三岁。而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袂之宽狭修短，花钿之样式，渲染之颜色，鬓发之饰，履綦之工，无不变易。当其时，众以为妍，用变而乡之所妍，未有见之不掩口者。宋周辉《清波杂志》言：“辉自提孩，见妇女装束数岁即一变。”又赵彦卫《云麓漫抄》载清微子《服饰变古录》尤备。乃知国家全盛之日，风俗类然。然变易既多，措办弥广，人家物力大半销耗，因之有如宋仁庙之禁销金、真珠、白角、长冠子，亦挽回靡俗之一助也。服舍违式，本朝律禁甚明，《大明令》所著最为严备。今法久就弛，士大夫间有议及申明，不以为迂，则群起而姗之矣，可为太息。
表面上看来明代服饰前后的变化仅体现在服装色调的由素雅转向鲜艳，质地由简朴的棉麻细葛转向华丽的绫罗绸缎，款式由千篇一律转向千姿百态，然而本质上这种转变却是发生在人们内心深处的审美情趣改变的外射。明代中后期人们对服饰多样性和审美性的追求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时尚，是人们对于服饰概念的一种观念上的改变。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这种变化。
一方面，可以看出这种变化是在当时思想解放的潮流下人们打破旧的等级服制传统的结果，因而它是与整个晚明的社会风尚相一致的。按明初所制定的服制规定，玄、黄、紫三色为皇家专用色，一般官吏百姓不得使用，当然更不能随便采用龙凤纹饰，因为它们是君王至尊的象征，洪武八年，德庆侯廖永忠因僭用龙凤花纹被处以死刑。同时服制还明确规定民间男女不能使用金绣、锦绮、绫罗等名贵原料，只许服用绸、绢、素纱，颜色也只能用紫绿、桃红及浅淡之色，而不准用大红、鸦青、黄色，带子只能用蓝绢布制作。还规定靴子不得裁制花样，不能用金绒装饰；首饰如钗、镯等不能使用金玉、珠翠，只得用银，巾环也不能用金玉、玛瑙、珊瑚、琥珀等；庶人的帽子不得用顶，官吏之帽的顶珠只许用水晶和香木；农夫只可服绸、纱、绢、布，商人只准着绢和布；士大夫家居只能着素练衣、缁布冠，妇女没有受封不能用长衫束带等等。
明代中晚期经济的繁荣、思想的解放首先给这些刻板单调的传统服制以有力的冲击。正德以后，人们渐渐在服制上不再以名分等级为标准，相反却常常以财富地位为标准，乃至“代变风移，人皆有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男子服锦”结果以往具有君权象征、一般人不能随便使用的龙凤纹饰到了晚明已成为普通百姓常用的衣着装饰，过去禁止庶民使用的大红颜色和锦缎衣料也遍地可见，有些小康之家甚至非绣衣大红不服。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服色之僭》中说：“天下服饰，僭拟无等者，有三种。其一则勋戚，如公侯伯支子勋卫，为散骑舍人，其官止八品耳，乃家居或废罢者，皆衣麟服，系金带，顶褐盖，自称勋府。其他戚臣，如驸马之庶子，例为齐民。曾见一人，以白身纳外卫指挥空衔，其衣亦如勋卫，而衷以四爪象龙。其一为内官，在京内臣稍家温者，辄服似蟒、似斗牛之衣，名为草兽，金碧晃目，扬鞭长安道上，无人敢问。至于王府承奉，曾奉旨赐飞鱼者不必言，他即未赐者，亦被蟒腰玉，与抚按藩臬往还宴会，恬不为怪也。其一为妇人，在外士人妻女，相沿袭用袍带，固天下通弊。若京师则异极矣，至贱如长班，至秽如教坊，其妇外出，莫不首戴珠箍，身被文绣，一切白泽麒麟、飞鱼、坐蟒，靡不有之。且乘坐肩舆，揭帘露面，与阁部公卿，交错于康逵。前驱既不呵止，大老亦不诘责，真天地间大灾孽。嘉靖间霍南海，近年沈商邱，俱抗疏昌言，力禁僭侈，而独不及此三种，何耶。”谢肇膌《五杂俎》也说：“国朝服色之最滥者，内臣与武臣也。内官衣蟒腰玉者，禁中殆万人，而武臣万户以上即腰金，计亦不下万人。至于边帅缇绮，冒功邀赏，腰玉者又不知其几也。”
另一方面，人们内心深处压抑不住的审美追求终于取代了对那种单调服制的服从，感性战胜了理性。人们开始在追求服装多样性的同时，追求突出个性的打扮，以新奇独特为时髦，一改以往的单调与统一，呈现出复杂多样的趋势，不仅色彩艳丽，款式复杂，而且装饰新颖，用料考究。仅以头饰为例，晚明妇女的发式变化多端，杨用晦在其《冠约》中说：“妇人之髻，时样屡易，有金髻、银髻、珠髻、玉髻、发髻、翠髻、字髻等，”又说“妇人之髻，越变越新，或曰松头，又为精头，又为垂发，头有一岁而三易新样者。”顾起元的《客座赘语》则对晚明时代南京妇女的各种装饰有更详细的记载：
今留都妇女之饰，在首者翟冠七品命妇服之，古谓之副，又曰“步摇”。其常服戴于发者，或以金银丝，或马尾，或以纱帽之。有冠，有丫髻，有云髻，俗或曰“假髻”。制始于汉晋之大手髻，郑玄之所谓“假”，唐人之所谓“义髻”也。以铁丝织为圜，外编以发，高视髻之半，罩于髻，而以簪绾之，名曰“鼓”，在汉曰“翦牦”，疑类于《周礼》之所谓“编”也。摘遗发之美者缕束之，杂发中助绾为髻，名曰“头发”，《诗》之所谓“鱬”也。长摘而首圜式方，杂爵华为饰，金银、玉、玳瑁、玛瑙、琥珀皆可为之，曰“簪”。其端垂珠若华者，曰“结子”，皆古之所谓“笄”也。掩鬓或作云形，或作团花形，插于两鬓，古之所谓“两博鬓”也。花钿戴于发鼓之下，古之所谓“蔽髻”也。耳饰在妇人，大曰“环”，小曰“耳塞”，在女曰“坠”，古之所谓“耳”也。塞即古之所谓“調”也。以小花帖于两面三刀眉间曰“眉间俏”，古玩谓之“花子”，一曰其制自古之玄的、龙为之窻也。饰于臂曰“手镯”。镯，钲也，《周礼》：“鼓人以金镯节鼓”，形如小钟，而今沿用于此，即古之所谓“钏”。又曰“臂钗”，曰“臂环”，曰“条脱”，曰“跳脱”者是也。金玉追炼约于指间曰“戒指”，又以金丝绕而箍之曰“缠子”，即繁钦诗之所谓“约指一双银”也。以金珠玉杂治为百物形，上有山云题、若花题，下长索贯诸器物，系而垂之，或在胸曰“坠领”，或系于裾之要曰“七事”。又以玉作癿，系之行步声趚然，曰“禁锢步”。皆古之所谓“杂癿”也。古取其用，今取其饰也。金玉珠石为华爵，长而列于鬓傍曰“钗”，古一谓之“笄”。齐、梁间始有花钗、金钗之名，而实始于汉，前此未之有也。其差小于钗者曰“掠子”，或谓即古“搔头”义取掠发，疑有类于古之所谓“导”也。亲迎妇登车，以彩帕或锦幅幕其首，其夫家行合卺礼，始揭去之，曰“盖头”，古名曰“貳”。北齐纳后礼有所谓“加貳”、“去貳”者，此也。
晚明不仅妇女头饰如此丰富多彩，就是男子所带冠巾的款式也变化多端，“南都服饰，在庆、历前犹为朴谨，官戴忠静冠，士戴方巾而已。近年以来，殊形诡制，日异月新。于是士大夫所戴其名甚夥，有汉巾、晋巾、唐巾、诸葛巾、纯阳巾、东坡巾、阳明巾、九华巾、玉台巾、逍遥巾、纱帽巾、华阳巾、四开巾、勇巾。巾之上或缀以玉结子、玉花瓶，侧缀以二大玉环。而纯阳、九华、逍遥、华阳等巾，前后亦两版，风至则飞扬。齐缝皆缘以皮金，其质或以帽罗、纬罗、漆纱，纱之外又有马尾纱、龙鳞纱，其色间有用天青、天蓝者。至以马尾织为巾，又有瓦楞、单丝、双丝之异。于是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极矣。足之所履，昔惟云履、素履，无它异式。今则又有方头、短脸、鞋、罗汉趿、僧鞋，其跟益务为浅薄，至拖曳而后成步，其色则红、紫、黄、绿，亡所不有。即妇女之饰，不加丽焉。嗟乎！使志五行者，而有徵于服妖也。折上之巾，露卯之屐，动关休咎，今之巾履，将何如哉！”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任意选择或创造各种新的样式。
到了晚明之时，人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审美趣味，即充分发挥自己的审美想象力并利用各种艺术手法来装饰自身，把自己打扮得绚丽多彩。除了绚丽多彩的服装外他们还利用装饰品、化妆术来增加自己的美丽。同时这些身着锦衣华服、头饰金银珠翠的男女人群，也把晚明已经十分热闹兴盛的城市面貌装点得更为繁华。晚明小品作家们常常情不自禁地用其生花之笔记录下这些让他们感动与自豪的城市美丽景观，如“穿文德桥，两岸画阁朱楼，流丹胜绿，姹草植于楹，文石罗于几席。翠袖凌波，云鬟照水；青雀之舫，霞腾鸟逝。”
又如：“舟中望钟山，翠色扑人衣袂，盖雨后发其葱茜故尔。时属竞渡之节，五色龙舟飞渡水浒，弄舟者多美少年。舟装一色，分部角胜，箫鼓若沸，歌笑声动天地。”
二 茶淫酒颠美食美味
饮食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从先秦开始，士大夫就非常讲究饮食的色、香、味等方面的相互和谐。从孔子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到《吕氏春秋·本味篇》，从苏轼的《老饕赋》到李渔的《闲情偶记》、袁枚的《随园食单》，士大夫对饮食文化中美食、美味、美器、美境的追求不断提高，而晚明是一个追求物质享受与精神满足的时代，在这方面当然毫不逊色于前代，同时为后来人留下了不少宝贵的东西。晚明小品文直接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
晚明在饮食文化方面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表现出日益讲究精致、追求奢华的倾向。一方面讲究饮食品味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一种时尚，烹美食、制美器、享美味成为他们“入世腻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竞比饮食奢华的风气，也在社会上流行起来。据皆春居士《食色绅言》记载：“司马温公言其先公为郡牧判官，客至未尝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过七行。酒于沽市，果止梨、栗、枣、柿，肴止脯醢菜羹。器用瓷漆，当时士夫家皆然，会数而礼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夫家酒非内法，果非远方珍异，食非金属品，器皿非满案，不敢作会。尝数月营聚，然后发书，风俗颓弊如是。公在洛文潞公范忠宣公约为真率会，脱粟一饭，酒数行。诗云，随家所有自可乐，为具更微谁笑贫。惜富养财，有补风化不小。”《五杂俎》中形容得更为生动：“今之富家巨室，穷山之珍，竭水之错，南方之蛎房，北方之熊掌，东海之鳆灸，西域之马奶，真昔人所谓富有四海者，一筵之费，竭中家之产，不能办也。”可以看出，讲究吃喝排场的铺张之风达到了何等程度。
既求精求鲜，又求贵求异是明代士大夫对饮食生活的品味和要求。前者体现在他们对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深刻理解与高度发挥上。明人对于各种美食美味的琢磨研究可以说达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度。他们不仅对每一种食物、酒、茶的原料的味道、口感、产地、烹饪方法、食用季节了如指掌，而且特别讲究餐饮时的餐具、环境、人物、气氛的和谐一致。
费元禄的《晁采馆清课》可以说是一部晚明士大夫生活的“写真集”，真实地记录了他这位“晁采馆主人”及其友人闲居生活的各个方面，当然也包括他对饮食烹饪的看法，如其中说：“山居虽远兼味，而颇饶清给。吾于莲属取其房实，藕之甘；菱属取其茨之温，藻之秀；木属取其笋之韵，菰之妍；菜属取其莼之香，葵之恬，芋之滑，又桂可膏，菊可苗，梅可医，佐以鲤烹脯。谈农圃而话琴书，偃褰日夕，以乐盛世，即大官之奉何以逾此。”其饮食之精之细之有滋有味，可见一斑；非但如此，一年之中，每个季节有什么时鲜的菜蔬、瓜果、茶酒、海鲜，他们也绝不会错过，配合时令赏花阅景、品尝时鲜，也是经过精心安排的，让我们看看其一年生活的日程安排：
正月岁节 家宴立春日春 盘人日踏青 大人生朝家宴 上元赏灯大正堂赏红梅 击壶轩赏素梅
二月社日社饭 望湖楼看新柳 甲秀园临湖赏绛桃花 花朝扑蝶 寄傲轩赏玉兰花南园看水仙花夹镜坡观菜花
三月上巳泛舟 寒食郊游寄傲轩赏长春花 平冈山扫墓 后湖观桃柳 天香亭赏辛夷花 含英堂赏芍药花 西园赏牡丹含 英堂看滇茶 环翠亭观笋 南园门紫荆绣球花 石山赏垂丝海棠 九石山房试茶
四月八日清斋 园亭锄草 九石港放生 梧亭观桐花 晁采湖观新荷 击壶轩看青梅 松林听黄茑 峨嵋山采青精草 九石港观涨
五月五日泛蒲 九石港观竞渡 南园观杨梅石山赏榴花烹新骛
六月长白洞避暑 晁采湖赏荷花浮爪雪藕 携家姬采 莲松林纳 凉九石山房看兰花 清湖濯足听桔槔
七月七夕乞巧 捣凤仙花 既望泛舟 甲秀园摘葡萄 观获 食新家宴 中元看放水灯 港西洋朝神 心远堂斗蟋蟀 秋水斋闻蝉
八月中秋赏月 天香亭赏桂花 月夜调鹤松林步月
九月九日峨嵋山登高 白云轩赏菊 晁采湖赏芙蓉 永绥堂赏菊花酒 平冈山扫墓 万松楼听松涛
十月刘林看丹枫 赏鳊鱼 相思河送友人南归
十一月冬至家宴 生朝家宴 食蟹 南园看橘含英堂赏白山茶
十二月望湖楼赏雪 跨驴探梅 峨嵋山踏雪 闺中围炉 廿十四日祀灶 除夜守岁
且不说赏花、观景、泛舟、登高、听松、望月、斗蟋蟀、扑蝴蝶这些各个季节中魅力无穷的活动，就是这元旦开家宴、三月试新茶、五月烹新鹜、六月尝新藕、七月摘葡萄、食新家宴、九月品菊花酒、十一月食蟹的精心安排，也只有对生活充满极度热爱的人，才能够如此，而这还不是一个专门用于饮食的日程。
张岱在晚明士大夫中“好吃”是出了名的，这一点源于其家传。其祖父张汝霖著有《饔食》一书，并且曾在杭州与友人包涵所、黄汝亨等人成立了一个“饮食社”，专门讨论饮食之事。这一点在张岱的《老饕集序》中有描写：“余大父与武林涵所包先生、贞父黄先生为饮食社，讲求正味，著《饔史》四卷，然多取《遵生八笺》，犹不失椒姜葱。用大官炮法，余多不喜，因为搜辑订正之。”张家到了张岱之时已经家道中落，但张岱的美食兴趣比起其祖父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因为如此他才将祖父的《饔史》重新搜集订正而编纂了《老饕集》。从张岱《方物》这则小品中可以看到在其国破家亡之前他几乎吃遍了当时天下、尤其是江南的美食美味：“越中清馋无过余者，喜啖方物。北京则苹婆果、黄鼠、马牙松，山东则羊肚菜、秋白梨、文官果、甜子；福建则福橘、福橘饼、牛皮糖、红乳腐，江西则青根、丰城脯；山西则天花菜；苏州则带骨鲍螺、山楂丁、山楂糕、松子糖、白圆、橄榄脯，嘉兴则马交鱼脯、陶庄黄雀，南京则套樱桃、桃门枣、地栗团、窝笋团、山楂糖，杭州则西瓜、鸡豆子、花下藕、韭芽、玄笋、塘栖蜜橘，萧山则杨梅、莼菜、鸠鸟、青鲫、方柿；诸暨则香狸、樱桃、虎栗，嵊则蕨粉、细榧、龙游糖，临海则枕头瓜；台州则瓦楞蚶、江瑶柱，浦江则火肉；东阳则南枣，山阴则破塘笋、谢橘、独山菱、河蟹、三江屯蛏、白蛤、江鱼、鲥鱼、里河。远则岁致之，近则月致之，日致之。耽耽逐逐，日为口腹谋，罪孽固重。但由今思之，四方兵燹，寸寸割裂，钱塘衣带水犹不敢轻渡，则向之传食四方，不可不谓之福德也。”此外，张岱还有其他一些描写当时美食、美味及当时饮食文化生活的小品文章，如《禊泉》、《兰雪茶》、《闵老子茶》、《乳酪》、《张东谷好酒》、《蟹会》、《露兄》等，其中大部分是他在《陶庵梦忆》中对往昔生活的回忆。
晚明人对饮食的精益求精还表现在他们对饮食的挑剔品味和热衷之上，有不少人甚至爱之成癖，尤其茶与酒是士大夫最为钟情的，爱之成癖的人也非常多，许多人还把他们品茗酌酒的体验写成书。以茶为例，徐渭有《煎茶七类》，陆树声有《茶寮记》，张大复有《茶说》、《煎茶》、《试茶》、《茶》等、夏树芳有《茶董》，张岱有《茶史》，屠本有《茶笈》，许次行有《茶疏》，文震亨有《香茗》，万邦宁有《茗史》。此外刘基的《多能鄙事》、宋诩的《竹屿房杂部》、高濂的《遵生八笺》、屠隆的《考余事》、谢肇膌的《五杂俎》等著作中都有对茶的专门记载与描写。也有一些小品文记载了当时一些嗜茶成癖的人的故事，如费元禄《晁采馆清课》记载了作者与其友嗜茶、品茶的事迹：
孟坚有茶癖，余盖有同嗜焉。异时初至五湖，会使者自吴越归，得虎丘龙井及松萝以献。余汲龙泉石英钟井烹之，同孟坚师之叔品弹射，益以武夷云雾诸芽，辄松萝虎丘为胜，武夷次之。松萝虎丘制法精特，风韵不乏。第性不耐久，经时则味减。耐性终归武夷，虽经春可也。最后得蒙山，莹然如玉，清液妙品，殆如金茎，当由云气凝结固耳。予所饮过三十杯，孟坚叔氏俱不能予十之一，则陆处士庐同辈焉得擅其胜乎。孟坚又以虎丘比闺房之秀，蒙顶故是林下风致，知言矣。蒙故蜀道雅州，今独行鲁之龟蒙，要自不可晓也。
品茶对于士大夫来说已不仅仅是满足生理需求的行为，而具有了舒畅胸怀、愉悦心情的精神作用。如文震亨所云：“香茗之用，其利最溥。物外高隐，坐语道德，可以清心悦神。初阳薄暝，兴味萧骚，可以畅怀舒啸。晴窗榻帖，挥麈闲吟，篝灯夜读，可以远辟睡魔。青衣红袖，密语谈私，可以助情热意。坐雨闭窗，饭余散步，可以遣寂除烦。醉筵醒客，夜雨蓬窗，长啸空楼，冰弦戛指，可以佐欢解渴。”可见茶之效用既有远辟睡魔、佐欢解渴等适宜人之生理的作用，更有清心悦神、畅怀舒啸、助情热意等精神作用，且显然明人更重视的是后者。张大复把品茶与爱山水、读书、学佛、好色并列，说明无论喜好何物，都应该了解其性情，用他的话来说即所谓“善淫”，他说：“世人品茶而不味其性，爱山水而不会其情，读书而不得其意，学佛而不破其宗，好色而不饮其韵，甚矣，夫人之不善淫也！”
明人爱茶，不仅讲究茶本身的种类，而且讲究烹茶的方法，在他们看来，品茶应该品其本身之香味，而不应该其他东西代替或掩盖其本味，这一点与中国饮食文化中讲究本味、真味的传统是一致的。屠隆《考余事》中说：“茶有真香，有真味，有正色，烹点之际不宜以珍果香草夺之。夺其香者松子、柑、橙、木香、梅花、茉莉、蔷薇、木樨之类是也；夺其味者番桃、杨梅之类是也。凡饮佳茶，去果方觉清绝，杂之则无辨异。若必曰所宜，核桃、榛子、杏仁、榄仁、菱米、栗子、鸡豆、银杏、新笋、莲肉之属，精制或可用也。”徐渭在谈到品茶时也说：“先涤漱，既乃徐啜，甘津潮舌，孤清自萦。设杂以他果，香味俱夺。”中国古代饮食文化中对饮宴的环境气氛非常重视，设若是逢年过节、好友相会、家逢喜事，讲究饮食气氛的热烈欢快。但品茶时却不能如此，如陈继儒所言：“独饮得茶神，两三人得茶趣，七八人乃施茶。”
酒文化与茶文化一样，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士大夫专情的一个方面。晚明士大夫对酒的嗜好之强烈在许多小品文中可以看到。别的不说，连根本不胜酒力的袁宏道还专门写了一个论酒的小品集《觞政》来谈饮酒之道，其中从饮酒之吏、徒、容、宜、遇、候、战、祭、典刑、掌故、刑书、品第、杯勺、饮储、饮饰、欢具等十六个方面把饮酒之人、饮酒之时、饮酒所宜、饮酒之器具、对酒的品味等饮酒之道说得新鲜有趣，反映出晚明人对饮酒之道的讲究。如他认为饮酒之道有五合十乖：“饮有五合，有十乖。凉月好风，快雨时雪，一合也。花开酿熟，二合也。偶尔欲饮，三合也。小饮成狂，四合也。初郁后畅，谈机乍利，五合也。日炙风燥，一乖也。神情索莫，二乖也。特地排当，饮户不称，三乖也。宾主牵率，四乖也。草草应付，如恐不竟，五乖也。强颜为欢，六乖也。革履板折，谀言往复，七乖也。刻期登临，浓阴恶雨，八乖也。饮场远缓，迫暮思归，九乖也。客佳而有他期，妓欢而有别促，酒淳而易，炙美而冷，十乖也。”又如他认为即使醉酒，也要醉得有味道、有气氛、有诗意：“凡醉有所宜。醉花宜画，袭其光也。醉雪宜夜，消其洁也。醉得意宜唱，导其和也。醉将离宜古钵，壮其神也。醉文人宜谨节奏章程，畏其侮也。醉俊人宜加觥盂旗帜，助其烈也。醉楼宜暑，资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一云：醉月宜楼，醉暑宜舟，醉山宜幽，醉佳人宜微酡，醉文人宜妙令无苛酌，醉豪客宜挥觥发浩歌，醉知音宜吴儿清喉檀板。”可见晚明士大夫对饮酒之事的讲究。自认为“生平无酒才，而善解酒理”的张大复在其《梅花草堂笔谈》之中也写下了诸如《试酒》、《读酒经》、《易醉》、《醉生》、《酒政》、《醉语》等有关饮酒生活的小品，其中《酒政》一篇是他读袁宏道《觞政》后的体会与补充。钟惺有小品《题〈酒则〉后四条》，写出了饮酒之神、气、趣、节四方面的乐趣与忌讳。而潇洒风流的陈眉公偏偏也是个“余不食酒，即饮，未能胜一蕉叶，然颇谙酒中风味”之人。他在小品《书酒癫》中说：
大约太醉近昏，太醒近散，非醉非醒，如憨婴儿。胸中浩浩，如太空无纤云，万里无寸草。华胥无国，混沌无谱，梦觉半颠，不颠亦半，此真酒徒也。毕忘盗，未忘瓮；刘忘埋，未忘锸。俗人治生，道人尝死。圣贤之教，生荣而死哀，是皆犹有生死在耳。然则将何如？乐天不云乎：“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且饮。”
陈继儒确实颇为明了饮酒的妙用，喝得半醉半醒时那种“如憨婴儿，胸中浩浩，如太空无纤云，万里无寸草”的感觉，的确是能够使人一醉解千愁、忘却人世间的忧虑烦恼的好方法。自古以来中国文人爱酒，是因为酒能助兴，“李白斗酒诗百篇”成为千古佳话。酒能刺激人的艺术创作与欣赏的灵感是无可否认的，对于这一点晚明人也是有体会的。
此外，借着酒兴赏花游乐也是晚明士人认为最美的乐事。陈继儒的《观桃花记》可以说是晚明文人学士借着酒兴寻欢作乐的极好写照：
南城，独当阳城下，多栽桃花，花得阳气及水色，大是华。居民以细榆软柳编篱缉墙，花间菜畦，绾结相错如绣。余以花朝后一日，呼陈山人父子，暖酒提小，同胡安父、宋宾之、孟宜夫渡河梁，踏至城以东，有桃花蓊然。推户闯入，见一老翁，具鸡黍饷客。余辈冲筵前索酒，请移酒花下。老翁愕视，恭谨如命。余亦不通姓字，便从花板酒杯，老饕一番。复攀桃枝，坐花丛中，以藏钩输赢为上下，五、六人从红雨中作活辘轳，又如孤猿狂鸟，探叶窥果，惟愁枝脆耳。日暮乃散。是日也，老翁以花朝为生辰，余于酒后作歌赠之，谓老翁明日请具卮脯为寿。十四日，余与希周、直夫、叔意挈酒，甫出关路，途得伯灵、子犹，拉同往。又遇袁长史披鹤氅入城中，长史得吾辈看花消息，遂相与反至桃花溪。至则田先生方握锄理草根，见余辈，便更冠出肃客。客方散踞石上，而安父、宾之、箕仲父子，俱挈酒佐之。董、徐、何三君，从城上窥见，色为动，复踉跄下城，又以酒及鲜笋、蛤蜊佐之。是时，不速而会凡十八人。田先生之子归骈为十九人。十一，酒七、八壶觞。酒屈兴信，花醉客醒，方苦瓶垒相耻，忽城头以长绠缒酒一樽送城下客，则文卿、直卿兄弟是也。余辈大喜，赏为韵士。时士人各为队，队各为戏。长史、伯灵角智局上。纷纷诸子，饱毒空拳。主人发短耳长，龙钟言笑。时酒沥尚余，乃从花篱外要路客，不问生熟妍丑，以一杯酒浇入口中，以一枝桃花簪入发角，人人得欢喜吉祥而去。日暮鸟倦，余亦言旋，皆以月影中抱持，而顾视纱巾缥袖，大都酒痕、花瓣而已。昔陶徵君得以避秦数语，输写心事，借桃园为寓言，非真有桃园也。今桃花近在城齿，无一人为花作津梁，传之好事者。自余问津后，花下数日间，便尔成蹊。第赏花护花者，舍吾党后，能复几人？摧折如怒风甚雨，致使一片赤霞，阑珊狼藉，则小人于桃花一公案，可谓功罪半之矣。
晚明的美食文化还表现在士大夫间经常举行的食社、食会活动，通过这种活动，一方面可以享用鲜味美食，得到生理肉体上的快活；另一方面还可以勾通朋友之间的感情，借着席间的吟诗作对，达到精神上的交流。张岱的《蟹会》写出其与兄弟朋友每年蟹熟季节举行蟹会的乐趣：“食品不加盐醋而五味全者，为蚶、为河蟹。河蟹至十月与稻粱俱肥，壳如盘大，坟起，而紫螯巨如拳，小脚肉出，油油如錌。掀其壳，膏腻堆积如玉脂珀屑，团结不散，甘腴虽八珍不及。一到十月，余与友人兄弟辈立蟹会，期于午后至，煮蟹食之，人六只，恐冷腥，迭番煮之。从以肥腊鸭、牛乳酪，醉蚶如琥珀，以鸭汁煮白菜如玉版，果以谢橘、以风栗、以风菱。饮以玉壶冰，蔬以兵坑笋，饭以新余杭白，漱以兰雪茶。繇今思之，真如天厨仙供，酒醉饭饱，惭愧惭愧。”明代的食社、食会活动名目很多，最常见的是汤饼会、盒子会。
他的《游山小启》则表现了晚明人把饮食与游玩结合在一起的行乐方式：“幸生胜地，鞋趿间饶有山川；喜作闲人，酒席间只谈风月。野航恰受，不逾两三；便随行，各携一二。僧上凫下，觞止茗生。谈笑杂以诙谐，陶写赖此丝竹。兴来即出，可趁樵风；日暮辄归，不因剡雪。愿邀同志，用续前游。凡游以一人司会，备小船、坐毡、茶点、盏箸、香炉、薪米之属，每人携一簋一壶二小菜。游无定所，出无常期，客无限数。过六人则分坐二舟，有大量则自携多酿。约×日游×舟次×右启。某老先生有道。司会某具。”在这种且游且食且乐的活动中，不仅体会到了眼、耳、鼻、舌等感官的快乐，而且精神上也获得了放松，增进了家人、朋友之间的感情。
三 迭石造园露财显富
除了衣食方面外，晚明人在居住方面自然也不甘循规蹈矩。明初对于社会各阶层人在衣食住行诸方面都立有严格的规定，在住宅建筑方面也如此。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官员营造房屋不许歇山转角重檐、重拱及绘藻赶井，惟楼居重檐不禁，公侯之宅前厅七间两厦九架，中堂七间九架，后堂七间七架，门三间五架，用金漆及兽面锡环，家庙三间五架，覆以黑板瓦脊，用茶瓦兽，梁栋斗拱檐桶彩绘饰，门窗枋柱金漆饰，廊庑庖库，从屋不得过五间七架。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九架，……三品五品厅堂五间七架，……六至九品厅堂三间七架。……品官房舍门窗户牖不得用丹漆。功臣宅舍之后留空地十丈左右，皆五丈不许挪移，军民居止，更不许于宅前后左右多占地构亭馆开池塘，以资眺。”又据朱国桢《涌幢小品·王府》记载：“国初亲王府基，秦用陕西台治，晋用太原新城，燕用元旧内，楚用武昌灵应寺，齐用青州益都县治，潭用潭州玄妙观，靖江在独秀峰前。以后续封者，自宜详载，而史不必尽书。要之，必取郡地之最广与风气最适中者用之。亲王府制，王城高二丈九尺，女墙五尺五寸。城河阔十五尺，深三丈，正殿基高六尺五寸，月台五尺九寸，各有定数。而殿之尺寸不著。秦府殿高至九丈九尺，韩府止五丈五尺，大相悬绝。岂秦、晋、燕、周四府乃高皇后亲生，故优之，诸子不得与之并耶？余见吉府、荣府，城高仅二丈余，城外并无河。想即以本府长沙、常德之城池为据，而内城作子城，其余可类推矣。”如果明人始终遵守这些规定，则不可能出现晚明时代的造园热，今天我们也不可能看到这么多风景如画的明代园林建筑了。正是在晚明的思想解放，生活放纵的潮流中，明人打破了各种居住建制的束缚，兴起了迭石造园，露才显富的热潮。
明中、后期，尽管在建造住宅时仍然不违背封建道德的合院制设计观，但是一些官僚地主、富商巨贾却不顾朝廷的限制，竞相叠石造园，由于一味露财显富，故一些建筑、园林尽管庞大富丽，却不免堆砌庸俗。士大夫也以极大的兴趣投入到为自己营造一处可居可游的安乐之所的活动中，他们一般并不注重其夸饰雕琢，而更强调其给人以精神上的审美享受的方面。如李日华在《紫桃轩又缀》中说：“凡置宅，庾库牢栅备，而轩朗之室阙如，此笃于营赀而陋者也；华榱文栋，阶犁，然而奥密之室，无一可偃仰，此务外喜俗游而不知有清适者也。小窗疏栏，花石楚楚，而堂不足以容燕几，庭不足以交履舄，此幽独自命而槁乎无涉于世者也。惟夫堂寝具而不华，高卑构而各适。名山胜地诚未易，即然前后五十余步，必须通流，游目四望，颇见疏林遥渚，有曲阁藏书，以远蒸涅，有高轩凌虚，以延云物。近市而不喧嚣，滨水而不湫滥。斯通人之所栖，亦以俯俗，亦以超世者也。癸亥秋日，谋居未定付儿曹。”可见，士大夫无论择居或是造屋，首先是考虑其用途，务必使其环境符合使用目的。
最能体现士大夫这种居住理想的莫过于他们为自己建造的一处处既优美可赏，又舒适可居的园林别墅。晚明有不少专门描绘当时士大夫园林的文章，这些作品多是应朋友之邀游玩园林后的感受，或是为朋友新建园林所写之记，当然也有以自豪的心情描绘自己园林景致的，如袁宏道的《园亭记略》，袁中道《杜园记》、《？谷记》、《荷叶山房销夏记》，陶望龄《歇庵记》，陆树声《游韦庄记》，黄汝亨《题懒园记》，曹学《春风楼记》，钟惺《梅花墅记》，陈继儒《许秘书园记》、《陆宫保适园记》、《陆君策畸墅记》、《逸圃记》、《梅花楼记》，费元禄《晁采馆清课》，王思任《淇园序》，张岱《园》、《天镜园》、《不二斋》、《于园》，刘侗《李皇亲新园》，祁彪佳《寓山注》，高攀龙《可楼记》等。从这些小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园林建造的精致用心。如陈继儒《陆君策畸墅记》中记载了其朋友陆群策的畸墅园如画的风景：
君策初考室曰铁树山房，梅花梧竹，具体而微，其左藩以蔷薇，绕以曲池；其右为庐山草堂，小廊西折。曲室髹几，偻入雪洞，伟木数章，交阴洞口。巨石当门，不见行路。脱石得坡，则青桂缤纷，正负庐山草堂之后。一亭窦之，藤架桃溪。荷香柳浪，错绣于巢青阁前矣。余尝与君策登巢青，转竹楼，比时花气郁蒸，玉兰亭亭，如素霓罢曲；海棠二树，如飞燕合德，倚醉争妍，夭桃如数百红绡，排筵当队，与海棠作婢。藤花修竹，如粉面绿衣，护侍四十里。紫丝步幛，觉金谷铜雀中诸人，尚带酸馅耳。君策笑曰，海棠奇艳，未若梅花老带风骨，请为辟地种梅，以章德素。于是巢青阁外，又益以竹数亩，竹外又益以池数亩，建蔚映堂临之。而堂左则环是红白梅数百树，清流怪石，约束逋亭之下。逋亭吟赏，如白衣宰相，坐绛霞丹嶂间，草木皆生天香，无复人间一毫尘土气。由逋亭渡板桥，小屋不洁，栽竹限之，通片玉居，其前以太湖石撑柱为壁，壁窦砑，昏黑阴森，疑雨疑暮。行十二武，疏冥窍暗，豁然蹑读书台，台畔循级而上，则取径巢青竹楼，循级而下，则小溪丛筱，高梧矮垣，直达空诸室。其径多种古梅，梅点莳花乐，幽草弄妍，和风转梵，盖清韵澹荡处也。空诸室穴而西，为艳香亭，层台牡丹，撩出垣上，亭西橘柚篱，庖扃而客履不得迹矣。吾郡九峰，曩皆会樵牧手，及今好事者相属，次第为精舍。余山寮凡四，干将白石，幸与畸墅邻近。昔庞德公居汉之阴，司马德操宅州之阳，望衡对宇，欢情自接。泛舟褰裳，率尔休畅。
值得注意的是，晚明不仅豪富巨贾与文人士大夫对自己的居住环境日益讲究，纷纷打破常规，建造豪宅园林，就是普通平民百姓也纷纷将他们居所建得更为舒适。除了晚明奢侈之风使然，他们这样做还有经济上的考虑。对于城市市民来说，他们没有什么固定财产，建一所好房子就是他们的恒产，家境不断变好的可以留给后代，家境衰落了还可以变卖。在这种思想下，从北京到南京，从杭州到福建，从广州到西安，从河南到安徽，几乎所有大中城市中都建起了各具地方风格的民居建筑。不难看出，老百姓尽管没有富豪那样的财力和士大夫那种雅致，但他们却尽量使自己的住宅实用又得体，一旦经济宽裕，也不惜工本把房间搞得豪华一些。如范濂所说：“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重檐兽瘠，如客衙然。圜囿僭似公侯，下至勾栏之中，亦多画屋矣。”关于晚明居住的审美趣味与观点，将在后面园林部分分析。
四 趣味广泛雅俗兼具
晚明时代是人们的各种个人趣味迅速膨胀的时代。当时的人们对任何事物都充满了浓厚的兴趣，有时甚至成为着迷入魔的癖好。这可以从两方面看出来：一是对于野史趣闻、特殊事物的收集喜好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怪诞；二是包括书籍、古董、珍玩在内的各种收藏品的种类日益增多，品味雅俗兼具。
1.成癖成痴
喜好搜罗野史趣闻的现象在明以前也有，但并没有形成风气。而到了明代，热衷于此道的人大大增加，不仅如此，而且，他们所收集记载的各种趣闻异事几乎无所不有，内容繁杂，事无巨细，简直到了网罗遗闻，有事必书的地步。谢国桢的文章《明清野史笔记概述》中，把明代收集撰写野史笔记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明洪武、永乐时期，为初期；二是宣德到正德时期，为中期；三是明嘉靖以后，为后期。可以看到，尤以后期出现的这方面的著作为多，如他所言：“由于王、胡、焦三家的提倡，当时的人士闻风竞起，著述林立。”
深挖明人如此热衷于野史趣闻背后的原因，是一种对统治者“防民之口，甚于遏川”的文化专制主义的逆反心理使然。统治者越是对前朝或本朝的历史、文艺等书籍严加控制，就越激起了人们对其的好奇心。况且在前人的典故文章中有许多有趣味、有价值的东西，也对明人充满了吸引力。就在朱元璋、朱棣父子实施文化高压与大兴“文字狱”之时，便出现了记载明朝开国事迹的《龙兴慈记》、《剪胜遗闻》、《平胡录》、《平北录》、《北征录》等非官方授意的野史著作。此后，士大夫私修当代史的风气一发不可收拾，诸如《双溪杂记》（王琼）、《主斋闲记》（宋瑞）、《震泽长语》（王鏊）、《寓圃杂记》（王琦）、《蹇斋琐缀录》（尹直）、《又槐岁钞》（黄榆）、《菽园杂记》（陆容）、《俨山堂外集》（陆深）、《水东日记》（叶盛）、《吾学编》（郑晓）、《鸿犹录》（高岱）、《少室山房类稿》（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胡应麟）、《国史经籍志》（焦）、《国朝献征录》（焦）、《玉堂丛话》（焦）、《丹铅总录》（杨慎）、《客座赘语》（顾起元）、《四友斋丛说》（何良俊）、《涌幢小品》（朱国祯）、《五杂俎》（谢肇膌）、《万历野获编》（沈德符）等一大批作品。这些修史人中有不少是在朝或在野的朝廷命官，王鏊是正德年间户部尚书冶炼文渊阁大学士，郑晓是嘉靖时的兵部尚书，朱国祯是万历朝国子监祭酒、天启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焦曾官翰林编修，杨慎是翰林学士。他们所书野史中记载了当时的社会风俗、典章制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内容，也有对农民起义、朝野轶闻的记载。有人收集、撰写，就有人购买、阅读，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遍游祖国江河山川并写下了许多精彩的山水游记的徐霞客，幼年时就是个喜欢博览奇书的孩子。陈含辉为他写的墓志铭中说他：“博览古今史籍及舆地志、山海图经，以及一切冲举高蹈之迹，每私覆经书下潜玩，神栩栩动。”还有一位叫陈良卿的好书人“性嗜异书，年逾立即释儒服，谢学使者隐沙水竹树之间。与吟翁野衲相往还。遇有奇书，隐牒不惜破产购之。江南故家，遗帙搜抉殆遍”。明代野史趣闻收集兴趣的上升，不仅能让今人通过大量的野史笔记窥几百年前社会的风貌人情，就是在当时对于人们眼界的开阔、趣味的扩大也具有重要作用，到了明末人们可以说已经见怪不怪，对许多事情习以为常。尤其是对于那些被认为是有悖于封建礼法的行为，像寡妇改嫁、男女偷情等也并不视为大逆不道。这种趣味扩大所带来的见多识广，实际上潜移默化地更新着人们的观念。
除了对野史趣闻收集、阅读乐此不疲外，明人趣味兴致的广泛还表现在他们五花八门的个人癖好上。除了诗文、书画、戏曲、园林、美食、茶酒、花鸟、虫鱼、游山、玩水、参禅、弈棋、声乐、美色等一些士大夫大多具有的偏爱外，一些人的个人趣味真可谓千奇百怪，而且爱得如醉如痴。如王世懋到了晚年别无他好，独爱种奇花异卉，不仅在其花园中罗致四季不同的花卉，而且花瓶中的花也每日更新：“余性多嗜好，亦多谙解，然幸无一事足累此心。晚来劲澹为宗，欲一切扫去，独爱种奇花。常命儿子吾晚境无所须，汝辈但为我罗致四时花于囿中，令胆瓶内日供一枝足矣。元驭阁老性醇直，无他好，独此癖与予同。近帖书云，旦夕图归，为我先致莲香白家园中以待。余亦多命思归，暇日辄忆花品应致者……母谓我发种种尚作儿态也。”李日华从少年时起就偏嗜奇特之事，终日忙于搜奇书、访异人：“余少年嗜奇，必欲为非常事，终日搜异书，访异人。有号通玄子者，授余服饵法一编。其极简易者，春时服蔷薇嫩头一月即可。每日服信三厘，渐增至一分。即可入水。坐卧不病。如是经年，即可蜡涂身体，挟利刃，潜游江湖，劫睡龙之珠，得珠而行空自如，触石无碍，三界八寰，可纵浪矣。此飞仙之业也，而始终于啮蔷薇嫩头，谭此于客，未尝不胡庐而笑。”也许正是他青少年时的这种求新慕异的好奇心，使他后来成为一位极为博学之士。张岱本人的奇好异癖通过其《自为墓志铭》已经广为人知，他的堂弟张萼初（字燕客）是他的二叔、收藏家张葆生之子，因为是独生子，从小溺爱，故虽然“颖敏异常人，涉览书史，一目辄能记忆”，却性格怪异暴躁，癖好几乎无所不及：“凡诗词歌赋，书画琴棋，笙箫弦管，蹴鞠弹棋，博陆斗牌，使枪弄棍，射箭走马，挝鼓唱曲，傅粉登场，说书谐谑，拨阮投壶，一切游戏撮弄之事，匠意为之，无不工巧入神。”有这些爱好也还算无伤大雅，可是这位公子哥还有许多其他劣癖，如以皮鞭将人打得血肉淋漓、皮开肉绽。像其父一样他也喜欢收藏，但却完全是一种挥霍。他路过武林时见金鱼数十头很可爱，花三十金买回来，没两天就都泛了白肚，一尾不剩仍然欢笑自若。还曾百金买上妾，过了一夜不中意，就不要了。在他的折腾下，其父留下的万贯家产没几年就败光了。张岱的另一个弟弟张培，虽然是个盲人，其喜爱偏好之丰富也不输于张岱。据张岱记载，他“性好读书，倩人读之，入耳辄能记忆。朱晦庵《纲目》百余本，凡姓氏世系，地名年号，偶举一人一事，未尝不得其始末。昧爽以至丙夜，频听之不厌。读者舌敝，易数人不给。所读书目，自经史子集，以至九流百家，稗官小说，无不淹博”。不仅如此，他“有一隙之暇，则喜玩古董，葺园亭，种花木，讲论书画。更喜养鹁鸽，养黄头，养画眉，养驴马，斗骨牌，著象棋，制服饰，蓄莖童，知无不为，兴无不尽”。
明人的这种好癖成性的现象，对于当时文学艺术的丰富发展也是有一定促进的，晚明小品文中关于清赏、清玩的小品很多就是一个说明。而记载时人这类异闻趣事也成为其内容之一。如顾起元《客座赘语·好石》中记载：
南大理卿陈玉叔先生性癖好石，不啻米襄阳之下拜也。尝过北门桥访上舍嘉定李生，见其几上英石郁然森秀，先生数目属之。李生曰：“公得毋爱此石乎？当畀以送公。”公欣然曰：“果见诒，何待送！”即命皂隶以手巾络之，击于轿杠，乘而归。又爱徐公子凤台园大石，善价购之，欲归而置于沔阳之玉沙园。数百人绁而登舟，哗哗动闾巷，此舟至大江马当山下，风涛汹涌，竟簸如江，百计取之，迄不能出。未几先生以省臣论归，将行，余送于舟次，先生意颇鞅鞅。余解之曰：“据所云云，古人以为佳话，即不然亦风流罪过耳，且升沉常事，何足芥蒂邪？”先生大笑，抗手而别。
从某种角度而言，明人的这种对所钟爱的事物全身心投入、成痴成癖的现象，也正是当时经济发达，物欲横流，人们充满对生活的热爱与真情的社会状况的反映。在晚明那个“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糜相高”的社会中，人们的道德观、价值观、生活观、交友观均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在时人看来，人有癖有疵并非缺点，却是其人具有真性情、真才华的表现。张岱的朋友祁止祥也是一个满身疵癖的人，据张岱描绘：“余友祁止祥有书画癖，有蹴鞠癖，有鼓钹癖，有鬼戏癖，有梨园癖。壬午至南都，止祥出阿宝示余，余谓此西方迦陵鸟，何处得来？阿宝妖冶如蕊女，而娇痴无赖，故作涩勒不肯着人，如食橄榄，咽涩无味而韵在回甘；如吃烟酒，鲠噎无奈而软同沾醉，初如可厌，而过即叫之。止祥精音律，咬钉嚼铁，一字百磨，口口亲授，阿宝辈皆能曲通主意。乙酉南都失守，止祥奔归，遇土贼，刀剑加颈，性命可倾，至宝是宝。丙戌以监军驻台州，乱民卤掠，止祥囊箧都尽，阿宝沿途唱曲以膳主人。及归刚半月，又挟之远去。止祥去妻子如脱屣耳，独以娈童崽子为性命，其癖如此。”而张岱却视他为知己，并且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张大复也有同样的看法，在他看来，事物有毛病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却正是其与众不同和得以流传之处：“木之有瘿，石之有﨡鹆，皆病也。然是二物者，卒以此见贵于贡。非世人之贵病也，病则奇，奇则至，至则传。”
最全面地对晚明文人种种病、癖进行总结的是程羽文，他在《清闲供》中概括了士大夫生活中的六种非正常表现，即：
一曰癖。典衣沽酒，破产营书。吟发生歧，呕心出血。神仙烟火，不斤斤鹤子梅妻；泉石膏肓，亦颇颇竹君石丈。病可原也。
二曰狂。道旁荷锸，市上悬壶，乌帽泥涂，黄金粪壤，笔落而风雨惊，啸长而天地窄。病可原也。
三曰懒。蓬头对客，跣足为宾。坐四座而无言，睡三竿而未起。行或曳杖，居必闭门。病可原也。
四曰痴。春去诗惜，秋来赋悲，闻解佩而踟踌，听坠钗而惝恍。粉残脂剩，尽招青冢之魂；色艳香娇，愿结蓝桥之眷。病可原也。
五曰拙。学黜妖娆，才工软款。志惟古对，意不俗谐。饥煮字而难糜，田耕砚而无稼。萤身脱腐，醯气犹酸。病可原也。
六曰傲。高悬孺子半榻，独卧元龙一楼。鬓虽垂青，眼多泛白。偏持腰骨相抗，不为面皮作缘。病可原也。
对于这些表现的成因，有不少士大夫极力为其寻找合理的解释，如袁宏道认为，生而为人总是有情感的，而其情感在现实中必应有所寄托，人如果失去情感寄托，其生活轻则会若有所失，平淡无味，如同处在活地狱中一般，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髯公近日作诗否？若不作诗，何以遣此寂寞日子也？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故有以弈为寄，有以色为寄，有以技为寄，有以文为寄。古之达士，高人一层，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肖浮泛虚度光景。每见无寄之人，终日忙忙，如有所失，无事而忧，对景不乐，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缘故，这便是一座活地狱，更说什么铁床铜柱、刀山剑树也？可怜，可怜！大抵世上无难为的事，只胡乱做将去，自有水到渠成日子。”他还曾劝朋友说：“人生何可一艺无成，作诗不成，即当志精下棋，如世所称小方、小李是也。又不成，即成一意蹴鞠？弹，如世所称查十八、郭道士等是也。凡艺到精极处，皆可成名，强如世间浮泛诗文百倍。”明代是一个尚情重趣的时代，个人的情感与趣味对于晚明士大夫来说是他们个性的表现，扼杀情感与趣味就等于扼杀个性与人格。尽管有些人的一些癖好实在让人不以为然，但晚明人似乎对这种玩物丧志并不在乎，其原因在于对于他们来说所玩、所癖何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种对某一事物执著不渝的追求，恰恰是他们所看重的一种人格魅力。袁宏道曾对朋友说：“弟谓世人但有殊癖，终身不易，便是名士。如和靖之梅，元章之石，使有一物易其所好，便不成家。纵使易之，亦未必有补于品格也。”另一方面，对于晚明名士来说，尽管他们大多为进士出身，但却由于他们洒脱的个性、开放的意识，又都对官场的束缚与黑暗非常反感，常常做出一些让人看不惯的“惊人”之举，故多请辞或被罢官。虽说无官一身轻是他们想要的，但真正能拿得起放得下也不容易，士而不官，生活毕竟显得过于清闲，因而对各种癖好的热衷与沉溺，往好处说是其“深情”与“真气”的表现，往不好处说则是他们填补沉闷生活的一种方式或者少数人自暴自弃的借口。袁中道坦白地承认了这一点：
才人必有冶情，不冶不才，有所为而束之则近正，否则近邪。丈夫心力强盛时，既无所短长于世，不得已逃之游冶，以消垒块不平之气。古之文人皆然。近日杨用修云：“一措大何所畏？特是壮心不堪牢落，故耗磨之耳。”亦情语也。也是可怜可痛。语近有一文人酷爱声妓赏适，予规之，其人大笑曰：“吾辈不得志于时，既不同缙绅先生享安富尊荣之乐，止此一缕闲适之趣，复塞其路，而欲与之同守官箴，岂不苦哉？”其语卑卑，益可怜矣。饮酒者，有出于醉之外者也；征妓者，有出于欲之外者也。谢安石、李太白辈，岂即同酒食店中沉湎恶客，与鬻田宅迷花楼之浪子等哉？云月是同，溪山各异，不可不辨也。虽然，此亦自少年时言之耳，四十以后，便当寻清寂之乐。鸣泉灌木，可以当歌，何必粉黛。
在他看来，人有冶情、不平之气，必然要释放，年轻时不免沉溺声色，过了40岁则以山水花鸟为解，这种想方设法发泄内心的激情与苦闷的做法，古来有之。他把人生比为苦海，而在苦海之中惟有这些闲情逸致是可以稍稍缓解人生苦痛的镇痛剂，在另一则小品中他说：“人心如火，世缘如薪。可爱可乐之境当前，如火遇燥薪，更益之油矣。若去其脂油，洒以清凉之水，火亦渐息。吾尝见人阅除书，则进取之念愈炽；睹广柳，则谋生之意少灰。乃知心随境变，可用吾斡旋之法。是以修行之人，常处逝多林中，借其无常之水，以消驰逐奔腾之火，此亦调心第一诀也。”
2.乐于收藏
晚明人兴趣广泛，雅俗兼具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乐于收藏。从明人在收藏方面较前人的变化中，也可以看出趣味的扩大在当时的表现。明代以前，对于古玩的嗜好不过是文人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在闲暇时间的一种生活趣味，很少有人把它当成一种专业。而且明以前文人赏玩的趣味偏向于自然朴素，重视的是赏玩之物能够引人联想的内涵，而不以刀斧雕琢为尚。明代以前对于文物的收藏标准不仅以其是否真伪为重，而且也以其质地、造型、色彩、纹饰及它们之间相互配合的审美标准为重，促使他们进行收藏的动机主要是寄情为乐，由文房几案的小景而萌生徜徉大自然的情怀，所以他们在描述收藏之心绪时总是十分强调“我辈自有乐地”。元代时收藏鉴赏趣味上已开始出现向世俗化转移的苗头。而到了明代便逐渐成为一种时尚。明初曹昭所著的《格古要论》在品论文人收藏品时，就已经显得世俗多了，书中所列的收藏品包括古铜器、古画、古墨迹、古碑法帖、古琴、古砚、珍奇、金铁、古窑器、古漆器、锦绮、异木、异石等13类，可以看出文人收藏的兴趣更广泛了，其中有许多东西都是前人未曾详言或未曾提及的，如陶器、漆器乃至鬼功毯（象牙球）、火浣布、犀角、珠玉、锦绮等都引起了收藏者的注意。而到了明末屠隆的《考余事》时，所涉及的收藏品的范围就更为广泛了，凡是现实生活中精巧可人之物几乎无所不包。这种倾向一方面促进了工艺品的发展，也说明了人们趣味的扩大，但是另一方面也致使人们对于收藏品标准发生变化，真伪与审美的标准不免为价高、奇特、罕有等满足好奇心的标准所替代。人们的收藏兴趣开始向更冷僻、更独特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在另一相反方向上也呈现出新的景观，这就是民间收藏之风开始盛行。这种风气大约开始于明嘉靖年间，沈德符所著《万历野获编》中说这种风气：“始于一二雅人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大估，曰千曰百，动辄倾橐相酬。”可见原来只是少数文人热衷的嗜好，在晚明逐渐成为富有的缙绅和商人们争相效尤的对象。这种风气的兴起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文物收藏行为性质的变化，自晚明开始，收藏已不仅仅是为了附庸风雅，同时也成为一种聚积财产和夸示财富的方式。许多人为了收藏彼此竞争，如张岱《琅轘文集》中讲到过其二叔张联芳为了收藏与人竞买的故事：“仲叔复精赏鉴，与石门先生竞收藏，交游遂遍天下。癸卯落第，到淮安，有贾客以铁藜天然几货者，淮抚李修吾以百金相值，仲叔以二百金得之。放舟亟行，李修吾飞骑追蹑，见朱文懿勘合，不敢问而返。自是收藏日富。大江以南，王新建、朱石门、项墨林、周铭仲与仲叔而五焉。丙午，造精舍于龙山之麓，鼎彝玩好，充禼其中。”
尽管如此，对于许多官宦商贾来说，收藏并非为了欣赏之雅趣，而是他们身份的装饰和他们追逐名利的手段，由于他们根本不懂古董，更不对其进行研究，而只以重金购买他人所无之物为乐趣，因而导致大量赝品上市的现象：“山阴朱太常敬循，同时以好古知名，互购相轧，市价又交眐其间，至以考功法中董外迁，而东壁西园，遂成战垒。比来则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赀，高谈宣和博古，古书画谱，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渑水燕谈之唐琴，往往珍为异宝。吴门新都诸市骨董者，如幻人之化黄龙，如板桥三娘子之变驴，又如宜君县夷民改换人肢体面目，其称贵公子大富人者，日饮蒙汗药，而甘之若饴矣。”进而又引出社会上一种新兴职业的出现，这就是古玩鉴赏家，不少当时有名的学者、艺术家及真正的收藏家充当了这一角色，如焦、沈德符、陈继儒、董其昌、王世贞、屠隆等人均精于辨识古物，又熟习掌故典籍，成为鉴定古玩的专家。由于这项职业受收藏家的推重，在当时很吃香，所以吸引了不少人来潜心研究，它使文人学士增长了见识，丰富了情趣，扩大了创作源泉。
此外，晚明时期，朝贡贸易和私商贸易的逐渐开放，将大量外国商品带入国内，其中包括铜、铁、锡、牛皮、马皮、鹿皮、虎皮、水獭皮及翠毛、孔雀尾、白藤、棕竹、乌木、紫檀、玳瑁、象牙、犀角、龟甲、苏木、油红布、青布、絆布、暹罗红纱等各种手工艺品原料和成品；胡椒、丁香、龙涎香、安息香、冰片、没药、血蝎、芦荟、栀子等香料药材；燕窝、番米、椰子、海莱、鹿脯、油麻、鱼翅等食品；以及各种观赏禽鸟、玻璃品、珊瑚米、香炉、嘉文席等国内珍稀的物品。当时的一些豪商大户争相藏蓄洋品，以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这种时尚反映了当时人追求奇物异品的标新立异的审美心理，同时也是生活日见奢华、审美情趣日见精琢的一种体现。
晚明小品文中有大量关于当时这种收藏之风的记载。
藏书自古是士大夫最大的收藏嗜好之一，但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家藏万卷，真正的藏书家首先要有家传渊源，其次还要有经济实力。晚明在多年的藏书实践中，还总结出藏书的经验。对于明代著名的藏书人及其藏书经验，顾起元《客座赘语》中有所记载：
南都前辈多藏书之富者，司马侍御泰、罗太守凤、胡太史汝嘉，尤号充栋，其后人不能守，遂多散轶。司马家书目，尤多秘牒，有东坡先生《论语解》钞本四卷。其家数有郁攸之变，此书亡矣。胡氏牙签锦轴，最为珍异，而子孙式微，凋落市肆，尤为人所惋叹。昔人言藏书八厄，水一也，火二也，鼠三也，蠹四也，收贮失所五也，涂抹无忌六也，遭庸妄人改窜七也，为不肖子鬻卖八也。周吉甫言：里中谢家小儿喜闻裂书声，乳媪日抱至书室，姿裂之，以招嘻笑。此当为藏书九厄。乃予又闻里中故家子有分书不计部数，以为不均，每遇大部，兄弟平分，各得数册者。有藏书不庋箧笥，狼藉大米桶中，或为人践踏者。此其厄，视梁元帝、南唐黄保仪之焚毁，又何如哉！至若为庸夫作枕头，为村店糊壁格，为市肆覆酱瓿，为婢妪夹鞋样，比于前厄差降一等。其他如堆积不晓披阅，收藏不解护持，秘本吝惜不肯流传，新刻差讹不加校雠，书之众厄，又有未易枚举者矣。
张岱是晚明时代藏书较多的名士之一，他继承前辈基业，从幼年时就喜爱聚书，前后40年聚书不下3万卷，可惜在明末的兵乱中遗失了。晚明著名的藏书家还有毛晋，他专门在家中建汲古阁，藏书近九万册，多为宋元刻本，他还喜好抄录罕见秘籍，由于其缮写精良，被称作“毛钞”。
明人把收藏又称为“好事”，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好事家》记载，由于嘉靖以后国泰民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当时著名的“好事家”有“吴中吴文恪之孙，溧阳史尚宝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延陵则嵇太史应科、云间则朱太史大韶，吾郡项太学锡山、安太学、华户部辈，不吝重赀收购，名播江南。南都则姚太守（汝循）、胡太史（汝嘉），亦称好事。”此外还有一些名士虽非收藏家，却是独具慧眼的鉴赏家，如“吾郡项氏，……间及王州兄弟。而吴越间浮慕者，皆起而称大赏鉴矣。近年董太史（其昌）最后起，名亦最重，人以法眼归之。”
明人的收藏范围非常广博，一些腰缠万贯、财力丰赡之人收藏的特点是无所不收。如张岱《陶庵梦忆》中所说的朱氏收藏家：“朱氏家藏，如龙尾觥、合卺杯，雕搂镂刻真属鬼工，世不再见。余如秦铜汉玉、周鼎商彝、哥窑倭漆、厂盒宣炉、法书名画、晋帖唐琴，所蓄之多与分宜埒富，时人讥之。余谓博洽好古，犹是文人韵事。风雅之列，不黜曹瞒；赏鉴之家，尚存秋壑。”
另一些人则是与自己的喜好相结合，专门收藏某一类东西，陆深《燕闻录》记载：“吾乡姚氏所藏钱谱，尽裒历代之钱穴。纸谱之奇形怪状，无所不有，而各疏时代由来。”
由于收藏成风，因而也出现了许多假收藏家以及蒙骗他们的假古董商。这一点从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中可以看到：“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借以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则全以此作计然策矣。一日予过王斋中，适坐一故敝黑几，壁挂败笠，指谓予曰：‘此案为吾吴吴匏庵先生初就外傅时所据梧，此笠则太祖普赐十高僧，而吾乡姚少师道衍得之，留至今，盖欲以歆予也。’予笑曰：‘是诚有之，然亦何异洪崖得道上升，油垢幞头，李西平破朱破绽衲袄也？’王面赤无以应。时娄江曹孝廉家一仆范姓，居苏城，亦好骨董，曾购一阎立本《醉道士图》，真绝笔也。王以廉值胁得之，索价千金，损之亦需数百，好事者日往商评。不知范素狡黠，已先令吴人张元举临摹一本，形模仿佛，几如桓元子之于刘越石，酬之十金，王所收者是也，真本别得善价售矣。元举眇一目，偶为王所侮，因宣言于外，谓若双目盲于鉴古，而诮我偏明耶。此语传播合城，引为笑端。真伪二本，予皆见之。”
谢肇膌的《秦士》是一篇讽刺当时士大夫中盲目好古收藏的绝妙小品，不仅像文中所说的路人对为好古而身无分文仍痴心不改的秦士笑得喷饭，即使今天我们读来也觉得十分好笑，同时也为那些不分真假、只图赶时髦的“收藏家”感到某种悲哀：
秦士有好古物者，价虽贵，必购之。
一日，有人持败席一扇，踵门而告曰：“昔鲁哀公命席以问孔子，此孔子所坐之席也。”秦士大惬，以为古，遂以负郭之田易之。
逾时，又有持枯竹一枝，告之曰：“孔子之席，去今未远，而子以田售。吾此杖乃太王避狄，杖策去时所操之瞂也，盖先孔子又数百年矣，子何以偿我？”秦士大喜，因倾家资悉与之。
既而，又有持朽漆碗一只，曰：“席与杖皆周时物，固未为古也。此碗乃舜造漆器时作，盖又远于周矣，子何以偿我？”秦士愈以为远，遂虚所居之宅以予之。
三器既得，而田舍资用尽去，致无以衣食。然好古之心，终未忍舍三器。于是披哀公之席，持太王之杖，执舜所作之碗，行乞于市，曰：“哪个衣饮父母，有太公九府钱，乞我一文！”闻者喷饭。
五 醉卧风月游戏人生
从明代许多文章，尤其是一些香艳小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晚明这样一个物质发达、人欲横流的社会中，士大夫纵情声色、醉卧风月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是由文人士大夫在日常生活与审美情感上的世俗化导致的。明代从正德时期开始，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一些思想解放的士大夫对人性与主体性的高扬和他们敞开胸怀拥抱整个现实世界的生活态度，带来了整个社会风气与审美风尚的变化。他们终于不再像其前人那样甘心在锦服美食、华宅丽人的花花世界面前保持自己的矜持与清高，也不再掩饰花天酒地、声色犬马对他们极大的诱惑力；相反，全身心地入世与腻情成为明中、晚期士大夫的一种时尚。他们从中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也认识到了人生苦短，只有注重现世人生之乐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袁宏道对此进行了总结：
嗟夫，电光泡影，后岁知几时何？而奔走尘土，无复生人半刻之乐……岁月如花，乐何可言。然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谈，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为怪，五快活也。大抵世间只有两种人，若能屏绝尘虑，妻山侣石，此为最上；如其不然，放情极意，抑其次也。若只求田问舍，挨排度日，此最世间不要紧人，不可为训。
不难看出，对于袁宏道这样的士大夫来说，不仅为了一官半职，劳碌奔走的生活不足为取，就是以往那种“求田问舍，挨排度日”的活法，也是要不得的。当时持相同观点的人大有人在，汤显祖在为王世贞的小说集《艳异编》作序时也曾说：“乃龌龊老儒辄云：目不睹非圣之书。抑何坐井观天耶？泥丸封口当在斯辈。而独不观乎天之风月，地之花鸟，人之歌舞，非此不成其为三才乎？从来可欣可羡可骇可愕之事，自曲士观之，甚奇；自达人观之，甚平。吾尝浮沉八股道中，无一生趣。月之夕，花之晨，衔觞赋诗之余，登山临水之际，稗官野史，时一展玩，诸凡神仙妖怪，国士名姝，风流得意，慷慨情深，语千转万变，靡不错陈于前，亦足以送居诸而破岑寂……”谢肇膌也说：“四十从政，五十悬车，耳目未衰，筋力尚健，或纵情山水，或沉酣文酒，优游卒岁，以保天年，足矣；今之仕者，涉世既深，宦术弥巧，桑榆已逼，贪得滋甚，干进苟禄，不死不休，生平未尝享一日之乐，徒为仆妾图轻肥，子孙作牛马耳。白乐天所谓‘官爵为他人’者，有味哉，其言之也。”谭元春则承认他不能学“道”，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看来，当时那些自以为学道之人，在贪恋官、财、色、游方面丝毫不亚于他，所以学道与不学道并没有什么差别：“弟子不能学道，在弱而好弄，老而不衰，生平贪恋光景，极知光景朝暮更换，而实有所不能舍也。又见学道人爱官与我同，爱财与我同，爱色与我同，爱交游玩好与我同，而自以为学道，不知我不学道又在何处。”
此外，董其昌、袁中道、屠隆、王稚登、陈继儒、冯梦龙、田艺衡、潘之恒、汤宾伊、张岱、程羽文、卫泳等人，都曾在自己的文章与小品中对个人或他人的风流韵事津津乐道，而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顾起元的《客座赘语》中则对晚明社会中淫靡之风有大量记载。从中不难看出，晚明时代由于民众、尤其是女性观念上的开放，女子抛头露面成为习以为常之事，男女间的自由交往也不再被视为冒天下之大不韪之事，历来为伦理纲常所禁守的“男女之防”在人们的心中已经坍塌了。社会上的淫靡之风与士大夫沉溺声色的心理相互呼应，使晚明成为一个被当时及后世保守者痛斥为“淫”的社会。
实际上即使是历代统治者也知道，关乎“饮食男女”的情欲问题是无法真正严禁的，故为了防止军队等重要部门出现问题，均由政府设立官妓、营妓，以防止官吏、军吏暗嫖私娼。明代也沿袭了这种做法。但自正德时期社会风气开始转变之后，像其他方面一样，这方面的旧制也被打破，大、中城市中明娼暗妓比比皆是，尤其是美丽富裕的南都秦淮河两岸，青楼鳞次栉比，如《客座赘语·女肆》中所说：“在万历十年前房屋盛名丽，连街接弄，几无鑔地。长桥烟水，清湾环，碧杨红药，参差映带，最为歌舞胜处。时南院尚有十余家，西院这次有直四家，倚门待客。”《虞初新志·板桥杂记》中讲到扬州时言：“歪妓多可五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沐熏烧，出巷口，倚徙盘礴于茶馆酒肆之前。”谢肇膌《五杂俎》中则对整个晚明社会作了一个概述：“今时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倚门献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两京教坊，官收其税，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唐、宋皆以官伎佐酒，国初犹然，至宣德初始有禁，而缙绅家居者不论也。故虽绝迹公庭，而常充禼里荶。又是有不隶于官，家居而献奸者，谓之土妓，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昔秦始皇之法，夫为寄瞫，杀之无罪；女为逃嫁，子不得母。至今日而偃然与衣冠宴会之列，不亦辱法纪而羞当世之士哉！”不仅如此，晚明时代，一些达官贵人除了狎娼宿妓外，还有宠男色的癖好，谢肇膌《五杂俎》中记载：“今天下言男色者，动以闽、广为口实，然从吴、越至燕云，未有不知此好者也。陶《清异录》言：‘京师男子，举体自货，迎送恬然。’则知此风，唐、宋已有之矣。今京师有小唱，专长供缙绅酒席，盖官伎既禁，不得不用之耳。其初皆浙之宁绍人，近日则半属临清矣，故有南北小唱之分。然随群逐队，鲜有佳者。问一有之，则风流诸缙绅，莫不尽力邀致，举国若狂矣。此亦大可笑事也。外之仕者，设有门子以侍左右，亦所以代便辟也，而官多惑之，往往形之白简，至于娟丽儇巧，则西北非东南敌也。”《万历野获编·男色之靡》中也说：“宇内男色有出于不得已者数家：按院之身辞闺阁，釺黎之律禁奸通，塾师之客羁馆舍，皆系托物比兴，见景生情，理势所不免。又罪囚久系狴犴，稍给朝夕者，必求一人作偶，亦有同类为之讲好，送入监房，与偕卧起。其有他淫者，致相殴讦告，提牢官亦有分剖曲直。尝见西署郎吏谈之甚详，但不知外方狱中亦有此风否。又西北戌卒，贫无夜合之资，每于队伍中自相配合，其老而无匹者，往往以两足凹代之，孤苦无聊，计遂出此。正与佛经中所云五处行淫者相符，虽可笑亦可悯矣。至于习尚成俗，如京中小唱、闽中契弟之外，则得志士人致娈童为厮役，钟情年少狎丽竖若友昆，盛于江南而渐染于中原。至今金陵坊曲有时名者，竞以此道博游婿爱宠，女伴中相夸相谑以为佳事，独北妓尚有不深嗜者。佛经中名男色为旃罗含。”
当时可以说，上至皇帝、高官，下至市井小民，都在为这种风气的蔓延推波助澜，士大夫自然不可能独善其身。所不同的是，如果说其他人还把它当作有碍廉耻的事情（尽管可以不顾廉耻），他们却往往并不以此为耻，而是赋予这种行为一种浪漫色彩，不少小品中透露出他们对所结交的风月场中女子的深情厚谊。嘉靖年间的风流中书舍人潘之恒，工诗善曲，不仅遍交海内文坛名流，而且与梨园子弟、优伶美妓广为结交，他的好友陈元素说他：“性好客，好禅，好妓，日必与客同食，少亦数人，绿衣红粉参半。”潘之恒自己更为坦白地说出了他所谓快游生活：“经三吴三月余，旧交无人不会，无会不豪；无日不舟，不园，不妓，不剧，无夜不子，无胜不跻，无花不品题，无方外高流不探访，无集不拈咏，无不即集成，无鲜不尝，无酝不开，无筐庋不倾倒，似快游乎？”他的小品集《鸾啸小品》中有许多描绘他在风月场与梨园中的所见、所闻、所历之事，倾注了他的情感。如《舞媚娘》是他为一位曾用情的万历绝色妓女所作的小传。
其中形容舞媚娘“春风暄妍，颜色与之焕发”，光晚明士大夫这种纵情声色、醉卧风月的行为只是他们游戏人生态度的一种表现。实际上无论是他们放纵于鲜衣美食，沉湎于亭园山水，抑或是津津乐道于各种玩乐收藏及声色犬马，从根本上讲都是晚明人为自己那种游戏人间、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所找到的一种宣泄方式而已。这种追求享乐的生活与感官上的快感与审美愉悦，不图长久，只求满足眼前短暂幸福的态度，使他们对生活的要求日益精致，日益挑剔。如谢肇膌对于观花时所获得的快乐就提出种种要求，而要满足如此多的条件则真是如他所说，人的一生中“情景和畅，穷极耳目”的时候便极少了。他说：
人生看花，情景和畅，穷极耳目，百年之中，能有几时？余忆司理东郡时，在曹南一诸生家观牡丹，园可五十余亩，花遍其中，亭榭之外，几无尺寸隙地，一望云锦，五色夺目。主人雅歌投壶，任客所适，不复以宾主俗礼相訬。夜复皓月，照耀如同白昼，欢呼谑浪，达旦始归。衣上余香，经数日犹不散也。又十余年，在长安一勋戚家看菊，高堂五楹，主客几筵之外，盆盎密砌，间色成列，凡数百本，末皆齐正如一，无复高下参差。左右顾盼，若一幅霞笺然。既而移觞中堂，以及曲房夹室，回廊耳舍，无不若是者。娈童歌舞，委蛇其中，兼以名画古器，琴瑟图书，纵横错陈，不行觞政，不谈俗事。虽在画栏朱拱之内，萧然有东篱南山之致。盖生平看花极乐境界，不过此二度耳。居诸如流，每一念之，恍如梦寐中也。
不难看出，他所描述的此种极乐境界，也就是审美的境界，而从其叙述来看，这种境界的得来是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包括花卉的繁盛，主人的热情，环境的优雅，活动的自由，陈设的适宜，美人歌舞，琴棋书画等。正是因为晚明人沉醉于对生活的享受之中，美酒佳肴、可人声色麻醉了他们的神经，钝化了他们的感觉，非更刺激、更全面的对象与条件，很难燃起他们心中的激情，使他们产生审美享受，从而他们对审美对象与条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正如谢肇膌所言：“得胜花者，未必有胜地；得胜地者，未必有胜时；得胜时者，未必有胜情；得胜情者，未必有胜友。雕栏画栋，委巷村尘，非地也；凄风苦雨，炎昼晦夜，非时也；宦情生计，愁怀病体，非情也；高官富室，村妓俗人，非友也。具花情，然后择花友；偕花友，然后谋花地；定花地，然后候花时；庶几岁一遇之矣，然而不可必得也。”可以看出其对审美条件要求的严格，仅仅赏花，就必须有花、地、时、情、友几方面的条件凑合机遇，才真正能达到审美的境界，无怪乎，一生也难遇几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