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侯虎丧命,攻破祟城
其实当祖伊劝阻纣王的时候,纣王同样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也采取了应急措施。但是,由于他刚愎自用和自恃聪明的个性而拒不纳谏,在他看来,大臣们的意见真是浅薄至极。约王命令军队在黎国集结,准备同姬昌进行决战。这就是《左传·昭公四年》所记载的:“商约为黎之茧,东夷叛之。”
东夷,分布在今河南东部、山东南部、江苏西部和安徽境内。它与商的战争由来已久,是商王朝的心腹之患。东夷,历史上也称为“东夷民族集团”,是周朝以前仅次于中原华夏民族的第二大民族。东夷的本意为东方之人,是中原华夏民族对当时东方各民族的统称。主要分布在今山东、江苏一带和长江、淮河流域。东夷历史上曾经非常强大,是势力仅次于中原华夏民族的第二大民族,是当时中原民族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曾经多次和东夷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炎帝、黄帝同蚩尤之间的战争就是华夏部落与东夷最早的大规模冲突。东夷与中原民族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既有战争,也存在合作与融合,例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舜就是东夷部落首领,双方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早期灿烂的文明。但总体来说,双方的冲突更多些。历史上,当中原地区的力量强于东夷时,东夷就臣服于中原王朝。而当中原地区的力量衰落时,东夷就立即转为进攻。中原地区的民族和国家与东夷始终是处于“时战时和”的拉锯形式。东夷也成为始终威胁中原王朝最大的力量。这种局面到商朝末期更加明显。伴随商朝的衰落,东夷开始大举西进入侵商朝。因此,纣王帝辛面临要么妥协要么反击的选择。他选择了反击。但纣王帝辛面临着艰难的局面,西方有周,尽管周再次臣服,但难保他不复反。如果此时进攻东夷,有可能出现商被东西夹击的局面。但东夷问题已经到了必须有个了解的地步,于是纣王帝辛在西部部署了一部分兵力,联合忠于他的方国监视周。同时,调集大军开始远征东夷。
商末以来,尤其在帝乙和纣王时期,双方的战争始终未曾间断。这一次,东夷的进攻真是对纣王的致命一击,给商朝急剧恶化的形势雪上加霜。大敌当前,封王企图先彻底击败东夷,巩固后方,回过头来再与姬吕决战。他率商军主力向东夷进行大规模讨伐,意在速战速决的封王没有想到,他陷入了与东夷互为攻守的拉锯战中,不仅宝贵的时间被无情地耽搁,而且严重削弱了商王朝对周军的防范力量。东战东夷成了纣王帝辛重大的战略失误。
姬吕抓住这个时机,飞速南下,急趋朝耿,不久即攻取了招(今河南沁阳)。招是商王的田猎区,地处商朝腹地。招被周军占领,成为周商势力对比转换的标志,因为该地一失,周军即出现在河南平原上,无地势阻碍,可宜直驱朝歌。
然而,前面便是祟侯虎的封地,祟是商肩下与之关系密切的大国。
昔日崇家先祖在崇州抵御鬼方和犬戎,为商汤立下汗马功劳,得封北伯侯,世袭罔替。
崇侯发现崇州一带山势险峻,矿藏丰富,为绝蛮夷祸乱,带领百姓建关筑城,欲图凭借人力打造一座坚不可摧的雄关。百姓苦于鬼方与犬戎扰乱,闻言无不欢欣鼓舞,纷纷跟随崇侯全力营建。
不想工程浩大,虽本意抵御外敌,却连年耗费钱财,扰民生计,致使崇州民不聊生,苦不堪言。
崇城固然重要,但崇侯深知百姓之重,虽然难以取舍,最终还是停止了崇城的修筑,并定下祖训不可再筑崇城。百姓因此得以休养生息。
许多年过去了,一直到崇侯之位传至崇家后人崇侯虎。
崇侯虎为人残忍暴虐,对纣王唯命是从,对百姓则血腥压制,商纣的暴政致使鬼方和犬戎又有来犯之意,崇侯虎为保商纣安心,不顾祖训,强行征召百姓,加大税赋,重新修建废弃多年的崇城。
此次崇城的修筑,可谓是崇州百姓的一部血泪史。崇城建筑的地理位置险峻,动工十分危险,但崇侯虎却一再逼迫工期,不少工匠坠入深渊,命丧黄泉。崇侯虎怕百姓哗变,在崇城布置了重重机关、步步关卡,崇城的地下,不知掩埋了多少白骨,以至崇州境内怨气冲天,风云变色。
崇侯虎之残暴不止于此,他更是以邪术将众多工匠魂灵困于崇城,使其无法踏入轮回,以魂灵的怨恨为崇城又增添一道屏障,却也种下自己不得善终的恶果。
据说崇城竣工之日,电闪雷鸣,黑云压境,就连镇压黑龙的女娲神像也流下了眼泪,百姓哭声载道祭奠自己死去的亲人,崇侯虎却在崇城内歌舞升平大肆庆祝,百姓敢怒不敢言。
崇是周人向商统治中心朝歌推进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障碍。姬昌伐崇注定是一场硬仗。崇侯虎依城固守,等待纣王回师西线,里应外合,彻底击败姬昌。
崇周两军在祟城之下一直相持达3旬之久。这是姬昌兴兵伐商以后历时最长的一次战役。崇侯虎期盼的纣王主力部队始终未能出现,崇最终被攻破。
朝歌门户洞开,敞开在雄心勃勃的姬昌及其盟友面前。至此,周军已完成对商统治中心区域的包围,并形成钳形攻势。
姬昌临前托孤
姬昌杀了崇侯虎父子之后,占据了崇地。清点府库,得到了无数钱财粮食,军威大振。
占领崇城之后,姜尚曾建议迁都崇城,因为崇地沃野千里,物产丰富,粮食充足,不仅军事上有战略意义,也是重要的经济中心。
姬昌认为刚刚攻打收复了崇城,崇城人心未服,不可以作为都城,最后姬昌选择了在丰地,丰水西岸兴建都邑。
丰邑城的建立,把周族的政治中心从周原的岐邑东迁,在丰(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树起了周的旗帜。至此,姬昌经过几年的西征东伐,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对商都朝歌的战略包围,达到了古书所说的“三分天下,周有其二”的局面。周族对商王朝形成了咄咄逼人的威胁。
正当姬昌欲大展宏图之志的时候,却一病不起。眼前总是浮现出崇侯虎被杀的时候那狰狞可怖的人头模样,寝食不安,眼见得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文武百官问安,接踵而来。
有一天,姜尚进宫问安,见姬昌枯瘦如柴,力不能支,不禁落下泪来。
姬昌知道自己的时日已经不多了,于是命人将自己的次子姬发叫到床前,慎重地将自己的次子托付给了姜尚。
姬发听从姬昌的话,拜姜尚为师,姜尚因感激姬昌的知遇之恩,一直竭尽全力地辅佐姬发。
《尚书·无逸》和《吕氏春秋·制乐》都说姬昌享国50年,称王前立国43年。死后葬于毕(指陕西长安县与咸阳之间渭水南北岸,境域较广)。周文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名君圣人,被后世历代所称颂敬仰,《诗经·大雅》中有颂。
中国古人普遍有崇古心理,效法上古圣贤之君、效法“三代”之法,是古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周文王就是人们心目中的完美形象。孔子称周文王为“三代之英”,还感慨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孟子称文王这样的圣人500年才出一个。历代以复周礼为己任的人就更数不胜数了。其实,由于年代久远,文献残缺,人们对周文王的了解未必很多,周礼也未必很完美,但是作为人们对清明之君、清明之制的一种向往,它的意义还是积极的,所以说抽象意义的周文王影响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后世的儒家,为了把道德与政治联系起来,把文王当成一个“内圣外王”的典型加以推行,文王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了。孔子就特别推崇文王,他做梦都想恢复“郁郁乎文哉”的周礼。但文王的言论今天已经所见无几。据说文王善演周易,今天的周易就有文王的整理之功,也许从那里,我们可以看出文王的一些政治理念。
姬昌死后,其子姬发于公元前1076年继位,是为武王,尊其父姬昌为文王。他继续完成文王的没有完成的事业,灭商的大业进入了最后的实施阶段。
此时,殷商日益严重的危机,已经处于不可挽救的地步。在此之前,由于周人在西方的不断进逼,使殷商的臣下普遍感到有覆灭的危险。同时,各地诸侯也纷纷叛离。商纣王就把他的主要兵力调往东线,全力进攻东夷各部。但是,由于东夷的地域辽阔,东夷各割的力量也比较强大,使得商王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才取得了对东夷各部战争的胜利。商纣王用兵东夷,虽然取得了胜利,也俘虏了“亿兆夷入”,掠夺了大批财物,但却消耗了殷商王朝的大量人力、物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的矛盾,为周人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契机。
武王自称太子发,不称王,不改年号,以示奉文王之命。西伯侯在周国和诸侯中有很高的威望。武王一登基,打着文王的旗号,充分动员军民群众和各诸侯国。周武王尊西伯侯为文王,制作了一个木雕神主供奉在大殿上。周武王宣称要发扬光大西伯侯事业,灭殷是西伯侯的遗忘。这一着棋很灵,文王的精神把周国人民及诸侯们都团结起来了。
姬昌死的时候,纣王正在饮酒作乐,听说姬昌死的消息之后,十分高兴,更加感觉自己就是天命的帝王,谁也无法推翻。
当时朝中的大夫姚忠曾建议纣王趁姬发根基未稳,发兵讨伐,一举灭周,以除去后患,但是纣王过于狂妄自大,认为姬发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的黄口稚子,不足为惧。
姚忠认为姬发虽然年轻,但是聪慧过人,素来心怀大志,而且有姜尚、南宫适、散宜生等一班文臣武将辅佐,不可轻视。
但是纣王却认为姜尚不过是一个鼓刀屠夫、算命先生,并且已经年老体衰,南宫适只是一介武夫,姚忠不过是庸人自扰。不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而且在朝中大摆宴席,庆贺姬昌的死。
这一失误,最终导致了商朝最终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