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上午9点,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雷达给主编班学员上第五堂课《当代文学的社会位置》。到下午,形势急转直下,院方召开紧急会议,由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张胜友代表中国作协宣布:
鉴于“非典”猖狂,蔓延迅速,主编班暂时停课,何时复课等候通知。学员去留自由,完全由个人决定。张胜友最后用浓重的闽西永定县客家口音强调:
“这是一场瘟疫。”
于是,全班47个同学,有35人选择回家;12人选择留下。我是留守者之一。一是《福建文学》编辑部经费拮据,来去路费能省则省。二是万一真得病了,不至于回去传染家人和同事。
这边,会议刚结束,天津已经专程来车接《小说月报》副主编董兆林、《散文》副主编刘雁两位同学。他俩都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单位要求回去体检并隔离观察半个月——后来不少回去的同学都是同等待遇,说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真不该回去。接着,吉林省吉林市朝鲜族刊物《道拉吉》主编金红兰同学也坐车走了。
于是,留下来的12位同学与同样不走的班主任高深老师等就在鲁院大门、院内分别合影留念。马上要告别的董兆林、任真、程绍武等同学也加入进来匆匆留影,匆匆辞行。
4月24日一大早,没有吃早饭,《山东文学》副主编(今山东省作协副主席)许晨等已经往机场赶早班机回去了。而早饭后,本来要回兰州的《西北军事文学》主编任真发低烧,像感染“非典”的征兆,走不了了。一时间鲁院上下如临大敌,十分紧张。我则不当回事,走进301室看望任真,送鸡蛋给他吃(盛传吃鸡蛋有助于提高免疫力)。而班主任高深已经坐在任真床头,颇具大将之风。就这样,我们留守同学还在上午送走了海口《天涯》副主编王雁翎、贵州毕节《高原文学》主编禄琴、北京《阳光》副主编刘俊(打的回家)。
4月24日下午,我们又先后送走了河南省《散文选刊》主编王剑冰和《小小说选刊》主编杨晓敏、河北省《散文百家》主编贾兴安、吉林省《参花》主编王怀宇。下午,任真的烧退了,但走不了了,因为组织上已经把他的机票退了(改次日航班)。这边,家在北京的《诗刊》总编室主任张新芝同学专门从家里拿来体温计,送高深老师、我、王曼玲、梁琴等留守师生一人一支。真算得上是礼轻情义重了。
4月25日,上午送走了湖北《长江文艺》副主编胡翔、新疆《绿原》主编曲近;下午送走了重庆《红岩》主编刘阳和任真。
4月26日,上午送走了江苏省《钟山》主编傅晓红、《雨花》主编姜琍敏、《青春》主编裴秋秋;广东省《作品》副主编温远辉(今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安徽省《艺术界》主编孙叙伦……还有《山西文学》编辑部主任(今主编)鲁顺民、《人民日报》文艺部作品组长王玉芳、湖南省《母语》主编王静怡、解放军艺术学院唐韵等何时走的,我也不知道。转眼之间,鲁院人去楼空,让人顿生“不思量,自难忘……无处话凄凉”的慨叹。我的日记这样记载:
“(当天)下午,留校的学员我、马青山、曹雷、盛丹隽、董立勃、郭文斌、张庆国、王童、马宝山、梁琴、王曼玲(缺西藏的维色)由高深班主任和张晓峰老师(曹文轩教授的博士生)召集开会,选举了新的班干部。决定学员坚守鲁院不出院门和不会客的纪律;决定‘五一’节出游(后取消)及加餐,搞好留校生活。晚上,王童放映碟片《鬼子来了》及《我与铁托》。前者由姜文主演及导演,很好。”
也是在4月26日子夜,央视“午夜聚焦”宣布,今起北京所有文化娱乐场所停止营业;北京所有学校放假,同时推迟暑假返校时间;对银行流通的人民币进行消毒等。同时听说中央还准备将2003年高考时间推迟到下半年(后来如期举行)。也是从2003年开始,全国高考从每年的7月7日至7月9日改为6月7日至6月9日。
而且,从4月21日起,北京每天定时播报新增感染“非典”的病员人数。
4月21日,北京新增感染“非典”106例;
4月22日,北京新增感染“非典”105例;
4月23日,北京新增感染“非典”89例;
4月24日,北京新增感染“非典”108例;
4月25日,北京新增感染“非典”113例;
4月26日,北京新增感染“非典”123例;
4月27日,北京新增感染“非典”126例。
鉴于北京“非典”传染严重,4月27日北京市政府宣布“三就”防范原则:就地预防;就地治疗;就地隔离。确保不输出病人到全国各地去。也是从这一天,我们留守师生被一把大锁锁在鲁院,吃住都在院内,禁止外出——就像关禁闭一样。此时,全世界已有30个国家发生“非典”。